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連希爾的假身份所需要的相關證明文件也很少，他一直堅持這麽做。無論是扮作業界大亨，還是唯利是圖的獨行客，希爾都隻是為自己勾畫出一個最寬泛的線條，然後再給這個像紙板一樣毫無可信度的角色添加上從老電影以及像《達拉斯》那樣平淡無奇的電視劇中移植過來的陳詞濫調。譬如說，1996年在捷克麵對一個由前秘密警察組成的犯罪團夥時，希爾就給自己創造了一個荒謬得幾乎不可能存在的離奇身份。
那次希爾打算扮成一位沒什麽內涵的加拿大人，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總之他覺得適合這個角色的理想打扮是戴著一頂可笑的大帽子，穿上一件刺眼的橙色上衣，再配上一條黃色的褲子。
“我努力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徹頭徹尾的加拿大惡棍，我告訴他們，我打算賣掉所有那些美妙的中世紀物品和繪畫，它們都是從無數的教堂裏洗劫而來的，即將被賣給那些在巴哈馬擁有遊艇的富翁們。恐怕你得變成一頭愚蠹的公驢，才會聽信我當時所說的那番鬼話，”希爾笑了，臉都漲紅了，“但是那些傢夥真買帳，他們的確信了。”
雖然容易激動，希爾在確定人物性格時倒是非常講究，他喜歡扮演有異國情調的角色，這倒不是為了尋求刺激，而是因為他知道那些騙子的腦中一位藝術品掮客應該是什麽樣子。
“你得滿足那些藝術品竊賊的幻想，”希爾說，“你必須打扮成他們希望的那樣。”
鑑於竊賊們的想法都來自空想以及陳腐的觀念，你可以想見希爾得打扮成什麽古怪樣子了，但是沒關係，希爾對這些非常適應。
希爾就是要作出各種努力，讓他的竊賊觀眾們相信自己的身份。如果一口時髦的腔調或者一個豪華的賓館套間能夠換取對方的信任，那麽就去做好了。在自然歷史領域裏，科學家們經過多年研究，已經揭示出了這種觸發機製。比如說，當哺育了後代的成鳥把食物帶回鳥巢時，等待它們的會是一個又一個伸向天空、嗷嗷待哺的喉嚨;如果科學家取走一隻飢餓的雛鳥，用一個哪怕無比粗糙的、張著喉嚨的複製品加以替代，辛勤的父母們還是會拚命勞作，努力去填飽它。查理·希爾雖然對科學不感興趣，但他自稱的“業餘表演”卻極好地應用了觸發機製，通過這些手段，希爾把竊賊們哄得團團轉，他們的每一步舉動都在希爾的計算之中。
與希爾相比，馬克·達倫坡，那位保險調查員，無疑是個從不衝動行事的穩健派。但即使對希爾那些草率舉動頻頻搖頭，達倫坡還是很快地了解了這位臥底特工的工作技巧。“查理·希爾，”達倫坡說，“比其他所有警察加在一起還要更有頭腦、更有勇氣。”
查理·希爾對警用裝備的嫌棄，一方麵是因為自己的怪癖，另一方麵則是經驗使然。“英國人不用槍”，在遭人追問時他一定會這麽說，但是這隻是藉口而已。要是哪次他碰巧喜歡武裝自己，他就會說那是自己的一半美國血統在作怪。真正的解釋是：查理·希爾反對用槍，主要源於他在越南度過的那段日子，周圍都是槍，事情就會變糟，不管你屬於哪一個陣營。“不帶槍並不會讓我遭遇更大的危險，”希爾堅持說，“而是讓我麵臨更少的風險，因為帶上一支槍會給你營造一種自以為安全的假象。”
槍會助長“先射擊、後思考”的行為方式，那隻會帶來巨大的麻煩。在越南，查理·希爾自己就險些因一次意外誤殺自己的同伴。“他是個小個子，名叫皮韋，西班牙人，但看上去幾乎與越南人毫無二致。他還是那群特別招人討厭的混蛋之一，那些人戴鋼盔的時候總是戴錯邊兒，就如同你把棒球帽帽簷兒朝後扣在腦袋上。”一天早上，希爾發現在象草當中有個鼓包，“突然就冒出個腦袋，鋼盔的形狀看起來和自己人的不一樣，我差點兒就對著他的胸口扣動扳機，他當時離我也就十米遠，不可能再多了。’哦，上帝啊，‘我心想，’感謝主，那是皮韋!‘我憤怒地把他一把推開，他原來是在草堆裏拉屎呢。”
查理·希爾不喜歡使槍也是基於他對技術手段持一貫的排斥態度，他會用手機，也會收發電子郵件，但那已經是他能夠做到的極限了。希爾認為，機械的作用就是在最糟糕的時候背叛它們的使用者。在捷克那起前秘密警察變成藝術品竊賊的案件當中，希爾沒有別的選擇，隻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給某個小機件。好人這邊——德國的警察部隊，大概相當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給了希爾一個手提箱，裏麵有個小裝置，隻要希爾按下按鈕，就會發出“快來”的電子求救訊號。在德國伍茲堡某家賓館的地下停車場裏，希爾見到了那些捷克黑幫分子，也見到了他們想要賣給他的那些失竊畫作。德國警方靜靜地等待著希爾發出進攻信號，希爾也確實按下了那個按鈕，但是什麽都沒有發生。也許是因為位於地下的緣故吧，也許是出現了機械故障，希爾又嚐試了一遍，還是什麽反應都沒有。
希爾隻好對那些繪畫研究來研究去，就這麽折騰了足有半個小時，他在努力拖延時間，拚命談論著關於盧卡斯、克拉納赫、維羅尼斯1以及雷尼2的掌故，他麵對的聽眾都是昔日的警察，如今的黑道人物，其中至少有一個是職業殺手。趁著別人沒注意，希爾又試著按下了那個求救按鈕，還是什麽反應都沒有。最後那些德國警察們耐不住性子自己沖了進來，他們揮舞著手槍，逮捕了現場的每一個人。希爾和那個捷克黑幫的首腦都被臉朝下按倒在水泥地上，一個警察彎下腰來用手銬把希爾的雙手銬到了背後，並借著這個機會在希爾耳邊低聲說了一句：“幹得漂亮!”
那次希爾打算扮成一位沒什麽內涵的加拿大人，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總之他覺得適合這個角色的理想打扮是戴著一頂可笑的大帽子，穿上一件刺眼的橙色上衣，再配上一條黃色的褲子。
“我努力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徹頭徹尾的加拿大惡棍，我告訴他們，我打算賣掉所有那些美妙的中世紀物品和繪畫，它們都是從無數的教堂裏洗劫而來的，即將被賣給那些在巴哈馬擁有遊艇的富翁們。恐怕你得變成一頭愚蠹的公驢，才會聽信我當時所說的那番鬼話，”希爾笑了，臉都漲紅了，“但是那些傢夥真買帳，他們的確信了。”
雖然容易激動，希爾在確定人物性格時倒是非常講究，他喜歡扮演有異國情調的角色，這倒不是為了尋求刺激，而是因為他知道那些騙子的腦中一位藝術品掮客應該是什麽樣子。
“你得滿足那些藝術品竊賊的幻想，”希爾說，“你必須打扮成他們希望的那樣。”
鑑於竊賊們的想法都來自空想以及陳腐的觀念，你可以想見希爾得打扮成什麽古怪樣子了，但是沒關係，希爾對這些非常適應。
希爾就是要作出各種努力，讓他的竊賊觀眾們相信自己的身份。如果一口時髦的腔調或者一個豪華的賓館套間能夠換取對方的信任，那麽就去做好了。在自然歷史領域裏，科學家們經過多年研究，已經揭示出了這種觸發機製。比如說，當哺育了後代的成鳥把食物帶回鳥巢時，等待它們的會是一個又一個伸向天空、嗷嗷待哺的喉嚨;如果科學家取走一隻飢餓的雛鳥，用一個哪怕無比粗糙的、張著喉嚨的複製品加以替代，辛勤的父母們還是會拚命勞作，努力去填飽它。查理·希爾雖然對科學不感興趣，但他自稱的“業餘表演”卻極好地應用了觸發機製，通過這些手段，希爾把竊賊們哄得團團轉，他們的每一步舉動都在希爾的計算之中。
與希爾相比，馬克·達倫坡，那位保險調查員，無疑是個從不衝動行事的穩健派。但即使對希爾那些草率舉動頻頻搖頭，達倫坡還是很快地了解了這位臥底特工的工作技巧。“查理·希爾，”達倫坡說，“比其他所有警察加在一起還要更有頭腦、更有勇氣。”
查理·希爾對警用裝備的嫌棄，一方麵是因為自己的怪癖，另一方麵則是經驗使然。“英國人不用槍”，在遭人追問時他一定會這麽說，但是這隻是藉口而已。要是哪次他碰巧喜歡武裝自己，他就會說那是自己的一半美國血統在作怪。真正的解釋是：查理·希爾反對用槍，主要源於他在越南度過的那段日子，周圍都是槍，事情就會變糟，不管你屬於哪一個陣營。“不帶槍並不會讓我遭遇更大的危險，”希爾堅持說，“而是讓我麵臨更少的風險，因為帶上一支槍會給你營造一種自以為安全的假象。”
槍會助長“先射擊、後思考”的行為方式，那隻會帶來巨大的麻煩。在越南，查理·希爾自己就險些因一次意外誤殺自己的同伴。“他是個小個子，名叫皮韋，西班牙人，但看上去幾乎與越南人毫無二致。他還是那群特別招人討厭的混蛋之一，那些人戴鋼盔的時候總是戴錯邊兒，就如同你把棒球帽帽簷兒朝後扣在腦袋上。”一天早上，希爾發現在象草當中有個鼓包，“突然就冒出個腦袋，鋼盔的形狀看起來和自己人的不一樣，我差點兒就對著他的胸口扣動扳機，他當時離我也就十米遠，不可能再多了。’哦，上帝啊，‘我心想，’感謝主，那是皮韋!‘我憤怒地把他一把推開，他原來是在草堆裏拉屎呢。”
查理·希爾不喜歡使槍也是基於他對技術手段持一貫的排斥態度，他會用手機，也會收發電子郵件，但那已經是他能夠做到的極限了。希爾認為，機械的作用就是在最糟糕的時候背叛它們的使用者。在捷克那起前秘密警察變成藝術品竊賊的案件當中，希爾沒有別的選擇，隻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給某個小機件。好人這邊——德國的警察部隊，大概相當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給了希爾一個手提箱，裏麵有個小裝置，隻要希爾按下按鈕，就會發出“快來”的電子求救訊號。在德國伍茲堡某家賓館的地下停車場裏，希爾見到了那些捷克黑幫分子，也見到了他們想要賣給他的那些失竊畫作。德國警方靜靜地等待著希爾發出進攻信號，希爾也確實按下了那個按鈕，但是什麽都沒有發生。也許是因為位於地下的緣故吧，也許是出現了機械故障，希爾又嚐試了一遍，還是什麽反應都沒有。
希爾隻好對那些繪畫研究來研究去，就這麽折騰了足有半個小時，他在努力拖延時間，拚命談論著關於盧卡斯、克拉納赫、維羅尼斯1以及雷尼2的掌故，他麵對的聽眾都是昔日的警察，如今的黑道人物，其中至少有一個是職業殺手。趁著別人沒注意，希爾又試著按下了那個求救按鈕，還是什麽反應都沒有。最後那些德國警察們耐不住性子自己沖了進來，他們揮舞著手槍，逮捕了現場的每一個人。希爾和那個捷克黑幫的首腦都被臉朝下按倒在水泥地上，一個警察彎下腰來用手銬把希爾的雙手銬到了背後，並借著這個機會在希爾耳邊低聲說了一句：“幹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