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麽武斷其實是性格使然。盡管認識，甚至仰慕一些嚴肅的、有思想的、令人尊敬的藝術品經紀人，但與他看來很有問題的某個經紀人打交道時，希爾轉眼之間就會把他對敬業的藝術品經紀人的良好印象忘個精光。
“藝術品經紀人就跟二手車的經銷商沒什麽兩樣，”希爾抱怨道，此時他心裏隻有烏爾溫，難免以偏概全，“唯一的區別是他們懂得上流社會的全部禮儀。”
在生活的其他方麵，希爾老是犯一些低級錯誤，貽笑大方，但是在對別人的性格作出判斷時，他確實有著足以自誇的能力。希爾經常會很快就對別人下結論，然後再慢慢修正自己的認識，或者是堅持自己最初的判斷，不做任何改變。希爾對烏爾溫的厭惡近乎本能，這究竟是基於他的洞察力，還是僅僅源於他的胡亂猜疑，那就很難說清楚了。身為警察，一輩子都要在藏汙納垢的地方搜尋壞人，所以說，如果他們老是會想到人類性格當中健康陽光的一麵，隻怕對自己的職業前途沒什麽好處。曾經有一次，在一個像田園詩一般美好的春日，希爾在裏奇蒙公園——倫敦最大、最綠的公共場所——散步時，與一名正在慢跑的人擦肩而過。“他沒準兒是個強姦犯，”希爾自己小聲嘀咕，“正滿世界搜尋某個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嬰兒身上的母親，準備下手呢。”
曾做過檢察官的美國偵探小說家斯考特·杜羅1曾經說過，警察是“老百姓付錢養活的妄想狂”，估計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杜羅先生腦海裏浮現出的，就是像查理^希爾這種類型的警察。“天變陰了，警察們就會猜想其中莫非有什麽陰謀，”杜羅接著寫道，“你跟他們說‘早安’，他們反倒會猜疑你，以為你要作出什麽背叛行為。”
1斯考特·杜羅(scott turow)，1949年生，當代美國著名的法庭推理小說作家，與約翰·格裏森姆、理察·諾思·帕特森合稱“當代美國法庭推理小說三傑”，原為史丹福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畢業後留校教授文學創作，課餘喜歡信筆塗鴉，正因為在寫作過程遇到許多法律問題，於是選擇進入哈佛法學院深造，其後接連出版幾本轟動一時的法律驚悚暢銷小說，對美國司法界的內幕有著深刻了解。筆下主人公拉斯迪是一位資深且極為優秀的首席檢查官，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接觸到一些令人心痛的社會弊端以及各式各樣的犯罪，為揭露司法製度的陰暗麵，他暗中操縱，不惜以身試法，炮製犯罪。斯考特·杜羅的法庭推理小說打破了以前以正義律師為主角，描寫律師維護法律，與玩弄法律的邪惡訟棍挺身相鬥的模式，而以一個行為邪惡、專靠熟悉的法律知識鑽法律空子的犯罪天才為主角，通過訟棍拉斯迪一係列可恥但卻難以得到法律製裁的巧妙犯罪的描述，深刻揭露了美國司法界漏洞百出、虛有其表的內幕，將美國司法界的虛偽與可笑諷刺無遺，帶有鮮明的“反法庭推理小說”的味道。
雖然希爾不喜歡也不信任烏爾溫，但他有著足夠的自信，深信自己肯定能夠勝過烏爾溫。過去的那些年裏，希爾早已學到了如何與各種類型的壞蛋、騙子交朋友，在他所執行的一係列任務當中，這可是最基本的技能。“那是我最大的優勢，”希爾曾經自我評價道，“我能夠與各種類型的罪犯們相處和睦，他們會把決不可能透露給別人的事情都講給我聽。”
奇怪的是，希爾與別人打得火熱的出色技能隻對處在社會高層或者底層的人起作用，對於當今社會的中堅分子們卻全然沒用。殺手們會非常喜歡與希爾喝上幾杯，那些貴族們、名流們也是如此，然而品性良好、正派可靠、占人類社會絕大多數的良好公民會厭惡地撇著嘴角，盡可能與希爾保持距離。
“現在，有這麽一個人，他是殺手，是個臭名昭著的壞傢夥，”希爾有一次特地談起了一位黑幫人物，“他也能和我輕鬆愉快地溝通。”就在不久以前，這倆人還相約出去喝過幾杯，在一家冷清的夜總會待到了後半夜。黑幫大佬一邁進夜總會，當班的男招待就認出了他。在給希爾他們端來飲料的時候，男招待的手都是顫抖的。
“那個狗娘養的是個窮凶極惡的傢夥，”希爾後來提到，“但是當他遇到並不懼怕他的人，以及不可能作出傷害他的事情的人，那麽他會樂得與對方交談，這就是那些黑道分子們的行為方式。就像吉卜林1在他的詩中所說的：‘再也不用區分東方還是西方，也沒有了種族與血統的差異，更不用看出身，當兩位強有力的男人麵對麵站在一起，就會是這樣的，即便他們是從世界的不同的盡頭而來。’”
1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小說家、詩人，以短篇小說著稱於世，有“英國的莫泊桑”“短篇小說之王”的稱號，1907年憑藉作品《老虎!老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觀察入微、想像獨特、氣概雄渾、敘述卓越見長。吉卜林生於印度孟買，父親是作家。7歲回英國受教育，17歲大學畢業後從事報刊編輯和文學創作活動。曾到印度、中國、日本和美國等地遊歷，1896年後回國定居。吉卜林作品多反映帝國主義的擴張精神。其作品有短篇小說集《三個士兵》《生命的阻力》《加茲比一家的故事》(1888)，詩集《營房謠》《七海》(1896)、《五國》(1903)，長篇小說《吉姆》(1901)和《各種各樣的人》(1917)等。他認為征服和統治世界是“白種人的重任”，號召人們遠涉重洋去開拓擴張，且多方為英帝國的政策辯護。即使在以描繪自然界和動物心理著稱的《叢林故事》(1894)和《叢林故事續篇》(1895)中，他也力圖表明生活就是一場掠奪和生存鬥爭，為英國的殖民擴張歌功頌德、搖旗吶喊，因此，他素有“帝國主義詩人”之稱。
“藝術品經紀人就跟二手車的經銷商沒什麽兩樣，”希爾抱怨道，此時他心裏隻有烏爾溫，難免以偏概全，“唯一的區別是他們懂得上流社會的全部禮儀。”
在生活的其他方麵，希爾老是犯一些低級錯誤，貽笑大方，但是在對別人的性格作出判斷時，他確實有著足以自誇的能力。希爾經常會很快就對別人下結論，然後再慢慢修正自己的認識，或者是堅持自己最初的判斷，不做任何改變。希爾對烏爾溫的厭惡近乎本能，這究竟是基於他的洞察力，還是僅僅源於他的胡亂猜疑，那就很難說清楚了。身為警察，一輩子都要在藏汙納垢的地方搜尋壞人，所以說，如果他們老是會想到人類性格當中健康陽光的一麵，隻怕對自己的職業前途沒什麽好處。曾經有一次，在一個像田園詩一般美好的春日，希爾在裏奇蒙公園——倫敦最大、最綠的公共場所——散步時，與一名正在慢跑的人擦肩而過。“他沒準兒是個強姦犯，”希爾自己小聲嘀咕，“正滿世界搜尋某個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嬰兒身上的母親，準備下手呢。”
曾做過檢察官的美國偵探小說家斯考特·杜羅1曾經說過，警察是“老百姓付錢養活的妄想狂”，估計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杜羅先生腦海裏浮現出的，就是像查理^希爾這種類型的警察。“天變陰了，警察們就會猜想其中莫非有什麽陰謀，”杜羅接著寫道，“你跟他們說‘早安’，他們反倒會猜疑你，以為你要作出什麽背叛行為。”
1斯考特·杜羅(scott turow)，1949年生，當代美國著名的法庭推理小說作家，與約翰·格裏森姆、理察·諾思·帕特森合稱“當代美國法庭推理小說三傑”，原為史丹福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畢業後留校教授文學創作，課餘喜歡信筆塗鴉，正因為在寫作過程遇到許多法律問題，於是選擇進入哈佛法學院深造，其後接連出版幾本轟動一時的法律驚悚暢銷小說，對美國司法界的內幕有著深刻了解。筆下主人公拉斯迪是一位資深且極為優秀的首席檢查官，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接觸到一些令人心痛的社會弊端以及各式各樣的犯罪，為揭露司法製度的陰暗麵，他暗中操縱，不惜以身試法，炮製犯罪。斯考特·杜羅的法庭推理小說打破了以前以正義律師為主角，描寫律師維護法律，與玩弄法律的邪惡訟棍挺身相鬥的模式，而以一個行為邪惡、專靠熟悉的法律知識鑽法律空子的犯罪天才為主角，通過訟棍拉斯迪一係列可恥但卻難以得到法律製裁的巧妙犯罪的描述，深刻揭露了美國司法界漏洞百出、虛有其表的內幕，將美國司法界的虛偽與可笑諷刺無遺，帶有鮮明的“反法庭推理小說”的味道。
雖然希爾不喜歡也不信任烏爾溫，但他有著足夠的自信，深信自己肯定能夠勝過烏爾溫。過去的那些年裏，希爾早已學到了如何與各種類型的壞蛋、騙子交朋友，在他所執行的一係列任務當中，這可是最基本的技能。“那是我最大的優勢，”希爾曾經自我評價道，“我能夠與各種類型的罪犯們相處和睦，他們會把決不可能透露給別人的事情都講給我聽。”
奇怪的是，希爾與別人打得火熱的出色技能隻對處在社會高層或者底層的人起作用，對於當今社會的中堅分子們卻全然沒用。殺手們會非常喜歡與希爾喝上幾杯，那些貴族們、名流們也是如此，然而品性良好、正派可靠、占人類社會絕大多數的良好公民會厭惡地撇著嘴角，盡可能與希爾保持距離。
“現在，有這麽一個人，他是殺手，是個臭名昭著的壞傢夥，”希爾有一次特地談起了一位黑幫人物，“他也能和我輕鬆愉快地溝通。”就在不久以前，這倆人還相約出去喝過幾杯，在一家冷清的夜總會待到了後半夜。黑幫大佬一邁進夜總會，當班的男招待就認出了他。在給希爾他們端來飲料的時候，男招待的手都是顫抖的。
“那個狗娘養的是個窮凶極惡的傢夥，”希爾後來提到，“但是當他遇到並不懼怕他的人，以及不可能作出傷害他的事情的人，那麽他會樂得與對方交談，這就是那些黑道分子們的行為方式。就像吉卜林1在他的詩中所說的：‘再也不用區分東方還是西方，也沒有了種族與血統的差異，更不用看出身，當兩位強有力的男人麵對麵站在一起，就會是這樣的，即便他們是從世界的不同的盡頭而來。’”
1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小說家、詩人，以短篇小說著稱於世，有“英國的莫泊桑”“短篇小說之王”的稱號，1907年憑藉作品《老虎!老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觀察入微、想像獨特、氣概雄渾、敘述卓越見長。吉卜林生於印度孟買，父親是作家。7歲回英國受教育，17歲大學畢業後從事報刊編輯和文學創作活動。曾到印度、中國、日本和美國等地遊歷，1896年後回國定居。吉卜林作品多反映帝國主義的擴張精神。其作品有短篇小說集《三個士兵》《生命的阻力》《加茲比一家的故事》(1888)，詩集《營房謠》《七海》(1896)、《五國》(1903)，長篇小說《吉姆》(1901)和《各種各樣的人》(1917)等。他認為征服和統治世界是“白種人的重任”，號召人們遠涉重洋去開拓擴張，且多方為英帝國的政策辯護。即使在以描繪自然界和動物心理著稱的《叢林故事》(1894)和《叢林故事續篇》(1895)中，他也力圖表明生活就是一場掠奪和生存鬥爭，為英國的殖民擴張歌功頌德、搖旗吶喊，因此，他素有“帝國主義詩人”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