袁世凱的‘水門’和‘江南’
再者，宋案發生於華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應移交江蘇都督程德全及中國法庭主審。袁總統得報乃連電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會同黃興上將，和前司法總長伍廷芳、王寵惠，根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證物，呈報袁大總統。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製向法製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之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子，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心平氣和的就事論事，我倒覺得此事頗像尼克森總統的水門案。事發時總統可能不知實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後，發現確是自己的人幹的，乃又企圖為犯案人隱瞞，因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誠的幹部也。人家本為你犯法，你現在要執法以徇，倒打一耙，豈不令忠貞之士寒心哉？總統想為自己人隱瞞，因為政敵太多，愈要隱瞞，愈瞞不了，知法犯法，尼總統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讀來也頗像蔣經國晚年所發生的‘江南案’。經國晚年對為他作傳的學生‘叛徒’劉宜良，不用說是深惡痛絕，但是後來曝光的一切證據顯示，經國並沒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幹掉。幹掉江南的卻是、不成問題的，蔣下麵最最忠誠的特務和黑道。他們在殺人曝光之後，據說經國為他們底愚忠和愚蠢，氣得死去活來。
女兒城的故事
再者，我們根據三千年來的中國史書，和八十年來的民國實例，知道最高當局、大獨裁者，尤其是袁、蔣、毛這樣的獨裁領袖，他們有意殺人，都不會動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們隻需皺皺眉頭，自然就有聰明人知道其意義何在。佛經上有個故事說，某次靈山大會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葉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這種智者的本領，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國古典政治學裏則叫做‘承旨’。幹隆皇帝下江南時，路過濟南府，乃問起古書裏有關齊國女兒城的故事，隨行的大臣都大掉其書袋，以自表博學，隻有一位大太監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盡搜‘女兒城’中的美女，來替皇上伴宿。事為皇後偵知，她怕丈夫染上愛滋病，就前來鬧場，被丈夫踢了一腳。她又去向太後申冤，太後又認為哪個貓兒不沾腥，拒絕主持正義。幹隆爺自己也認為他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儀天下’，就把她‘廢’掉了。【故事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
這種有read his mind本領的聰明人，在蔣、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說他能‘體諒領袖苦心’。這‘體諒’二字，便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大陸上的康生和汪東興，如何體諒主席苦心，一定有更驚人的警語和行動，將來自會慢慢出現的。可是真正的‘忠臣’，體諒之後，就按照領袖的苦心，主動地去執行，還是不夠的。萬一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你還要為領袖。背盡一切黑鍋，負盡一切責任。領袖如為化解他自己的責任，而要向你‘借頭一用’之時，你得慷慨捐頭，而口無怨言，是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隻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義士……，古人所謂‘死士’；所謂‘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者也。隻有這樣，你才能取得領袖的絕對信任，成為領袖的‘心腹’，去享榮華，受富貴。但你如善於read his mind，就想乘勢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經發覺，那你就自掘墳墓了。
宋至死未嚐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人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製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後諍諫呢。書曰：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
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範圍。就司法方麵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麵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侯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報’】
再者，宋案發生於華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應移交江蘇都督程德全及中國法庭主審。袁總統得報乃連電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會同黃興上將，和前司法總長伍廷芳、王寵惠，根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證物，呈報袁大總統。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製向法製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之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子，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心平氣和的就事論事，我倒覺得此事頗像尼克森總統的水門案。事發時總統可能不知實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後，發現確是自己的人幹的，乃又企圖為犯案人隱瞞，因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誠的幹部也。人家本為你犯法，你現在要執法以徇，倒打一耙，豈不令忠貞之士寒心哉？總統想為自己人隱瞞，因為政敵太多，愈要隱瞞，愈瞞不了，知法犯法，尼總統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讀來也頗像蔣經國晚年所發生的‘江南案’。經國晚年對為他作傳的學生‘叛徒’劉宜良，不用說是深惡痛絕，但是後來曝光的一切證據顯示，經國並沒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幹掉。幹掉江南的卻是、不成問題的，蔣下麵最最忠誠的特務和黑道。他們在殺人曝光之後，據說經國為他們底愚忠和愚蠢，氣得死去活來。
女兒城的故事
再者，我們根據三千年來的中國史書，和八十年來的民國實例，知道最高當局、大獨裁者，尤其是袁、蔣、毛這樣的獨裁領袖，他們有意殺人，都不會動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們隻需皺皺眉頭，自然就有聰明人知道其意義何在。佛經上有個故事說，某次靈山大會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葉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這種智者的本領，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國古典政治學裏則叫做‘承旨’。幹隆皇帝下江南時，路過濟南府，乃問起古書裏有關齊國女兒城的故事，隨行的大臣都大掉其書袋，以自表博學，隻有一位大太監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盡搜‘女兒城’中的美女，來替皇上伴宿。事為皇後偵知，她怕丈夫染上愛滋病，就前來鬧場，被丈夫踢了一腳。她又去向太後申冤，太後又認為哪個貓兒不沾腥，拒絕主持正義。幹隆爺自己也認為他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儀天下’，就把她‘廢’掉了。【故事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
這種有read his mind本領的聰明人，在蔣、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說他能‘體諒領袖苦心’。這‘體諒’二字，便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大陸上的康生和汪東興，如何體諒主席苦心，一定有更驚人的警語和行動，將來自會慢慢出現的。可是真正的‘忠臣’，體諒之後，就按照領袖的苦心，主動地去執行，還是不夠的。萬一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你還要為領袖。背盡一切黑鍋，負盡一切責任。領袖如為化解他自己的責任，而要向你‘借頭一用’之時，你得慷慨捐頭，而口無怨言，是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隻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義士……，古人所謂‘死士’；所謂‘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者也。隻有這樣，你才能取得領袖的絕對信任，成為領袖的‘心腹’，去享榮華，受富貴。但你如善於read his mind，就想乘勢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經發覺，那你就自掘墳墓了。
宋至死未嚐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係，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人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製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後諍諫呢。書曰：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
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範圍。就司法方麵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麵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侯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