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你會認為我是在狡辯，但我還是想說——我從未想過要賺錢來過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儉樸，隻要你去一趟我家就會明白。在產業界留下足跡才是我唯一的生存價值。不是我誇海口，我的個人生活毫無問題。我一門心思地埋頭事業，甚至懶於成家。名聲?那也非我所欲。隻要想想我一直滿足於木偶師這一身份的事實，自然就會明白。
後來，席有仁來了日本。我並未感到慌張，因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實的李源良。無論談到什麽，我都能應對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
在信中，我也時常寫下一些身為實業家的哲學觀念，而真正的李源良與這些可說是毫無瓜葛。因此，席有仁若與真正的李源良討論實業哲學，隻怕席有仁反會感到疑惑。
席有仁乘船抵達了。由於是初次見麵，我們約定在帽子上插上黃色假花作為標記。當我們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時，他幾乎快要流出淚來。我絲毫沒有感到心虛愧疚，因為將這個男人從毀滅邊緣拯救回來的人就是我。
我做夢都沒想到，在神戶竟會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卻還是與以前在銀行任職的徐銘義相遇了，而且，他還曾帶領席有仁遊玩上海。我當時嚇了一跳，但仔細想想，又覺得無須擔心。席有仁很忙，他計劃隻在神戶待兩三周的時間。在此期間，我應該會與他形影不離。徐銘義說他在東亞大街附近經營一幢公寓，要在這兩三周內避開他，實在是輕而易舉之事。
我對徐銘義自然隻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還是知道席有仁來了神戶，告訴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銘義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既然席有仁來了，就要我讓他們見上一見。他說：“是在這幢大樓的地下室開食堂的陶先生告訴我的。”我不禁大吃一驚，幸好席有仁當時並沒來我的辦公室。不知為何，徐銘義對與席有仁的會麵表現得十分熱切，絕不僅止於希望見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見，他或許便會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兩眼放光，可能有非辦不可的要事。
無奈之下，我隻好答應聯繫席有仁。事態開始變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靜下心來思考，想到了三個辦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麵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獨這個辦法是萬萬不行的。真正幫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誰?我懷著明確的信念，繼承了李源良這個名字。我覺得，這是我和李源良之間早已簽訂好的契約——將借出的東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過，這種事已經無所謂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夢想怎麽辦?很遺憾，就目前而言，若無席有仁的援助(當然我有接受的權利)，我的夢想終究隻能是夢想。對我而言，這無異於奪走我的生命。
第二個辦法便是向徐銘義毫不隱瞞地說明一切緣由，將其收買。
可是，我想到徐銘義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對這一辦法感到懷疑。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不僅如此，還完全不知變通，病態地執著於弄清所有事情。縱然用錢，恐怕也無法改變他的這種本性——不，或許可以。可是，我並不想對任何人說出真相。或許我也是偏執狂的一種吧一一不，並非或許，而是的確如此。事已至此，我無法否認。
既然第一種和第二種辦法都行不通，便隻能採取剩下的第三種辦法。也是能阻止徐銘義和席有仁見麵的最穩妥的辦法——除掉徐銘義!
星期日中午，我去了徐銘義的公寓，收發室裏並沒有人。掛鍾響了一聲，我看看手錶，指針指向十一點三十五分。我的手錶很準。我向管理員的房間裏望去，隻見掛鍾的指針指向十一點三十分，慢了五分鍾。老實說，我當時尚無具體計劃，但我隱約感到，必須藉此機會製訂一個作案計劃。因此，我覺得應該將手錶的時間與那個掛鍾的時間調成一致。於是，我將手錶調慢了五分鍾。
徐銘義一邊大發牢騷，說自己有些傷風，不得不窩在家裏，一邊將我帶入客廳坐下。我告訴他已經聯繫了席有仁，“過後我會通知你具體時間，總之，他對你們的會麵十分期待。”
我對他說，此番前來就是為了通知這件事，他聽後極為惶恐，表示並不著急。然後，他就去查看牆上的一覽表，給名叫“白宮”的咖啡館打去電話，要了一杯咖啡。
我若無其事地觀察徐銘義，隻見他麵戴口罩，隻有說話時才稍稍將口罩掀起。他穿著鮮紅的套衫，頭上誇張地纏著繃帶，與先前遇見時的打扮一模一樣。他取出咖啡杯和湯匙，放在桌上。過了不久，咖啡館的女招待便端著咖啡壺走進來，向早已備好的咖啡杯中倒入黑色液體，並從圍裙口袋中掏出一塊紙包的方糖，放入杯中。然後，她便走出了房間。咖啡店隻提供咖啡和方糖，並無需要回收的容器。徐銘義有潔癖，自然不想使用咖啡館那些來歷不明的容器。然而，最重要的是——“白宮”的女招待之後便不用再來了……徐銘義邀我下象棋，說是久別重逢，應該來一盤。我們走進後麵的臥室，下起了象棋。他以前就是一個高明的棋手，我一敗塗地。我稱讚道：“你還是那麽厲害。”
“是啊，平均下來，我一直都贏。我還做了記錄。”說著，他從套衫的口袋中掏出一串鑰匙，打開桌上的手提保險箱，從中拿出一本黑色皮麵的帳簿，將對戰記錄展示給我看。他得意洋洋地說道：“每局賭一百日元，自今年以來，輸贏相抵，我已經淨賺七千日元了。”
後來，席有仁來了日本。我並未感到慌張，因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實的李源良。無論談到什麽，我都能應對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
在信中，我也時常寫下一些身為實業家的哲學觀念，而真正的李源良與這些可說是毫無瓜葛。因此，席有仁若與真正的李源良討論實業哲學，隻怕席有仁反會感到疑惑。
席有仁乘船抵達了。由於是初次見麵，我們約定在帽子上插上黃色假花作為標記。當我們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時，他幾乎快要流出淚來。我絲毫沒有感到心虛愧疚，因為將這個男人從毀滅邊緣拯救回來的人就是我。
我做夢都沒想到，在神戶竟會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卻還是與以前在銀行任職的徐銘義相遇了，而且，他還曾帶領席有仁遊玩上海。我當時嚇了一跳，但仔細想想，又覺得無須擔心。席有仁很忙，他計劃隻在神戶待兩三周的時間。在此期間，我應該會與他形影不離。徐銘義說他在東亞大街附近經營一幢公寓，要在這兩三周內避開他，實在是輕而易舉之事。
我對徐銘義自然隻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還是知道席有仁來了神戶，告訴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銘義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既然席有仁來了，就要我讓他們見上一見。他說：“是在這幢大樓的地下室開食堂的陶先生告訴我的。”我不禁大吃一驚，幸好席有仁當時並沒來我的辦公室。不知為何，徐銘義對與席有仁的會麵表現得十分熱切，絕不僅止於希望見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見，他或許便會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兩眼放光，可能有非辦不可的要事。
無奈之下，我隻好答應聯繫席有仁。事態開始變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靜下心來思考，想到了三個辦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麵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獨這個辦法是萬萬不行的。真正幫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誰?我懷著明確的信念，繼承了李源良這個名字。我覺得，這是我和李源良之間早已簽訂好的契約——將借出的東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過，這種事已經無所謂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夢想怎麽辦?很遺憾，就目前而言，若無席有仁的援助(當然我有接受的權利)，我的夢想終究隻能是夢想。對我而言，這無異於奪走我的生命。
第二個辦法便是向徐銘義毫不隱瞞地說明一切緣由，將其收買。
可是，我想到徐銘義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對這一辦法感到懷疑。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不僅如此，還完全不知變通，病態地執著於弄清所有事情。縱然用錢，恐怕也無法改變他的這種本性——不，或許可以。可是，我並不想對任何人說出真相。或許我也是偏執狂的一種吧一一不，並非或許，而是的確如此。事已至此，我無法否認。
既然第一種和第二種辦法都行不通，便隻能採取剩下的第三種辦法。也是能阻止徐銘義和席有仁見麵的最穩妥的辦法——除掉徐銘義!
星期日中午，我去了徐銘義的公寓，收發室裏並沒有人。掛鍾響了一聲，我看看手錶，指針指向十一點三十五分。我的手錶很準。我向管理員的房間裏望去，隻見掛鍾的指針指向十一點三十分，慢了五分鍾。老實說，我當時尚無具體計劃，但我隱約感到，必須藉此機會製訂一個作案計劃。因此，我覺得應該將手錶的時間與那個掛鍾的時間調成一致。於是，我將手錶調慢了五分鍾。
徐銘義一邊大發牢騷，說自己有些傷風，不得不窩在家裏，一邊將我帶入客廳坐下。我告訴他已經聯繫了席有仁，“過後我會通知你具體時間，總之，他對你們的會麵十分期待。”
我對他說，此番前來就是為了通知這件事，他聽後極為惶恐，表示並不著急。然後，他就去查看牆上的一覽表，給名叫“白宮”的咖啡館打去電話，要了一杯咖啡。
我若無其事地觀察徐銘義，隻見他麵戴口罩，隻有說話時才稍稍將口罩掀起。他穿著鮮紅的套衫，頭上誇張地纏著繃帶，與先前遇見時的打扮一模一樣。他取出咖啡杯和湯匙，放在桌上。過了不久，咖啡館的女招待便端著咖啡壺走進來，向早已備好的咖啡杯中倒入黑色液體，並從圍裙口袋中掏出一塊紙包的方糖，放入杯中。然後，她便走出了房間。咖啡店隻提供咖啡和方糖，並無需要回收的容器。徐銘義有潔癖，自然不想使用咖啡館那些來歷不明的容器。然而，最重要的是——“白宮”的女招待之後便不用再來了……徐銘義邀我下象棋，說是久別重逢，應該來一盤。我們走進後麵的臥室，下起了象棋。他以前就是一個高明的棋手，我一敗塗地。我稱讚道：“你還是那麽厲害。”
“是啊，平均下來，我一直都贏。我還做了記錄。”說著，他從套衫的口袋中掏出一串鑰匙，打開桌上的手提保險箱，從中拿出一本黑色皮麵的帳簿，將對戰記錄展示給我看。他得意洋洋地說道：“每局賭一百日元，自今年以來，輸贏相抵，我已經淨賺七千日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