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覺得，我恐怕永遠沒法感受到像那樣的幸福了。
我讓阿爾諾鑽出窗戶，然後拿起一隻酒杯，猛地推開門，裝出立足不穩的樣子。“噢我的天。這兒根本不是撞球室，對吧?”我快活地說。
那些衛兵看到我，紛紛露出尷尬的表情。這也是理所應當的。畢竟，這場“私人晚會”是以我的名義舉辦的……
“我們在追趕闖入者，德·拉·塞爾小姐。您看到那個人了麽?”
我故意眯著眼睛看著他。“鹿子?不，我不覺得鹿會爬樓梯，它們的蹄子太小了——它們是怎麽從王家動物園跑出來的?”
衛兵們猶豫地對視了一眼。“不是鹿子，是闖入者。可疑的人物。您見到什麽可疑的人沒有?”
到了這時候，衛兵們都既緊張又焦慮。他們能感覺到自己的獵物就在附近，又為我的拖延而惱火。
“噢，那是德·波利尼亞克夫人，”我壓低了聲音，“她的頭髮裏有隻鳥兒。我想她是從王家動物園裏偷來的。”
另一個守衛再也按捺不住，走上前來。“請您讓到邊上，讓我們搜查這個房間，小姐。”
我搖晃了幾下，裝出不勝酒力的樣子——或許還帶著些挑逗。“恐怕你能找到的隻有我，”我對著他露出微笑，順便展示了一下我的低胸長裙，“我找撞球室已經找了快一個鍾頭了。”
那個衛兵的眼睛開始不守規矩。“我們可以帶您過去，小姐，”他說著，短促地鞠了一躬，“而且我們會鎖上房門，以免出現更多的誤會。”
衛兵們護送著我離開，而我暗暗祈禱著兩件事：首先，阿爾諾能順利跳到庭院裏;以及其次，在衛兵們帶我去撞球室的路上，能夠發生點什麽意外，好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俗話說得好：許願時要謹慎，因為你的願望很可能成真。
我祈禱的意外真的發生了，因為我聽到了一聲呼喊：“上帝啊，他殺了德·拉·塞爾大人。”
我的整個世界天翻地覆。
1789年7月1日
在我耳中，整個法蘭西仿佛都在分崩離析。承擔了過多期待的三級會議在國王那首偽裝成演講的催眠曲中開始，果不其然，這場啞謎大賽很快發展成爭吵和內鬥，最後無果而終。
為什麽呢?因為在這次會議之前，第三階級就很憤怒。他們為自己最貧窮卻要交最多的稅而憤怒;也為自己在三級會議中人數最多，擁有的票數卻比貴族和教士更少而憤怒。
在那次會議之後，他們更憤怒了。他們憤怒的是國王對他們關心的事隻字不提。他們打算開始行動。整個國家的人都知道——除了白癡和那些特別固執己見的人——很快就要發生什麽大事了。
但我不在乎。7月17日，第三階級通過投票成立了國民議會，作為代表“人民”的集會。其他階級也有些支持的聲音，但實際上，這意味著平民們有了真正發言的權力。
但我不在乎。
國王試圖以關閉萬國大廳的方式阻止他們，但這就像是在馬兒受驚以後關上馬廄的門一樣。他們沒有氣餒，選擇在一處室內網球場舉行了會議，到了7月20日，國民議會進行了宣誓。他們稱之為“網球場宣誓”，聽起來很滑稽，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你要考慮到，他們打算為法蘭西製訂一部新憲法。
你也要考慮到，這代表了君主製度的末日。
但我不在乎。
等到7月27日，國王顯得前所未有地緊張。隨著國民議會得到廣泛支持的消息從巴黎和其他法國城市傳來，軍隊開始進駐巴黎和凡爾賽。空氣裏瀰漫著明顯的緊張氣氛。
但這件事我同樣不在乎。
當然了，我應該在乎的。我應該拿出堅強的意誌，把我個人的煩惱拋到腦後。但事實上，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因為我父親死了，而悲傷回歸了我的人生，就像居住在我心裏的一團黑影，它每天早上會隨著我一同醒來，陪伴著我度過白天，然後在夜晚讓我焦躁不安，無法入睡，讓我滿心懊悔和遺憾。
在那麽多年裏，我都是個不合格的女兒。我白白浪費了讓他為我驕傲的機會。
沒錯，我很清楚，我們家族在凡爾賽和巴黎的宅邸無人照看，其情形與我的心境如出一轍。我留在巴黎，但奧利維爾——凡爾賽莊園的總管家——的信每周都會兩度到來，信裏不斷提及他對於女傭和男僕紛紛離開，卻找不到接替者的焦慮。但我不在乎。
在巴黎的宅邸這邊，我禁止僕人進入我的房間，並且在夜晚才悄悄下樓，不想看見其他人。他們會把放著食物和信件的托盤留在我的門口，有時候，我能聽到女傭和侍女在悄聲耳語，而我能想像她們是怎麽談論我的。但我不在乎。
我收到過韋瑟羅爾先生的信。他在信裏問我是否去巴士底獄看過阿爾諾(他是因為行刺我父親的嫌疑而入獄的)，甚至問我有沒有採取手段證明他的清白。
我本該寫信告訴韋瑟羅爾先生，答案是“沒有”，因為就在父親遇害後不久，我回到凡爾賽莊園，去了他的辦公室，找到了一封被人塞進門底下的信。那封給父親的信上寫著：
我讓阿爾諾鑽出窗戶，然後拿起一隻酒杯，猛地推開門，裝出立足不穩的樣子。“噢我的天。這兒根本不是撞球室，對吧?”我快活地說。
那些衛兵看到我，紛紛露出尷尬的表情。這也是理所應當的。畢竟，這場“私人晚會”是以我的名義舉辦的……
“我們在追趕闖入者，德·拉·塞爾小姐。您看到那個人了麽?”
我故意眯著眼睛看著他。“鹿子?不，我不覺得鹿會爬樓梯，它們的蹄子太小了——它們是怎麽從王家動物園跑出來的?”
衛兵們猶豫地對視了一眼。“不是鹿子，是闖入者。可疑的人物。您見到什麽可疑的人沒有?”
到了這時候，衛兵們都既緊張又焦慮。他們能感覺到自己的獵物就在附近，又為我的拖延而惱火。
“噢，那是德·波利尼亞克夫人，”我壓低了聲音，“她的頭髮裏有隻鳥兒。我想她是從王家動物園裏偷來的。”
另一個守衛再也按捺不住，走上前來。“請您讓到邊上，讓我們搜查這個房間，小姐。”
我搖晃了幾下，裝出不勝酒力的樣子——或許還帶著些挑逗。“恐怕你能找到的隻有我，”我對著他露出微笑，順便展示了一下我的低胸長裙，“我找撞球室已經找了快一個鍾頭了。”
那個衛兵的眼睛開始不守規矩。“我們可以帶您過去，小姐，”他說著，短促地鞠了一躬，“而且我們會鎖上房門，以免出現更多的誤會。”
衛兵們護送著我離開，而我暗暗祈禱著兩件事：首先，阿爾諾能順利跳到庭院裏;以及其次，在衛兵們帶我去撞球室的路上，能夠發生點什麽意外，好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俗話說得好：許願時要謹慎，因為你的願望很可能成真。
我祈禱的意外真的發生了，因為我聽到了一聲呼喊：“上帝啊，他殺了德·拉·塞爾大人。”
我的整個世界天翻地覆。
1789年7月1日
在我耳中，整個法蘭西仿佛都在分崩離析。承擔了過多期待的三級會議在國王那首偽裝成演講的催眠曲中開始，果不其然，這場啞謎大賽很快發展成爭吵和內鬥，最後無果而終。
為什麽呢?因為在這次會議之前，第三階級就很憤怒。他們為自己最貧窮卻要交最多的稅而憤怒;也為自己在三級會議中人數最多，擁有的票數卻比貴族和教士更少而憤怒。
在那次會議之後，他們更憤怒了。他們憤怒的是國王對他們關心的事隻字不提。他們打算開始行動。整個國家的人都知道——除了白癡和那些特別固執己見的人——很快就要發生什麽大事了。
但我不在乎。7月17日，第三階級通過投票成立了國民議會，作為代表“人民”的集會。其他階級也有些支持的聲音，但實際上，這意味著平民們有了真正發言的權力。
但我不在乎。
國王試圖以關閉萬國大廳的方式阻止他們，但這就像是在馬兒受驚以後關上馬廄的門一樣。他們沒有氣餒，選擇在一處室內網球場舉行了會議，到了7月20日，國民議會進行了宣誓。他們稱之為“網球場宣誓”，聽起來很滑稽，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你要考慮到，他們打算為法蘭西製訂一部新憲法。
你也要考慮到，這代表了君主製度的末日。
但我不在乎。
等到7月27日，國王顯得前所未有地緊張。隨著國民議會得到廣泛支持的消息從巴黎和其他法國城市傳來，軍隊開始進駐巴黎和凡爾賽。空氣裏瀰漫著明顯的緊張氣氛。
但這件事我同樣不在乎。
當然了，我應該在乎的。我應該拿出堅強的意誌，把我個人的煩惱拋到腦後。但事實上，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因為我父親死了，而悲傷回歸了我的人生，就像居住在我心裏的一團黑影，它每天早上會隨著我一同醒來，陪伴著我度過白天，然後在夜晚讓我焦躁不安，無法入睡，讓我滿心懊悔和遺憾。
在那麽多年裏，我都是個不合格的女兒。我白白浪費了讓他為我驕傲的機會。
沒錯，我很清楚，我們家族在凡爾賽和巴黎的宅邸無人照看，其情形與我的心境如出一轍。我留在巴黎，但奧利維爾——凡爾賽莊園的總管家——的信每周都會兩度到來，信裏不斷提及他對於女傭和男僕紛紛離開，卻找不到接替者的焦慮。但我不在乎。
在巴黎的宅邸這邊，我禁止僕人進入我的房間，並且在夜晚才悄悄下樓，不想看見其他人。他們會把放著食物和信件的托盤留在我的門口，有時候，我能聽到女傭和侍女在悄聲耳語，而我能想像她們是怎麽談論我的。但我不在乎。
我收到過韋瑟羅爾先生的信。他在信裏問我是否去巴士底獄看過阿爾諾(他是因為行刺我父親的嫌疑而入獄的)，甚至問我有沒有採取手段證明他的清白。
我本該寫信告訴韋瑟羅爾先生，答案是“沒有”，因為就在父親遇害後不久，我回到凡爾賽莊園，去了他的辦公室，找到了一封被人塞進門底下的信。那封給父親的信上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