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對我都非常親切,我記得最清楚的似乎就是這一件。我踉蹌走動,神色茫然,不知道該做什麽才好。我記得,葛莉娜也開始積極地活動了,她具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是女性不得不負起責任、處理情況的一種力量。處理,我的意思就是說,總得要有人來監督、處置所有那些雞毛蒜皮無關緊要的瑣瑣碎碎,我可沒有本領來注意這些啊。


    我想,他們把愛麗抱走,我回到宅子,我們的房屋——這幢房屋——裏後,自己記得清清楚楚的頭一件事,便是肖大夫和我談話。打那以後我不知道有多久。他沉沉靜靜、客客氣氣,很明白道理——隻是清清楚楚斯斯文文地解釋各種事情。


    安排,我記得他用了“安排”這個詞兒,這是個多麽可恨的字眼兒。它代表了所有的事情。人生中所有的事情都有偉大的詞兒。愛情——性——生命——死亡——痕恨。


    這些根本都不是支配生活的東西,而是許許多多其他瑣碎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事,你不得不忍受,也是從來沒有想到過,直到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殯儀館的人,為葬禮所作的許多安排事項。傭人到每間房裏,把百葉窗拉下來。為什麽因為愛麗死了,就要把百葉窗拉下來呢?所有這些蠢事嗬!”


    我記得,這就是我為什麽覺得,對肖大夫相當感激的理由。他應付這些事情非常仁慈,非常通情達理;斯斯文文,解釋為什麽有些事情不得不辦——我記得,他說得相當慢,所以他才會有十分把握讓我會加以考慮。


    我不知道會是種什麽情形的驗屍,因為從來沒有見過一次。在我看起來,不象是真的,外行得可疑。法醫是位愛小題大做的小個子,戴著副夾鼻眼鏡。我不得不提出驗屍的證據,說一說我在早餐桌上最後一次見到愛麗,以及她離開去作例行的晨間騎馬,還有我們預定以後在中餐時會麵的安排。我說,看起來她完全就象往常一樣,健康情形極其良好。


    肖大夫提出的證據很單調,不得要領:什麽鎖骨扭了一根啦、身上的瘀腫啦,這是從馬上跌下來所致,性質上並不十分嚴重,是在死時受的傷。看上去她掉下馬以後,就沒有移動過。他想,實際上當時就死了。也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傷害造成了死亡,除開由於出於驚駭,以致心髒衰弱致死外,提不出別的其他解釋。從他們所使用的醫學術語裏,我所聽得出來的,便是愛麗的死亡,根本是缺乏呼吸所致——是一種窒息的性質。她的器官很健康,胃髒裏的食物也正常。


    葛莉娜也提出證明,比起以前她對肖大夫所說的,要強調得多,說三、四年以前,愛麗有過心髒病。她從來沒聽人確確實實提過有什麽病,可是愛麗的親人偶爾說過她的心髒弱,一定要小心做事情不要過於勞累。除開這些以外,就沒聽過更為確定的事情了。


    然後,我們又到了那些見到了或者發生事情當時在附近的一些人那裏,挖泥煤的老頭兒就是頭一個。他看到這位太太在身邊經過,離他大約有五十公尺左右。他知道她是誰,雖然從沒和她說過話,但知道她就是那幢新宅中的太太。


    “一眼就認出她來了嗎?”


    “不,並不完全靠看見的,但是俺認得出那匹馬,您哪,馬毛是白的,原來是肖特岡那邊卡瑞先生的馬,象那種又文靜,又調教得好,宜於太太小姐騎的馬,俺還從來沒聽到過呢。”


    “你看見時,那匹馬出什麽縱漏了嗎?發作什麽野性了嗎?”


    “沒有,那匹馬當時很安靜呀,那天早上天氣好著呢!”


    他說,附近的人並不多,他也沒注意到有多少。那條通過荒野的小徑,除開偶爾有人抄近路到一處農莊上去以外,並不常有人走;過荒野還有一條小路。在一公裏半開外了,那天上午見到一兩個人走過,但卻沒有留意——一個騎自行車,另外一個走路。他們走過的地方,離他太遠所以看不清楚;話又得說回來了,他也不會怎麽去注意。他說,早些時候,見到這位騎馬的太太以前,見到過黎老太太,或者他以為是見到了。從小路上向他走過來,然後就轉彎離開,走進樹林裏去了;她時常在荒野裏走過,樹林裏出出進進的。


    法醫問為什麽黎太太不到庭,他知道傳了她來庭的。然而,人家告訴他,黎太太好些日子前,已經離開村子了——沒有一個人知道是什麽時候走的,她連地址都沒有留,她的習慣就是這麽做,她時常外出,也不通知任何人就回來;所以這一點倒沒有什麽不尋常的。事實上,有一兩個人說,在出事前的一天,她早已離開村子了。法醫又問老頭兒:


    “然而,你認為當時所見到的是黎太太嗎?”


    “俺也說不上,沒法兒一定是。那個娘們身材高大,大踏步走路,穿著件紫紅鬥篷,就象黎太太有時所穿的那件。不過俺也沒特別多盯兩眼,俺在做事,忙著啦。可能是她,也可能是別的人,誰能說得準呢?”


    其他的話,他把告訴我們的話又重說了一遍:他看見這位太太在附近騎馬,以前也時常見到過她騎馬,也就沒有怎麽特別注意啦。唯有到後來,他見到隻有那匹馬在飛跑,就象受到了什麽驚駭似的。他說:“至少,可能是那麽回事吧,”他也說不出是什麽時候,或許是十一點吧,也許更早一點。後來他又見到了那匹馬,往遠處走,似乎是回到樹林裏去。


    然後法醫又叫我去,問了幾個關於黎老太太的問題——“葡萄棚農舍”的黎愛瑟太太。


    “你和尊夫人一眼見到就能認得出黎太太嗎?”


    “不錯,”我說:“認得相當清楚。”


    “你和她談過話嗎?”


    “談過,有好幾次;或者,毋寧這麽說,”我又補充一句:“她和我們談話。”


    “她在什麽時候威脅過你和尊夫人嗎?”


    我停頓了一會兒。


    “在某種意識上說,她威脅過,”我緩緩說道:“但我從來都不以為——”


    “你從來不以為過什麽?”


    “我從來不以為她會真的那麽做。”我說。


    “她說話時,是否對尊夫人有特別怨恨反對之意呢?”


    “內人有一次這麽說過,她認為那個女人對她特別怨恨,但是她不明白為什麽。”


    “你和尊夫人曾經在什麽時候,命令她離開你們的土地。或威脅過她,用粗魯的方式對待過她嗎?”


    “任何氣勢洶洶都是來自她那一邊。”我說。


    “你有沒有過任何印象,她的神智很紊亂嗎?”


    我考慮了一下,“是的,”我說:“我認為她竟相信,我們蓋了房屋的這片地皮屬於她所有,或者屬於她那一族人。或者他們自稱的那些什麽人。她對這種信念執迷得很呢!”我緩緩補充一句:“我認為她越來越厲害,那種想法越來越固執。”


    “我明白了,她有沒有在什麽時候對尊夫人作過什麽實質的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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