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該次通電中,他們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各該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則代表各該省原有之谘議局。那時由水陸兩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難,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蓋當時的輪船公司多由外商經營,外商享有治外法權,清政府對其乘客無法幹擾也。其時各省的革命情緒,皆甚為熱烈。一經號召,代表們就紛集滬上了。至十一月十五日(陰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閩、魯、湘諸省,及上海、鎮江兩地區代表抵滬,代表會乃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擬訂臨時政府組織法,以及相關的法令和規章。大會自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以都督代表會暫代參議院


    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所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至此已立國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績卓著。如今既然模仿美製的三權分立,美國最高立法機關是具有上下兩院的國會。共和中國,立國伊始當然無法召開國會,所以隻有變通一下,就由這個‘各省都督代表會’暫作立法機構。開會時每省暫定一票。因此這個‘代表會’,在形式上,就頗像每州兩票的美國國會的上院( senate,漢譯‘參議院’)了。換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國國會的雛形便是個,有上院、無下院;有參議院、無眾議院的美國國會。這個開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國立國之初,也正是這樣的。在上海首先組織的這個代表會除具有立法權,可以製定一切法律規章之外,也有權代表人民,選舉‘臨時大總統’。(美國革命時,華盛頓也是如此這般選出的。)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在漢口誕生


    可是上海這時雖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時革命戰爭的重心,和早經組織的革命軍政府,畢竟還在武漢,而黎元洪的邀請通電,且早於滬方。加以這時在革命陣營中的第一號戰將,也是聲望僅次於中山的黃興,也正在漢陽前線督戰,因此後來在漢方代表要求之下,會中乃有動議把會址移往武漢。此案通過之後,眾議則將原有會員人數一分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於上海以為聯絡。此一建議最初原是從權應變,不意竟伏下後來寧漢不和的惡果,實非當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後話。


    當滬方各代表遵議逐一乘輪去漢時,不意清軍適於此時反攻,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奪回漢陽,武昌全城均陷入敵炮射程之內,而漢方革命領袖間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麵化。原被外界誤傳為‘孫文之弟’的孫武,竟通電詆毀黃興,黃興遂於翌日黯然離漢去滬,革命陣營內部從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齟齬了。迨各省代表多數抵達武昌時,革命軍所擁有地區,已無安全會議場所,然既來之,則安之,各省代表乃選出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並遷入漢口英租界之順昌洋行,繼續開會。


    在漢期間,代表會之成就蓋有兩條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認,當時設在武昌的鄂軍軍政府為革命軍的中央政府。其二則為製定一項包括三章二十一條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則‘大綱’後來再經過若幹次修正,最後變成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為近代中國的第一部憲法,政治史書上簡稱為‘民元約法’。它在民國初年竟變成政爭的重心所在。其後所發生的‘護國’、‘護法’兩大內戰,都是為它開戰的。以後我們再慢慢敘其原委。


    從一軍三旗到黃黎易位


    根據這部相當實際而可行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革命軍當局乃急謀組織能統籌全局的民國政府,和選出一位大總統作最高領導人。正在各代表緊鑼密鼓地尋覓首都,和最高領導人選之際,天不負人,江浙聯軍忽於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龍蟠虎踞的南京,原為六朝古都。民族英雄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於此。如今革命軍既然克復南京,對那些正託庇於漢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真是喜從天降,他們就決定,立刻組織中央政府,選舉總統,定都南京,以徹底推翻滿清,取而代之了。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後,滬漢兩地人數相等的各省代表,乃分別集會討論總統人選及定都南京等相關要政。


    因此漢方之代表會,在接獲南京光復喜訊之後,乃決定於一周之內,東遷南京,從事製法與選舉之要務。不意滬方各省代表,在江浙兩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慫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於十二月四日在滬舉行代表會議,票選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聞訊,乃立即通電,斥滬選為非法,而黃興亦深為疑慮,不願就任。迨漢方代表陸續抵達南京,乃又說服滬方代表,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選,以黎、黃分任正副元帥。黎雖首肯,而黃仍謙辭。以致牽延不能決。


    此次擁黎、擁黃兩係之爭,雖同兒戲,然雙方之選舉,均隻選‘大元帥’,而不及‘總統’者,實雙方之意,均係虛此‘總統’大位,有待於袁世凱旦夕之附義,出長民國之大政也。何以這時如火燎原之革命陣營,還有待於袁氏來作頭頭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虛位原以待袁中山變成黑馬


    因此,在兩方緊鑼密鼓,各議其議時,歷史家還得略敘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簡單的說來,那就是袁世凱政治權力的迅速竄升,十一月十六日,終於拜命組閣,大權獨攬。但袁在清末幾遭攝政王載灃毒手,如今東山再起,絕無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實為養寇自重,然後再挾清壓孫,伺適當時機,通吃兩家,唯我獨尊。袁當時也確有此實力,亦有此時機,故有恃無恐也。所以他在東山再起之初,對交戰雙方,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在兩方都造成了一個‘非袁不可’之客觀形勢,此一形勢亦為兩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婦孤兒、顢頇親貴之迅速就範,固無論矣。革命陣營中(包括中山在內之高級黨人)亦早有‘虛位以待’的公開聲明。然袁氏狡獪,往眾目睽睽之下,既不願逼宮取位於寡婦孤兒之下,更不願受大位於民黨之議會選舉。渠一廂情願之道,實為自組禦用國會,勸清帝‘辭位’,以‘禪讓’方式,舉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還要耍一耍中國政治的老傳統,自稱德薄能鮮,三辭而後受命。這一套在現代西方政治圈中的術語,叫做‘徵調’或‘拉夫’( draft ),吾實不願為也,國民公意,強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從天命也。這對他個人來說,那實在是最光輝的登基大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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