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界終究是人的世界，不是動物的世界;那麽，人之所以優勝究竟何在呢?這就在作為生命的工具、方法手段方麵，他雖不見優長，卻在運用工具方法手段的主體方麵，亦即生命本身大大升高了。在機體構造上，各專一職的感官器官不見其增多，亦不見其強利，反而見其地位降低，讓權於大腦中樞神經，大大發達了心思作用。他不再依靠天生來有限的工具手段，他卻能以多方利用身外的一切東西，製出其無限的工具手段。這就是說，他在生物進化途程中走了另外一個方向。
生物進化本來有著幾種不同方向的：首先植物和動物是兩大不同方向;其次動物界中節肢動物和脊椎動物又是兩大不同方向。不同的方向皆於其機體構造上見之。說人類走了“另外一個方向”，即是指的脊椎動物這一條路向。脊椎動物這一路，趨向於發達頭腦，以人類大腦之出現而造其高峰。為什麽說“另外”呢?對於生活方法依靠先天本能，生活上所需工具就生長在機體上，那舊有方向而說，這是後起的新方向。從心理學上看，舊有的即是本能之路，後起的為理智之路。理智對於本能來說，恰是一種反本能的傾向。傾向是傾斜的，初起隻見其稍微不同，慢慢越發展越見其背道而馳。節肢動物走的本能之路，以蜂蟻造其極。那些與人類相類近的許多高等動物，原屬脊椎動物，其傾向即在理智。在它們身上露出了有別於本能的端緒，本能卻依然為其生活之所依賴。必到人類，理智大開展，方取代了本能，而人類生活乃依賴學習。理智本能此消彼長，相反而不相離。在人類生命中，本能被大大削弱、沖淡緩和，減退，卻仍然有它的地位。此在食(個體生存)色(種族蕃衍)兩大問題上不難見出。
從食色兩大問題上不難見出本能仍然在人類身上有其勢力。不過對照動物來看，在動物身上畢生如是，代代如是，機械性很大，好像刻板文章的本能，但在人類卻像是柔軟易變的素材，任憑塑造，任憑鍛鑄，甚至可以變為禁欲主義如某些宗教，還可以逆轉生殖能力，向著生命本身的提高而發展，如中國道家“順則生人，逆則成仙”的功夫。這些話我們不暇談它，扼要點出其不同如下。
一、本能在動物是與生俱來的，為著解決兩大問題而配備好的種種方法手段。動物之一生，仿佛陷入其中而出不來，於是其整個生命亦就隨著而方法手段化，成為兩大問題的工具，失掉了自己。本能在動物生活中，直然是當家做主的。
二、感情興致與本能相應不離，雖有種種複雜變化，要不出乎好與惡之兩大方向。此兩異之方向，顯然是為利害得失之有異而來，而其為得為失為利為害則一從兩大問題上看。
三、由於反本能的理智大發展之結果，人類生命乃從動物式本能中解放出來，不再落於兩大問題的工具地位，而開始有了自己。從而其感情興致乃非一從兩大問題的利害得失以為決定者。
四、方法手段總是有所為的。與動物式本能相應不離的感情，不能廓然一無所為，不是為了個體，便是為了種族的利害得失。因而無私的感情，動物沒有，唯人有之。人類求真之心好善之心都是一種廓然無所為而為。例如核算數字，必求正確，算得不對，心難自昧。這就是一極有力的感情。這感情是無私的，不是為了什麽。求真之心，好善之心，亦或總括稱之為是非之心，當在大是大非之前，是不計利害得失的。必不能把求真好善當作營求生活的一種方法手段來看。
五、無私的感情發乎人心。人心是當人類生命從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其本能退歸工具地位而後得以透露的。唯此超居本能、理智之上而為之主的是人心，其他都不是。
說到這裏，舊著錯誤便自顯然。舊著籠統地講所謂“本能”，動物本能人類本能混而不分，是第一錯誤。直以此混而不分的本能當作人心來認識，就錯上加錯了。
還有舊著誤信歐美一些學者“社會本能”的說法，亦須待指明其如何是錯誤的。
人類夙有“社會性動物”之稱，因其他任何高等動物都沒有像人這樣總是依賴著社會過活。雖然節肢動物的蜂和蟻，倒是過著社會生活，但它們不屬高等動物。蜂蟻之成其社會出於本能，那是不錯的。因為其社會內部組織秩序，早從其社會成員在機體構造上種種不同，而被規定下來。人類走著反本能之路，本能大見削弱，豈得相比。近代初期的西歐人士便倡為“民約論”之說，說社會國家之組成起源於契約，不免是發乎民主理想的臆說，於歷史事實無征。但從有意識地結約之反麵，一轉而歸因什麽“社會本能”，又豈有當?特別是順沿著動物的本能來談人類的本能，混而不分，把人類社會的成因歸落到這混而不分的本能之上，錯誤太大，不容不辯。
人類特見優良之所在有二：一是其特見發達的心思作用，這是無形跡可見的一麵;又一麵是其隨時隨地而形式變化萬千的社會。此二者乍看似乎是兩件事，實則兩事密切相關，直同一事。心思作用完全是人(個體)生活在社會中隨著社會發展而發達起來的，直不妨說為社會生活的產物，而同時任何一形式的社會亦即建築在其時其地人們心理作用之上。形式一成不變的蜂蟻社會，當然是由本能而來的;卻怎能說形式發展變化不定的人類社會亦是出於本能呢?且以人類之優於社會生活歸因於人類所短絀的本能，顯然不近理，倒不如歸因於其所優長的心思作用，亦即意識作用還來得近理些。然而以意識作用來說明人類社會起源之不對頭，卻又己說在前了。
如此，兩無所可，便見出理智、本能兩分法之窮，而不得不捨棄我初時所信的克魯泡特金之說，轉有取於我前所不取的羅素的三分法。羅素在理智本能之外，提出以無私感情為中心的靈性來，自是有所見。可惜他的三分像是平列的三分，則未妥。應當如我上麵說的那樣：無私的感情發乎人心;人心是當人類生命從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其本能退歸工具地位而後得以透露的。正不必別用“靈性”一詞，直說是“人心”好了。說“人心”，既有統括著理智、本能在內，亦可別指其居於理智、本能之上而為之主的而說。這樣，乃恰得其分。
對於人類心理有此認識之後，亦即認識得人類社會成因。人類社會之所由成，可從其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兩麵來看。所謂必要性，首先是因其缺乏本能而兒童期極長，一般動物依本能為活者，一生下後(或在短期內)即有自營生活的能力。而依靠後天學習的人類，生下來完全是無能的，需要很長時期(十數年)在雙親長輩的撫育教導下，乃得成長起來。人不能離開社會而存活是其所以成社會。所謂可能性，指超脫於動物式本能的人心乃能不落於無意識地或有意識地各顧其私，而為人們共同生活提供了基礎。在共同生活中，從人身說，彼此是分隔著的(我進食你不飽);但在人心則是通而不隔的。不隔者謂痛癢好惡彼此可以相喻且相關切也。這就是所謂“恕”。人世有公道實本於恕道。恕道、公道為社會生活之所攸賴。雖則“天下為公”，還是社會發展未來之遠景，但此恕道公道從最早原始人群即必存於其間。乃至奴隸社會，在某一範圍內(譬如奴隸主之間)，某種程度上亦必存在的。否則此不恕不公之奴隸社會亦將必不能成功。在範圍上，在程度上，恕道公道是要隨著歷史不斷發展的，直至末後共產社會的世界出現而大行其道。總結一句：蜂蟻社會的成因即在蜂若蟻之身;人類社會的成因卻是在人心。
生物進化本來有著幾種不同方向的：首先植物和動物是兩大不同方向;其次動物界中節肢動物和脊椎動物又是兩大不同方向。不同的方向皆於其機體構造上見之。說人類走了“另外一個方向”，即是指的脊椎動物這一條路向。脊椎動物這一路，趨向於發達頭腦，以人類大腦之出現而造其高峰。為什麽說“另外”呢?對於生活方法依靠先天本能，生活上所需工具就生長在機體上，那舊有方向而說，這是後起的新方向。從心理學上看，舊有的即是本能之路，後起的為理智之路。理智對於本能來說，恰是一種反本能的傾向。傾向是傾斜的，初起隻見其稍微不同，慢慢越發展越見其背道而馳。節肢動物走的本能之路，以蜂蟻造其極。那些與人類相類近的許多高等動物，原屬脊椎動物，其傾向即在理智。在它們身上露出了有別於本能的端緒，本能卻依然為其生活之所依賴。必到人類，理智大開展，方取代了本能，而人類生活乃依賴學習。理智本能此消彼長，相反而不相離。在人類生命中，本能被大大削弱、沖淡緩和，減退，卻仍然有它的地位。此在食(個體生存)色(種族蕃衍)兩大問題上不難見出。
從食色兩大問題上不難見出本能仍然在人類身上有其勢力。不過對照動物來看，在動物身上畢生如是，代代如是，機械性很大，好像刻板文章的本能，但在人類卻像是柔軟易變的素材，任憑塑造，任憑鍛鑄，甚至可以變為禁欲主義如某些宗教，還可以逆轉生殖能力，向著生命本身的提高而發展，如中國道家“順則生人，逆則成仙”的功夫。這些話我們不暇談它，扼要點出其不同如下。
一、本能在動物是與生俱來的，為著解決兩大問題而配備好的種種方法手段。動物之一生，仿佛陷入其中而出不來，於是其整個生命亦就隨著而方法手段化，成為兩大問題的工具，失掉了自己。本能在動物生活中，直然是當家做主的。
二、感情興致與本能相應不離，雖有種種複雜變化，要不出乎好與惡之兩大方向。此兩異之方向，顯然是為利害得失之有異而來，而其為得為失為利為害則一從兩大問題上看。
三、由於反本能的理智大發展之結果，人類生命乃從動物式本能中解放出來，不再落於兩大問題的工具地位，而開始有了自己。從而其感情興致乃非一從兩大問題的利害得失以為決定者。
四、方法手段總是有所為的。與動物式本能相應不離的感情，不能廓然一無所為，不是為了個體，便是為了種族的利害得失。因而無私的感情，動物沒有，唯人有之。人類求真之心好善之心都是一種廓然無所為而為。例如核算數字，必求正確，算得不對，心難自昧。這就是一極有力的感情。這感情是無私的，不是為了什麽。求真之心，好善之心，亦或總括稱之為是非之心，當在大是大非之前，是不計利害得失的。必不能把求真好善當作營求生活的一種方法手段來看。
五、無私的感情發乎人心。人心是當人類生命從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其本能退歸工具地位而後得以透露的。唯此超居本能、理智之上而為之主的是人心，其他都不是。
說到這裏，舊著錯誤便自顯然。舊著籠統地講所謂“本能”，動物本能人類本能混而不分，是第一錯誤。直以此混而不分的本能當作人心來認識，就錯上加錯了。
還有舊著誤信歐美一些學者“社會本能”的說法，亦須待指明其如何是錯誤的。
人類夙有“社會性動物”之稱，因其他任何高等動物都沒有像人這樣總是依賴著社會過活。雖然節肢動物的蜂和蟻，倒是過著社會生活，但它們不屬高等動物。蜂蟻之成其社會出於本能，那是不錯的。因為其社會內部組織秩序，早從其社會成員在機體構造上種種不同，而被規定下來。人類走著反本能之路，本能大見削弱，豈得相比。近代初期的西歐人士便倡為“民約論”之說，說社會國家之組成起源於契約，不免是發乎民主理想的臆說，於歷史事實無征。但從有意識地結約之反麵，一轉而歸因什麽“社會本能”，又豈有當?特別是順沿著動物的本能來談人類的本能，混而不分，把人類社會的成因歸落到這混而不分的本能之上，錯誤太大，不容不辯。
人類特見優良之所在有二：一是其特見發達的心思作用，這是無形跡可見的一麵;又一麵是其隨時隨地而形式變化萬千的社會。此二者乍看似乎是兩件事，實則兩事密切相關，直同一事。心思作用完全是人(個體)生活在社會中隨著社會發展而發達起來的，直不妨說為社會生活的產物，而同時任何一形式的社會亦即建築在其時其地人們心理作用之上。形式一成不變的蜂蟻社會，當然是由本能而來的;卻怎能說形式發展變化不定的人類社會亦是出於本能呢?且以人類之優於社會生活歸因於人類所短絀的本能，顯然不近理，倒不如歸因於其所優長的心思作用，亦即意識作用還來得近理些。然而以意識作用來說明人類社會起源之不對頭，卻又己說在前了。
如此，兩無所可，便見出理智、本能兩分法之窮，而不得不捨棄我初時所信的克魯泡特金之說，轉有取於我前所不取的羅素的三分法。羅素在理智本能之外，提出以無私感情為中心的靈性來，自是有所見。可惜他的三分像是平列的三分，則未妥。應當如我上麵說的那樣：無私的感情發乎人心;人心是當人類生命從動物式本能解放出來，其本能退歸工具地位而後得以透露的。正不必別用“靈性”一詞，直說是“人心”好了。說“人心”，既有統括著理智、本能在內，亦可別指其居於理智、本能之上而為之主的而說。這樣，乃恰得其分。
對於人類心理有此認識之後，亦即認識得人類社會成因。人類社會之所由成，可從其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兩麵來看。所謂必要性，首先是因其缺乏本能而兒童期極長，一般動物依本能為活者，一生下後(或在短期內)即有自營生活的能力。而依靠後天學習的人類，生下來完全是無能的，需要很長時期(十數年)在雙親長輩的撫育教導下，乃得成長起來。人不能離開社會而存活是其所以成社會。所謂可能性，指超脫於動物式本能的人心乃能不落於無意識地或有意識地各顧其私，而為人們共同生活提供了基礎。在共同生活中，從人身說，彼此是分隔著的(我進食你不飽);但在人心則是通而不隔的。不隔者謂痛癢好惡彼此可以相喻且相關切也。這就是所謂“恕”。人世有公道實本於恕道。恕道、公道為社會生活之所攸賴。雖則“天下為公”，還是社會發展未來之遠景，但此恕道公道從最早原始人群即必存於其間。乃至奴隸社會，在某一範圍內(譬如奴隸主之間)，某種程度上亦必存在的。否則此不恕不公之奴隸社會亦將必不能成功。在範圍上，在程度上，恕道公道是要隨著歷史不斷發展的，直至末後共產社會的世界出現而大行其道。總結一句：蜂蟻社會的成因即在蜂若蟻之身;人類社會的成因卻是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