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老闆，你放心，不會耽誤你賺錢的時間，我馬上去打兩針回來拍戲!”
後經同仁們的說合，張善琨才善罷甘休。
《紅樓夢》拍攝完畢，周璿病倒了。她躺在床上胡思亂想，老感覺眼前出現一種幻覺。無奈，隻好請當時上海的名醫、西郊虹橋療養院的神經科主任粟宗華醫師來給她診治。
1944年中秋節過後，周璿沒有拍片，呆在家裏養病。由於粟宗華醫師的診治，加上休息得比較好，身體逐漸復原，隻是人顯得比以前消瘦多了。
未等周璿病體完全康復，張善琨就派人來催促她盡快履行合同，為“華影”再拍一部歌唱片——《鳳凰於飛》。
影片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青年律師的妻子，因矢誌於歌唱藝術而不借與丈夫離異分手，後幾經生活的顛簸，遭遇一段冤獄的曲折，夫妻倆又破鏡重圓和好如初。全片安排了十一支歌曲，使得“金嗓子”在戲中大展歌喉。
自從周璿拍了《馬路天使》轟動影壇歌場之後，老闆們要求她“無片不歌”。而她自己，也確實希望能有機會在一些影片中很好地施展一下唱歌才能。這次，她經不起張善琨一次次緊逼，又礙於導演阿方哥(方沛霖)親自登門的情麵，便抱病走進攝影棚。
這一來，周璿又要堅持每天拍夜戲，甚而通宵達旦，完全打亂了正常的生活規律，對一個神經衰弱的患者來說，等於是雪上加霜。
果然，《鳳凰於飛》拍攝過半，周璿再次病倒了。同仁好友為之擔心，勸她趁機會去杭州，索性把病養好再拍片。
老闆們怕耽誤拍片，影響賺錢生意。張善琨親自登門代表公司進行“慰問”，並對上次“葬花”時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表示歉意，說：
“那完全是一次誤會，現在才真正了解到周小姐身體介不好，實在是關心不夠啊!”
接著，頗有點排難解紛手腕的張二夫人，笑眯眯地插進來，幫著丈夫說好話，並送上一支地道的吉林野山參。
一時間，周璿反而被張氏夫婦弄得很不好意思，對自己的病倒竟然覺得有些內疚似的。她當即表示，去杭州療養的事還沒有定下來，去的話也要等《鳳凰於飛》拍完，過了元旦再作計議。
1945年的春節在陰冷的氣氛中度過。國際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敵偽統治者們已經預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張善琨生性狡獪，一向善觀氣候，會軋苗頭。他見大勢已去，便悄悄地“攜眷出走”。
《鳳凰於飛》映出之後，周璿與偽“華影”完全脫鉤，再也沒有涉足影壇。近半年時間，她蹲在家裏養病，很少外出活動。當然，杭州之行的計劃，也因時局發生變化而取消了。
1945年8月15日，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鬥，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上海的市民奔走相告，街頭巷尾燃放鞭炮慶祝。
然而，爆竹的硝煙還未散盡。國民黨反動派篡奪抗戰勝利果實的反動措施便接踵而來。那些打著“接收”旗號的“大員”、“要員”們，把手伸向各個領域大肆攫取，中飽私囊。
同樣，在電影界，他們也進行了所謂“接收”，並且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電影事業的壟斷和獨占。
因此，上海影壇死氣沉沉，許多“影人”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境地。為謀生計，他們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這真是虎去狼來，委時間上海灘又被國民黨反動派弄得天昏地暗。
在這段時間裏，周璿賦閑在家，每日以彈琴唱歌消磨時光。除此之外，她則象一些小報報導的那樣：“常戴墨晶眼鏡，出外遛馬路，逛公園。”
近年來，周璿團長時間在水銀燈下拍戲，逐漸染上了眼疾，怕強光刺激，外出隻好戴上一副當時還頗為時髦的遮陽眼鏡。
1946年春天，香港大中華電影公司的老闆蔣伯英，通過“影圈”內的朋友關係，幾次敦請周璿赴香港拍片。由於蔣老闆許以優厚的拍片待遇，周璿於是毅然成行了。
周璿飛抵香港，即被蔣伯英接去九龍，並將她安置在自己的寓所裏暫住。九龍是香港電影業的集中地，一些有點實力的大廠和毫無名氣的“皮包公司”，也都擁擠在這塊彈丸之地上。故而，那裏號稱“東方好萊塢”。
此時，九龍影業出現“復甦”。九龍影界好不熱鬧，一些製片商為了大撈其錢，故態復萌，不惜大搞香艷色情、武俠打鬥的影片，牛鬼蛇神借銀幕還魂復活。
周璿進入九龍，與“大中華”簽訂了兩部影片的合同：一部是《長相思》，她與舒適主演;一部是《各有千秋》，她與龔秋霞等主演。
如果說，《長相思》多少因襲了過去才子佳人戲的舊套，《各有幹秋》則是一反“金嗓子”以前每片必歌的路子。周璿和龔秋霞都是影壇著名歌星，而《各有千秋》卻沒有讓她們唱。
這一“反”，不僅觀眾覺得別具風味，就是“金嗓子”本人也感到頗為新鮮。香港的影評界曾有人寫下這樣的讚譽之詞：
“舊日歌星清風獨樹，有歌無歌各有千秋。”
當《長相思》和《各有千秋》在香港放映時，頗受觀眾歡迎。“大中華”將拷貝銷售南洋各地，上座率陡然增高。蔣伯英等股東們為此大賺了一筆。於是，他們一再挽留周璿，急著要和她簽訂下一部戲的合同。
周璿呢，這時她在香港卻有點呆不住了，原因之一是她與石揮正處在戀愛之中，石揮希望她能早些返回上海。
石揮，這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兩棲”演員。他常年活躍在上海的話劇舞台上，創造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被觀眾譽為“話劇皇帝”。
“孤島”時期，石揮參加了費穆和黃佐臨主辦的上海劇藝社，多在卡爾登戲院和蘭心劇場演出話劇。上海淪陷後，“上藝”同仁反對為日寇演出漢奸戲，宣布解散。
後來不久，又在黃佐臨的努力下，組織起苦幹劇團。石揮加入“苦幹”，繼續其舞台生涯。同時，他也曾多次走上銀幕，搏得了許多“影迷”的青睞。
原先，周璿和石揮隻是互有所聞，雖然各自在舞台和銀幕上見過麵，但並不熟。也是機緣湊巧，抗戰末期，霞飛路重慶路口一家綢布莊舉行慶典，分別請了他們兩位大明星會剪彩。
於是，他們通過這次剪彩儀式認識了。從此兩人有了交往，時日稍久，一些熟悉的朋友熱情撮合，提議他們配對成雙。當時，這一對明星戀人出入公共場所的一些私人活動，也都成為
上海小報記者獵取的新聞。
這次，周璿匆匆收拾行裝，從九龍回到了上海，她發現上海影壇也有了某種變化。雖然電影市場上也有外國公司傾銷的舊片，還有一些與九龍相似的低級黃色的胡調片，但“聯華”和“崑崙”等公司，也拍出令人矚目的影片。如《八千裏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
後經同仁們的說合，張善琨才善罷甘休。
《紅樓夢》拍攝完畢，周璿病倒了。她躺在床上胡思亂想，老感覺眼前出現一種幻覺。無奈，隻好請當時上海的名醫、西郊虹橋療養院的神經科主任粟宗華醫師來給她診治。
1944年中秋節過後，周璿沒有拍片，呆在家裏養病。由於粟宗華醫師的診治，加上休息得比較好，身體逐漸復原，隻是人顯得比以前消瘦多了。
未等周璿病體完全康復，張善琨就派人來催促她盡快履行合同，為“華影”再拍一部歌唱片——《鳳凰於飛》。
影片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青年律師的妻子，因矢誌於歌唱藝術而不借與丈夫離異分手，後幾經生活的顛簸，遭遇一段冤獄的曲折，夫妻倆又破鏡重圓和好如初。全片安排了十一支歌曲，使得“金嗓子”在戲中大展歌喉。
自從周璿拍了《馬路天使》轟動影壇歌場之後，老闆們要求她“無片不歌”。而她自己，也確實希望能有機會在一些影片中很好地施展一下唱歌才能。這次，她經不起張善琨一次次緊逼，又礙於導演阿方哥(方沛霖)親自登門的情麵，便抱病走進攝影棚。
這一來，周璿又要堅持每天拍夜戲，甚而通宵達旦，完全打亂了正常的生活規律，對一個神經衰弱的患者來說，等於是雪上加霜。
果然，《鳳凰於飛》拍攝過半，周璿再次病倒了。同仁好友為之擔心，勸她趁機會去杭州，索性把病養好再拍片。
老闆們怕耽誤拍片，影響賺錢生意。張善琨親自登門代表公司進行“慰問”，並對上次“葬花”時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表示歉意，說：
“那完全是一次誤會，現在才真正了解到周小姐身體介不好，實在是關心不夠啊!”
接著，頗有點排難解紛手腕的張二夫人，笑眯眯地插進來，幫著丈夫說好話，並送上一支地道的吉林野山參。
一時間，周璿反而被張氏夫婦弄得很不好意思，對自己的病倒竟然覺得有些內疚似的。她當即表示，去杭州療養的事還沒有定下來，去的話也要等《鳳凰於飛》拍完，過了元旦再作計議。
1945年的春節在陰冷的氣氛中度過。國際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敵偽統治者們已經預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張善琨生性狡獪，一向善觀氣候，會軋苗頭。他見大勢已去，便悄悄地“攜眷出走”。
《鳳凰於飛》映出之後，周璿與偽“華影”完全脫鉤，再也沒有涉足影壇。近半年時間，她蹲在家裏養病，很少外出活動。當然，杭州之行的計劃，也因時局發生變化而取消了。
1945年8月15日，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鬥，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上海的市民奔走相告，街頭巷尾燃放鞭炮慶祝。
然而，爆竹的硝煙還未散盡。國民黨反動派篡奪抗戰勝利果實的反動措施便接踵而來。那些打著“接收”旗號的“大員”、“要員”們，把手伸向各個領域大肆攫取，中飽私囊。
同樣，在電影界，他們也進行了所謂“接收”，並且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電影事業的壟斷和獨占。
因此，上海影壇死氣沉沉，許多“影人”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境地。為謀生計，他們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這真是虎去狼來，委時間上海灘又被國民黨反動派弄得天昏地暗。
在這段時間裏，周璿賦閑在家，每日以彈琴唱歌消磨時光。除此之外，她則象一些小報報導的那樣：“常戴墨晶眼鏡，出外遛馬路，逛公園。”
近年來，周璿團長時間在水銀燈下拍戲，逐漸染上了眼疾，怕強光刺激，外出隻好戴上一副當時還頗為時髦的遮陽眼鏡。
1946年春天，香港大中華電影公司的老闆蔣伯英，通過“影圈”內的朋友關係，幾次敦請周璿赴香港拍片。由於蔣老闆許以優厚的拍片待遇，周璿於是毅然成行了。
周璿飛抵香港，即被蔣伯英接去九龍，並將她安置在自己的寓所裏暫住。九龍是香港電影業的集中地，一些有點實力的大廠和毫無名氣的“皮包公司”，也都擁擠在這塊彈丸之地上。故而，那裏號稱“東方好萊塢”。
此時，九龍影業出現“復甦”。九龍影界好不熱鬧，一些製片商為了大撈其錢，故態復萌，不惜大搞香艷色情、武俠打鬥的影片，牛鬼蛇神借銀幕還魂復活。
周璿進入九龍，與“大中華”簽訂了兩部影片的合同：一部是《長相思》，她與舒適主演;一部是《各有千秋》，她與龔秋霞等主演。
如果說，《長相思》多少因襲了過去才子佳人戲的舊套，《各有幹秋》則是一反“金嗓子”以前每片必歌的路子。周璿和龔秋霞都是影壇著名歌星，而《各有千秋》卻沒有讓她們唱。
這一“反”，不僅觀眾覺得別具風味，就是“金嗓子”本人也感到頗為新鮮。香港的影評界曾有人寫下這樣的讚譽之詞：
“舊日歌星清風獨樹，有歌無歌各有千秋。”
當《長相思》和《各有千秋》在香港放映時，頗受觀眾歡迎。“大中華”將拷貝銷售南洋各地，上座率陡然增高。蔣伯英等股東們為此大賺了一筆。於是，他們一再挽留周璿，急著要和她簽訂下一部戲的合同。
周璿呢，這時她在香港卻有點呆不住了，原因之一是她與石揮正處在戀愛之中，石揮希望她能早些返回上海。
石揮，這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兩棲”演員。他常年活躍在上海的話劇舞台上，創造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被觀眾譽為“話劇皇帝”。
“孤島”時期，石揮參加了費穆和黃佐臨主辦的上海劇藝社，多在卡爾登戲院和蘭心劇場演出話劇。上海淪陷後，“上藝”同仁反對為日寇演出漢奸戲，宣布解散。
後來不久，又在黃佐臨的努力下，組織起苦幹劇團。石揮加入“苦幹”，繼續其舞台生涯。同時，他也曾多次走上銀幕，搏得了許多“影迷”的青睞。
原先，周璿和石揮隻是互有所聞，雖然各自在舞台和銀幕上見過麵，但並不熟。也是機緣湊巧，抗戰末期，霞飛路重慶路口一家綢布莊舉行慶典，分別請了他們兩位大明星會剪彩。
於是，他們通過這次剪彩儀式認識了。從此兩人有了交往，時日稍久，一些熟悉的朋友熱情撮合，提議他們配對成雙。當時，這一對明星戀人出入公共場所的一些私人活動，也都成為
上海小報記者獵取的新聞。
這次，周璿匆匆收拾行裝，從九龍回到了上海，她發現上海影壇也有了某種變化。雖然電影市場上也有外國公司傾銷的舊片，還有一些與九龍相似的低級黃色的胡調片，但“聯華”和“崑崙”等公司，也拍出令人矚目的影片。如《八千裏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