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楊無戲可演，在家中休身養息了。入川八年來。白楊還真難得有這樣的閑隙。
在這稍得寬餘的日子裏，白楊回想起了自己的影劇生涯。從1931年進演員養成所至今，已有14年了。十四年來，馬不停蹄地排戲、演戲，究竟排演了多少，還沒有來得及計算過，總結過，是該好好回顧一下了。她想了想，展紙握筆整理起來。
白楊粗粗整理羅列了一下，參加演出與主演的影片計有八部，話劇有四十五部。
這五十多個影劇，五十多個角色，凝結著白楊多少青春的熱血、淚水和汗水，在探尋、求索的征途中，又遇到了多少艱難險阻以至魑魅魍魎。十四年來，真是艱苦卓絕，篳路藍縷，感慨萬分。
白楊禁不住這樣揮筆寫下自己內心的感受：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感言
所演過的這四十(五十)餘出戲，雖然有的是獨幕劇，但不論其輕重，在每個角色上麵，我都曾灑下了心血。盡管有些戲上演的年月日和地點場所甚至連角色的名字我都模糊無法追憶，可是當時自己在舞台上的影子和孕育每個角色時那種痛苦心情，現在還能清楚地感覺到。說起痛苦的心情，現在想起來那些演過的戲，留給我的回憶多是痛苦的!有何可賀的歡愉?
算一算走上演戲這條路有十多年了，時間不算短，可是吃了不少苦。怎麽進入角色?一個人孤零零地摸索著，沒有書本的教誨，沒有良師的引導，沒有好夥伴的幫助，好像一個要學步的孩兒，沒人管她，而她必須應該走路的時候，隻憑一股勇氣走起來，怎麽走得穩呢?又走向哪裏呢?她全茫然。前麵本是一條平坦的大道，而她摸索著誤入歧路，她就陷入苦惱中……在崎嶇的小道上不知跌了多少跟鬥，有石頭碰痛了骨頭，也有荊棘刺破了血!走了快十年了，已經遍體鱗傷，暗地裏哭了不少回，可是她並沒灰心。就憑著將近十年的痛苦經驗和一顆赤誠倔強的心，終於她看到大路的邊沿了。
在大道上走多舒服，多省勁，又多輕快啊!但回頭看看走過的那條小路所遭遇的痛苦，自然不寒而慄!對那些曾賜我甘露以解渴，野果以充飢的，我仍懷著感激;對那些刺我的荊棘，和阻攔我行路的亂石，我仍禁不住要忿恨。不過，這不能怪它們，誰叫我碰著它們呢?它們本身就是壞東西。惹不得的，應該離開它們遠遠的，或者除掉它們。
對於那些初初幹戲的年輕人，我現在總懷著關切的心情，總願給他們一點溫暖和幫助。我就怕他們多浪費時間和精力，走小路拐彎抹角兜圈子，那真痛苦，想想多可怕。
這篇近千字的“感言”，是白楊十四年影劇生涯的真實寫照，是真情實感的宣洩。
卻說光陰荏苒，轉眼已是1945年8月份了。這天晚上，窗外猝然爆發出一片巨響，這是什麽聲音?那樣排山倒海、震天撼地、激昂澎湃。
剛動了闌尾手術的白楊，捂著還未拆線的傷口，支撐起虛弱的身軀，側耳靜聽，窗外傳來的是鞭炮聲、鑼鼓聲、歡呼聲。
“日寇投降了!”
“中國勝利了!勝利了!”
中華八年離亂，萬家墨麵;八年抗戰，篳路藍縷。
日寇燒殺搶掠，血債纍纍;八年逞凶，一朝覆亡。
可是，誰料想，勝利的陽光剛剛照臨祖國的山河，內戰的陰雲又漫上天空。對於文化事業，“四大家族”獨占了一切電影機構及其全部物資，還多方對我進步電影工作者加以排斥與控製。
為了在上海建立共產黨的電影陣地，周恩來指示陽翰笙出麵會同蔡楚生、史東山、鄭君裏、孟君謀及製片人夏雲湖等，回到上海，在“聯華”舊址以“聯華影藝社”名義籌建崑崙影片公司，並籌拍一部深刻地暴露現實的《八千裏路雲和月》，特請白楊參加主演。
正在這時，北平的“中電”三廠的沈浮一再來信來電，特邀白楊去拍攝他編導的《聖城記》《八千裏路雲和月》導演史東山隻好同意白楊臨時前往應急;但要求她一個月內拍完《聖城記》，即從北平趕回上海開拍《八千裏路雲和月》。
到達北平後，白楊即請編導沈浮把她的鏡頭趕了趕，力爭如期拍完。在北平趕拍《聖城記》期間，白楊見到了周揚同誌，並通過他與分別多年的大姐楊沫取得了聯繫。
對這段往事，楊沫這樣紀實道：
白楊到北平拍《聖城記》時，經過在北平軍調部工作的周揚，找到了正在黨解放了的張家口工作的我，中斷了八年的姐妹關係終幹聯繫上了。我寫信向她敘說我在黨領導下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如何愉快地工作，如何打遊擊，希望妹妹能到解放區來。她回信告訴我，因要趕拍《八千裏路雲和月》去上海。從此又斷了聯繫，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後.我們姐妹才在北京重逢，此時已有十二年沒有見麵了。
就這樣，白楊在北平趕拍完《聖城記》，未及與久別的姐姐見上一麵，即返回上海，向《八千裏路雲和月》的編導史東山報到。
史東山，這位涉足影壇、劇壇二十多年的電影編導和戲劇導演，談起編導《八千裏路雲和月》的意圖，他感慨萬端對白楊說：
“勝利以來的種種現象，使我感到無比的傷痛。”
白楊自然也有同感：
“看到民不聊生，不少同仁失去了工作的機會，過著貧病交迫的生活，心裏很不是滋味。”
拍攝工作很快就開始了，這是“崑崙”成立後開拍的第一部影片，白手起家，條件很差，一切設備因陋就簡。但是，攝製組成員緊緊團聚在一起，誰都不叫苦叫累。
攝製工作有條不紊，白楊很快進入了角色：
就讀某大學的女學生江玲玉(白楊飾)，隻身寄居在上海姨母家中。“八·一三”全麵抗戰爆發，她看到許多熱血青年走出學校，相繼拋棄溫暖的家庭，奔向民族解放的戰場。
江玲玉也激於民族義憤，衝破了姨父母和表兄周家榮的阻撓，毅然參加了上海影劇界組織的救亡演劇隊，登車踏上了征程。
演劇隊陷入敵軍重圍，扮成莊稼人的演劇隊長周峰，率同江玲玉、高禮彬(陶金飾)及琬芳、小趙、小侯等，從村裏逃出。雨聲中突然襲來槍聲，敵人追來了。
江玲玉等縱身跳過一道斷牆，藏身牆下。可往另一處跑的小趙被敵人擊中兩槍，猝然倒下了。大夥圍攏過去時，小趙已生命垂危，彌留之際，他喃喃地說：“告訴我的爸、媽，他們也算是抗戰陣亡將士的家屬了。”
江玲玉和青年音樂家高禮彬隨演劇隊輾轉各地，同甘共苦，你幫我助，一起學戲，一起讀書，互相勉勵，逐漸產生了愛情。經長途跋涉，千辛萬苦，大夥一同到達了重慶。
高禮彬因勞累過甚，營養不良，病倒了，然而，甜蜜的愛情使玲玉與禮彬沉浸在無限的幸福之中。
不想，玲玉的表兄周家榮也來到了重慶，他假借“公務”名義，大做投機生意，用金錢向玲玉追求誘惑，玲玉毫不動心，婉言拒絕。
不久，日本投降了，在慶祝勝利的狂歡中，玲玉與禮彬舉行了婚禮。此刻，周家榮又來了，他儼然以接收大員的身份，飛到上海“接收”去了。而為八年抗戰流血、流汗演劇隊，經過重重困難，好不容易乘大木船去“復員”。
在這稍得寬餘的日子裏，白楊回想起了自己的影劇生涯。從1931年進演員養成所至今，已有14年了。十四年來，馬不停蹄地排戲、演戲，究竟排演了多少，還沒有來得及計算過，總結過，是該好好回顧一下了。她想了想，展紙握筆整理起來。
白楊粗粗整理羅列了一下，參加演出與主演的影片計有八部，話劇有四十五部。
這五十多個影劇，五十多個角色，凝結著白楊多少青春的熱血、淚水和汗水，在探尋、求索的征途中，又遇到了多少艱難險阻以至魑魅魍魎。十四年來，真是艱苦卓絕，篳路藍縷，感慨萬分。
白楊禁不住這樣揮筆寫下自己內心的感受：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感言
所演過的這四十(五十)餘出戲，雖然有的是獨幕劇，但不論其輕重，在每個角色上麵，我都曾灑下了心血。盡管有些戲上演的年月日和地點場所甚至連角色的名字我都模糊無法追憶，可是當時自己在舞台上的影子和孕育每個角色時那種痛苦心情，現在還能清楚地感覺到。說起痛苦的心情，現在想起來那些演過的戲，留給我的回憶多是痛苦的!有何可賀的歡愉?
算一算走上演戲這條路有十多年了，時間不算短，可是吃了不少苦。怎麽進入角色?一個人孤零零地摸索著，沒有書本的教誨，沒有良師的引導，沒有好夥伴的幫助，好像一個要學步的孩兒，沒人管她，而她必須應該走路的時候，隻憑一股勇氣走起來，怎麽走得穩呢?又走向哪裏呢?她全茫然。前麵本是一條平坦的大道，而她摸索著誤入歧路，她就陷入苦惱中……在崎嶇的小道上不知跌了多少跟鬥，有石頭碰痛了骨頭，也有荊棘刺破了血!走了快十年了，已經遍體鱗傷，暗地裏哭了不少回，可是她並沒灰心。就憑著將近十年的痛苦經驗和一顆赤誠倔強的心，終於她看到大路的邊沿了。
在大道上走多舒服，多省勁，又多輕快啊!但回頭看看走過的那條小路所遭遇的痛苦，自然不寒而慄!對那些曾賜我甘露以解渴，野果以充飢的，我仍懷著感激;對那些刺我的荊棘，和阻攔我行路的亂石，我仍禁不住要忿恨。不過，這不能怪它們，誰叫我碰著它們呢?它們本身就是壞東西。惹不得的，應該離開它們遠遠的，或者除掉它們。
對於那些初初幹戲的年輕人，我現在總懷著關切的心情，總願給他們一點溫暖和幫助。我就怕他們多浪費時間和精力，走小路拐彎抹角兜圈子，那真痛苦，想想多可怕。
這篇近千字的“感言”，是白楊十四年影劇生涯的真實寫照，是真情實感的宣洩。
卻說光陰荏苒，轉眼已是1945年8月份了。這天晚上，窗外猝然爆發出一片巨響，這是什麽聲音?那樣排山倒海、震天撼地、激昂澎湃。
剛動了闌尾手術的白楊，捂著還未拆線的傷口，支撐起虛弱的身軀，側耳靜聽，窗外傳來的是鞭炮聲、鑼鼓聲、歡呼聲。
“日寇投降了!”
“中國勝利了!勝利了!”
中華八年離亂，萬家墨麵;八年抗戰，篳路藍縷。
日寇燒殺搶掠，血債纍纍;八年逞凶，一朝覆亡。
可是，誰料想，勝利的陽光剛剛照臨祖國的山河，內戰的陰雲又漫上天空。對於文化事業，“四大家族”獨占了一切電影機構及其全部物資，還多方對我進步電影工作者加以排斥與控製。
為了在上海建立共產黨的電影陣地，周恩來指示陽翰笙出麵會同蔡楚生、史東山、鄭君裏、孟君謀及製片人夏雲湖等，回到上海，在“聯華”舊址以“聯華影藝社”名義籌建崑崙影片公司，並籌拍一部深刻地暴露現實的《八千裏路雲和月》，特請白楊參加主演。
正在這時，北平的“中電”三廠的沈浮一再來信來電，特邀白楊去拍攝他編導的《聖城記》《八千裏路雲和月》導演史東山隻好同意白楊臨時前往應急;但要求她一個月內拍完《聖城記》，即從北平趕回上海開拍《八千裏路雲和月》。
到達北平後，白楊即請編導沈浮把她的鏡頭趕了趕，力爭如期拍完。在北平趕拍《聖城記》期間，白楊見到了周揚同誌，並通過他與分別多年的大姐楊沫取得了聯繫。
對這段往事，楊沫這樣紀實道：
白楊到北平拍《聖城記》時，經過在北平軍調部工作的周揚，找到了正在黨解放了的張家口工作的我，中斷了八年的姐妹關係終幹聯繫上了。我寫信向她敘說我在黨領導下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如何愉快地工作，如何打遊擊，希望妹妹能到解放區來。她回信告訴我，因要趕拍《八千裏路雲和月》去上海。從此又斷了聯繫，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後.我們姐妹才在北京重逢，此時已有十二年沒有見麵了。
就這樣，白楊在北平趕拍完《聖城記》，未及與久別的姐姐見上一麵，即返回上海，向《八千裏路雲和月》的編導史東山報到。
史東山，這位涉足影壇、劇壇二十多年的電影編導和戲劇導演，談起編導《八千裏路雲和月》的意圖，他感慨萬端對白楊說：
“勝利以來的種種現象，使我感到無比的傷痛。”
白楊自然也有同感：
“看到民不聊生，不少同仁失去了工作的機會，過著貧病交迫的生活，心裏很不是滋味。”
拍攝工作很快就開始了，這是“崑崙”成立後開拍的第一部影片，白手起家，條件很差，一切設備因陋就簡。但是，攝製組成員緊緊團聚在一起，誰都不叫苦叫累。
攝製工作有條不紊，白楊很快進入了角色：
就讀某大學的女學生江玲玉(白楊飾)，隻身寄居在上海姨母家中。“八·一三”全麵抗戰爆發，她看到許多熱血青年走出學校，相繼拋棄溫暖的家庭，奔向民族解放的戰場。
江玲玉也激於民族義憤，衝破了姨父母和表兄周家榮的阻撓，毅然參加了上海影劇界組織的救亡演劇隊，登車踏上了征程。
演劇隊陷入敵軍重圍，扮成莊稼人的演劇隊長周峰，率同江玲玉、高禮彬(陶金飾)及琬芳、小趙、小侯等，從村裏逃出。雨聲中突然襲來槍聲，敵人追來了。
江玲玉等縱身跳過一道斷牆，藏身牆下。可往另一處跑的小趙被敵人擊中兩槍，猝然倒下了。大夥圍攏過去時，小趙已生命垂危，彌留之際，他喃喃地說：“告訴我的爸、媽，他們也算是抗戰陣亡將士的家屬了。”
江玲玉和青年音樂家高禮彬隨演劇隊輾轉各地，同甘共苦，你幫我助，一起學戲，一起讀書，互相勉勵，逐漸產生了愛情。經長途跋涉，千辛萬苦，大夥一同到達了重慶。
高禮彬因勞累過甚，營養不良，病倒了，然而，甜蜜的愛情使玲玉與禮彬沉浸在無限的幸福之中。
不想，玲玉的表兄周家榮也來到了重慶，他假借“公務”名義，大做投機生意，用金錢向玲玉追求誘惑，玲玉毫不動心，婉言拒絕。
不久，日本投降了，在慶祝勝利的狂歡中，玲玉與禮彬舉行了婚禮。此刻，周家榮又來了，他儼然以接收大員的身份，飛到上海“接收”去了。而為八年抗戰流血、流汗演劇隊，經過重重困難，好不容易乘大木船去“復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