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其他的難題。這些人大部分在文化版圖上都赫赫有名。許多人不是社會名流，就是出自名門望族。
而其中，人文和科學領域的人又占了大多數，有戲劇界、商業界、金融界甚至政治界的人士。精神科醫生們說，不管這是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絕對不能把這些人當做流氓小偷等一般嫌疑犯等同對待。怎麽偵訊他們?可以問到什麽程度?什麽樣的問題必須避免，而且由誰來決定?誰負責訊問，而且在何時、何地?
整件事看起來好像行不通。
大約花了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一個多數人都滿意的解決方式才出籠。這個辦法是，既然大家都承認沒有一套單一的操作標準是可以普遍適用的，所以結論就是：必須針對不同的病人量體裁衣。
於是，卡紮利斯醫生主持的五人委員會便和奎因警官合作，在不暴露偵訊的動機和目的的前提下，謹慎地擬出了一份主要的偵訊問題。每一名參與這項調查的醫生都會收到一份列為機密等級的副本。然後，各個醫生便在自己的診所，對他認為有嫌疑卻不適合交給其他人處理的病人自行在診療時間進行詢問。他們也同意將診療的內容提交給委員會。而那些經醫生判斷可以交由他人訪談而不致危害醫療過程的病人，則由五個委員中任何一人的診所內直接處理。除非在醫療詢問的最後階段有證據顯示其必要性，否則警方不可與任何一名病人接觸。即使真正到了這個階段，重心也都是放在如何保護病人上，盡量避免為追查物證而折磨當事者。此外，對嫌疑犯的調查程序必須盡可能間接通過他人進行，而不能直接問他。
在警方看來，這種做法愚蠢至極，令他們十分不快。然而，正如已經開始露出疲憊狀態的卡紮利斯醫生對警察局長和奎因警官所說的，除非如此，否則就根本不要調查了。
警官無奈地兩手一揮，他的長官則仍舊彬彬有禮地說，他原本期望的是一個可以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遠景。
顯然，市長也是這麽想。在政府一次不愉快的會議當中，卡紮利斯醫生一點兒都不肯讓步，堅持他和其他參與這項調查計劃的醫生都不再接受新聞界的採訪。
「我以我的專業經驗對你發誓，市長先生，隻要有一個病人的名字泄漏給新聞界，整件事情就立刻完蛋。」
市長愁容滿麵地回答：「是，是，卡紮利斯醫生，我在這之前沒想清楚。祝你一切順利，請繼續努力，好嗎?」
可是等精神醫生一離開，市長就對著他的機要秘書惡毒地批評了他一番：「簡直是該死的埃勒裏·奎因那一套的翻版。對了，貝蒂，那個傢夥最近在搞什麽名堂?」
市長的「特命調查員」最近在搞的名堂就是走上街頭。
這些日子以來，可能有人曾看見——事實上局裏的確有些人看見——埃勒裏常在不尋常的時間，或者在阿奇博爾德·達德利·艾伯內希遇害的東十九街大樓對麵的人行道上閑逛，或者在過去艾伯內希居住而現在已由一對瓜地馬拉駐聯合國人員夫婦接手的公寓外麵呆立，或者在葛萊美西公園和聯合廣場附近遊蕩;有時則在西四十四街維奧萊特·史密斯與死神調情的公寓底下的義大利餐館靜靜地吃比薩，或者靠在頂樓走道的欄杆上，聽著從公寓裏傳出的斷斷續續的鋼琴聲，在這套公寓的門上用圖釘釘著一幅大海報，上麵寫著：
就是這裏，沒錯!
凡要在這裏張貼gg者、消防人員、聞聲而來者、收集珍珠者和多管閑事的傢夥，一概止步!
作曲家在工作中!
不然，就是在喬西區一棟廉價公寓的樓梯間，即發現萊恩·歐萊利的屍體的地方東張西望;有時候則是跑到謝瑞登廣場地下鐵站，坐在往上城方向月台尾端的長條凳子上和蕩女莫妮卡·麥凱爾的鬼影做伴;要不就在東一o二街後院的晾衣繩底下四處徘徊，隻是從來沒遇見肥胖的西蒙·菲利普斯那個已經擺脫束縛的表妹;或者在一群黑人小孩的圍繞下，站在西一二八街一棟房子的銅鑄欄杆前麵，然後，混在黑皮膚和紅皮膚的人群當中，沿著萊諾克斯大道走到中央公園一一o街的入口，不是坐在離公園入口不遠的一張椅子上，就是坐在附近一塊石頭上，比阿特麗斯·維利金就是在那兒得道登天隕命繩下。有時他從第五大道沿著東八十四街路過覆著天篷的派克理斯特大樓大門，走到麥迪遜大道，往前走，又走回來，繞著那個街區走一圈，或者跑進派克理斯特大樓附近一棟公寓，搭私人電梯上頂樓——屋主已經出城避暑去了——在那兒他多半眺望隔壁的陽台，欄杆後麵就是雷諾·理查森手裏抓著《永遠的琥珀》，在勒頸之下痙攣掙紮的地方。
在走訪的途中，埃勒裏幾乎不和任何人講話。
同樣在這些地點，他白天也來，晚上也來，仿佛希望以兩種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些地方。
他一次又一次地採訪七件謀殺案的現場。有一回，被一名不認識他的刑警逮捕，被當成嫌疑犯帶到最近的派出所，拘留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奎因警官趕到，才驗明正身。
如果有人問他在做什麽，這位市長的特命調查員可能會無言以對。這種事難以用言語表達。能把恐怖具體化，甚至呈現全貌嗎?這個恐怖化身的足跡踏遍這裏所有的人行道，可是連個分子大的痕跡都沒留下來。你隻有隨著他不留痕跡的路線，懷抱希望順風嗅尋。
而其中，人文和科學領域的人又占了大多數，有戲劇界、商業界、金融界甚至政治界的人士。精神科醫生們說，不管這是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絕對不能把這些人當做流氓小偷等一般嫌疑犯等同對待。怎麽偵訊他們?可以問到什麽程度?什麽樣的問題必須避免，而且由誰來決定?誰負責訊問，而且在何時、何地?
整件事看起來好像行不通。
大約花了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一個多數人都滿意的解決方式才出籠。這個辦法是，既然大家都承認沒有一套單一的操作標準是可以普遍適用的，所以結論就是：必須針對不同的病人量體裁衣。
於是，卡紮利斯醫生主持的五人委員會便和奎因警官合作，在不暴露偵訊的動機和目的的前提下，謹慎地擬出了一份主要的偵訊問題。每一名參與這項調查的醫生都會收到一份列為機密等級的副本。然後，各個醫生便在自己的診所，對他認為有嫌疑卻不適合交給其他人處理的病人自行在診療時間進行詢問。他們也同意將診療的內容提交給委員會。而那些經醫生判斷可以交由他人訪談而不致危害醫療過程的病人，則由五個委員中任何一人的診所內直接處理。除非在醫療詢問的最後階段有證據顯示其必要性，否則警方不可與任何一名病人接觸。即使真正到了這個階段，重心也都是放在如何保護病人上，盡量避免為追查物證而折磨當事者。此外，對嫌疑犯的調查程序必須盡可能間接通過他人進行，而不能直接問他。
在警方看來，這種做法愚蠢至極，令他們十分不快。然而，正如已經開始露出疲憊狀態的卡紮利斯醫生對警察局長和奎因警官所說的，除非如此，否則就根本不要調查了。
警官無奈地兩手一揮，他的長官則仍舊彬彬有禮地說，他原本期望的是一個可以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遠景。
顯然，市長也是這麽想。在政府一次不愉快的會議當中，卡紮利斯醫生一點兒都不肯讓步，堅持他和其他參與這項調查計劃的醫生都不再接受新聞界的採訪。
「我以我的專業經驗對你發誓，市長先生，隻要有一個病人的名字泄漏給新聞界，整件事情就立刻完蛋。」
市長愁容滿麵地回答：「是，是，卡紮利斯醫生，我在這之前沒想清楚。祝你一切順利，請繼續努力，好嗎?」
可是等精神醫生一離開，市長就對著他的機要秘書惡毒地批評了他一番：「簡直是該死的埃勒裏·奎因那一套的翻版。對了，貝蒂，那個傢夥最近在搞什麽名堂?」
市長的「特命調查員」最近在搞的名堂就是走上街頭。
這些日子以來，可能有人曾看見——事實上局裏的確有些人看見——埃勒裏常在不尋常的時間，或者在阿奇博爾德·達德利·艾伯內希遇害的東十九街大樓對麵的人行道上閑逛，或者在過去艾伯內希居住而現在已由一對瓜地馬拉駐聯合國人員夫婦接手的公寓外麵呆立，或者在葛萊美西公園和聯合廣場附近遊蕩;有時則在西四十四街維奧萊特·史密斯與死神調情的公寓底下的義大利餐館靜靜地吃比薩，或者靠在頂樓走道的欄杆上，聽著從公寓裏傳出的斷斷續續的鋼琴聲，在這套公寓的門上用圖釘釘著一幅大海報，上麵寫著：
就是這裏，沒錯!
凡要在這裏張貼gg者、消防人員、聞聲而來者、收集珍珠者和多管閑事的傢夥，一概止步!
作曲家在工作中!
不然，就是在喬西區一棟廉價公寓的樓梯間，即發現萊恩·歐萊利的屍體的地方東張西望;有時候則是跑到謝瑞登廣場地下鐵站，坐在往上城方向月台尾端的長條凳子上和蕩女莫妮卡·麥凱爾的鬼影做伴;要不就在東一o二街後院的晾衣繩底下四處徘徊，隻是從來沒遇見肥胖的西蒙·菲利普斯那個已經擺脫束縛的表妹;或者在一群黑人小孩的圍繞下，站在西一二八街一棟房子的銅鑄欄杆前麵，然後，混在黑皮膚和紅皮膚的人群當中，沿著萊諾克斯大道走到中央公園一一o街的入口，不是坐在離公園入口不遠的一張椅子上，就是坐在附近一塊石頭上，比阿特麗斯·維利金就是在那兒得道登天隕命繩下。有時他從第五大道沿著東八十四街路過覆著天篷的派克理斯特大樓大門，走到麥迪遜大道，往前走，又走回來，繞著那個街區走一圈，或者跑進派克理斯特大樓附近一棟公寓，搭私人電梯上頂樓——屋主已經出城避暑去了——在那兒他多半眺望隔壁的陽台，欄杆後麵就是雷諾·理查森手裏抓著《永遠的琥珀》，在勒頸之下痙攣掙紮的地方。
在走訪的途中，埃勒裏幾乎不和任何人講話。
同樣在這些地點，他白天也來，晚上也來，仿佛希望以兩種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些地方。
他一次又一次地採訪七件謀殺案的現場。有一回，被一名不認識他的刑警逮捕，被當成嫌疑犯帶到最近的派出所，拘留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奎因警官趕到，才驗明正身。
如果有人問他在做什麽，這位市長的特命調查員可能會無言以對。這種事難以用言語表達。能把恐怖具體化，甚至呈現全貌嗎?這個恐怖化身的足跡踏遍這裏所有的人行道，可是連個分子大的痕跡都沒留下來。你隻有隨著他不留痕跡的路線，懷抱希望順風嗅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