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興，”他簡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我曾告訴過您，我們
是有規定的，凡是來找我們的人，都必須服從規定。而這些規定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
有些人就拒絕在我們中心生活。”
“什麽規定？”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在這個詞的極限意義上。您明白嗎，是極限意義上的。”
“我不明白，”我搖搖頭，“大家全都一塊兒睡覺，這是怎麽的？”
“那就太簡單，亞歷山大·尤裏耶維奇。大家全都相愛、相互信任、相互關心，任
何人都不得對他人作惡。至於誰跟誰睡覺的事，則本著自願原則。但我們客戶相互之間
並不締結婚約。這是一條法則。”
“為什麽？”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如果兩人在你們中心相識並結了婚，這又
有什麽不好呢？”
“您如來了我們這兒，您就會明白的。現在討論這個沒有意義。現在我隻能告訴你，
在客戶之間履行結婚手續會使我們的經濟關係複雜化。而這是最重要也是最難辦的一件
事。”
盧托夫不吭聲了，我緊張地期待著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馬上就該說出最要緊的話
了。難道危機中心的客戶應予遵守的某種規則，對我來說，居然會是不可接受的，以致
使我不得不放棄想要活下來的最後一線希望嗎？不！無論盧托夫說什麽，我全都答應。
這是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隻能通向死亡或是貧窮，
或是與母親一起生活這樣一種無時不在的噩夢。
“我們的客戶到我們這兒來，必須帶上他所有的家產。這家產將成為中心的財產。
換句話說，它將屬於所有人，因為中心就是靠這些資金養活客戶，發展和創辦企業、分
公司，出版報紙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財產。假如我和維卡分割這些財產就能活命的話，我就不會
坐在這兒了。問題的全部癥結恰恰在於我不能剝奪妻子的任何東西，除了衣服和化妝品
以外，無論在哪兒，哪怕是在中心裏，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們，最少得帶多少財產？”我絕望地問道。
盧托夫輕鬆地笑了，從茶幾上的瓶子裏給我倒了些礦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麽也沒有，那就什麽也不帶好了。
我們不拒絕任何人。我們不把自己的客戶分成富人和窮人，問題的實質，亞歷山大·尤
裏耶維奇，並不在於誰給我們帶來多少，而在於當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時，他能賺多少。
從您加入我們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關係應當從所有種類活動中賦與你的
一切，都將成為公共財產。中心將為所有客戶提供豐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條件，
體麵的、用於購買衣物及個人用品的現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樣一份，而不是看他實際
上能掙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於發展。”
“您是不是說，掙錢少的人，是靠掙錢多的人養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這不是一種自產自銷的共產集體主義麽？剝奪和剝削那些善
於經營的人，而養活那些什麽都不會做也不想做的人。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已經
經歷過這個了，不是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證實，這不會引出任何好的結果來麽。我們為
什麽還要重犯這樣的錯誤呢？
“我想說的是，那些掙錢多的人，要和那些掙錢少的人一塊兒分產。”盧托夫溫柔
地糾正我說，“任何經濟正常的社會，生活都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的。有錢公民向國
庫交納高額稅金，而國庫就是從這些錢裏，向領退休金者和窮人分發社會救濟金的。這
很正確，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這樣一來有錢人照樣有錢呀，”我反駁道，“他們即使是在交納稅金之
後，也照住闊氣的大房子，乘貴重的汽車，而窮人即使得了救濟金也照樣貧窮，隻是能
使他們免於被餓死罷了。而您卻想把他們拉平。我不認為這樣做公平。”
“亞歷山大·尤裏耶維奇，你可曾想過這麽個問題，為什麽今天這麽多人需要心理
學家和病態心理學家的幫助呢？我指的是這兒——即俄國。有一位偉大的智者說過，讓
所有人在財產方麵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時刻把所有人擁有的一切全部剝奪，
然後重新分給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後又會怎麽樣？有人可使自己的財富增值，他們善
於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則把它揮霍掉了，吃光賣盡了。於是，完了，大家又不平
等了。一個人將會以怎樣的精神忍受這種不平等，這取決於教養，而非取決於別的。由
於我國在數十年當中好像並未有過什麽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過應有的調教。
人們還不習慣於這種想法，即近鄰之間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別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
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廣泛流行、十分自然。這令人很惱火，他們無法與這種
現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麽會這樣？——使他們發瘋。同
是有規定的，凡是來找我們的人，都必須服從規定。而這些規定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
有些人就拒絕在我們中心生活。”
“什麽規定？”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在這個詞的極限意義上。您明白嗎，是極限意義上的。”
“我不明白，”我搖搖頭，“大家全都一塊兒睡覺，這是怎麽的？”
“那就太簡單，亞歷山大·尤裏耶維奇。大家全都相愛、相互信任、相互關心，任
何人都不得對他人作惡。至於誰跟誰睡覺的事，則本著自願原則。但我們客戶相互之間
並不締結婚約。這是一條法則。”
“為什麽？”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如果兩人在你們中心相識並結了婚，這又
有什麽不好呢？”
“您如來了我們這兒，您就會明白的。現在討論這個沒有意義。現在我隻能告訴你，
在客戶之間履行結婚手續會使我們的經濟關係複雜化。而這是最重要也是最難辦的一件
事。”
盧托夫不吭聲了，我緊張地期待著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馬上就該說出最要緊的話
了。難道危機中心的客戶應予遵守的某種規則，對我來說，居然會是不可接受的，以致
使我不得不放棄想要活下來的最後一線希望嗎？不！無論盧托夫說什麽，我全都答應。
這是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隻能通向死亡或是貧窮，
或是與母親一起生活這樣一種無時不在的噩夢。
“我們的客戶到我們這兒來，必須帶上他所有的家產。這家產將成為中心的財產。
換句話說，它將屬於所有人，因為中心就是靠這些資金養活客戶，發展和創辦企業、分
公司，出版報紙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財產。假如我和維卡分割這些財產就能活命的話，我就不會
坐在這兒了。問題的全部癥結恰恰在於我不能剝奪妻子的任何東西，除了衣服和化妝品
以外，無論在哪兒，哪怕是在中心裏，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們，最少得帶多少財產？”我絕望地問道。
盧托夫輕鬆地笑了，從茶幾上的瓶子裏給我倒了些礦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麽也沒有，那就什麽也不帶好了。
我們不拒絕任何人。我們不把自己的客戶分成富人和窮人，問題的實質，亞歷山大·尤
裏耶維奇，並不在於誰給我們帶來多少，而在於當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時，他能賺多少。
從您加入我們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關係應當從所有種類活動中賦與你的
一切，都將成為公共財產。中心將為所有客戶提供豐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條件，
體麵的、用於購買衣物及個人用品的現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樣一份，而不是看他實際
上能掙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於發展。”
“您是不是說，掙錢少的人，是靠掙錢多的人養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這不是一種自產自銷的共產集體主義麽？剝奪和剝削那些善
於經營的人，而養活那些什麽都不會做也不想做的人。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已經
經歷過這個了，不是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證實，這不會引出任何好的結果來麽。我們為
什麽還要重犯這樣的錯誤呢？
“我想說的是，那些掙錢多的人，要和那些掙錢少的人一塊兒分產。”盧托夫溫柔
地糾正我說，“任何經濟正常的社會，生活都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的。有錢公民向國
庫交納高額稅金，而國庫就是從這些錢裏，向領退休金者和窮人分發社會救濟金的。這
很正確，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這樣一來有錢人照樣有錢呀，”我反駁道，“他們即使是在交納稅金之
後，也照住闊氣的大房子，乘貴重的汽車，而窮人即使得了救濟金也照樣貧窮，隻是能
使他們免於被餓死罷了。而您卻想把他們拉平。我不認為這樣做公平。”
“亞歷山大·尤裏耶維奇，你可曾想過這麽個問題，為什麽今天這麽多人需要心理
學家和病態心理學家的幫助呢？我指的是這兒——即俄國。有一位偉大的智者說過，讓
所有人在財產方麵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時刻把所有人擁有的一切全部剝奪，
然後重新分給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後又會怎麽樣？有人可使自己的財富增值，他們善
於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則把它揮霍掉了，吃光賣盡了。於是，完了，大家又不平
等了。一個人將會以怎樣的精神忍受這種不平等，這取決於教養，而非取決於別的。由
於我國在數十年當中好像並未有過什麽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過應有的調教。
人們還不習慣於這種想法，即近鄰之間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別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
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廣泛流行、十分自然。這令人很惱火，他們無法與這種
現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麽會這樣？——使他們發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