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係列殺手形象剖析中的另一個鉤號?”
“科普蘭先生，這不僅僅是形象剖析的問題。你知道那些事實。他住在紐約，卻想方設法到了三個案發所在地一維吉尼亞、印第安那、賓夕法尼亞。這難道不奇怪?當然，還有這個重要轉折點：我們拿到捜査令後，在他家找到了一些物品一典型的戰利品。那些東西恰恰是各位被害者生前的私人物品。”
“不是全部被害者，”我說。
“已經足夠多了。”
“但沒有第一起謀殺案那四個被害者的物品。”
“沒有。”
“為什麽沒有?”
“要我猜嗎?斯托本可能太匆忙。他還要處理那些屍體。時間不夠。”
“不過，”我說，“這聽上去也有點像扭曲事實。”
他仰起頭，仔細打量著我：“那你的推論是什麽，科普蘭先生?我很想聽聽。”
我沒說話。
他張開雙臂：“在印第安那和維吉尼亞州割破營員喉嚨的係列殺手碰巧是一個夏令營的輔導員?而且至少還有另兩個被害者的喉嚨在那個夏令營被割破?”
他說得有些道理。我從頭開始就在想這個問題，但還沒想明白。
“你知道那些事實，不管扭曲與否。你是檢察官。告訴我，你認為那些樹林中發生過什麽事。”
我想了想。他等著。我又多想了一會兒。
“我暫時還不知道我說，”也許現在推論還太早。也許我們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實。“
“你們了解事實的時候，”他說，“韋恩·斯托本那樣的人會殺掉更多的營員。”
他這話也有些道理。我想到了對麁雷特和馬蘭茲不利的強姦證據。如果客觀地去看，對韋恩·斯托本不利的證據同樣多，也許還更多。
或者，至少有那麽多。
“他沒殺吉爾·佩雷斯。”我說。
“我聽到你說過了。因此，為了我們便於討論，把這個因素排除在外吧。還是這樣說吧，假設他沒殺吉爾·佩雷斯。”他張開手掌，伸向天花板，“那會讓你怎樣做?”
我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我想，那可能會讓我感到納悶：我妹妹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29
—個小時後，我已經坐在飛機上。繆斯給我打電話時，機艙門還沒關上。
“和斯托本見麵的情況如何?”她問。
“回頭告訴你。法院那邊怎樣?”
“聽說他們提出了申請什麽的，好像沒什麽進展。他們頻繁使用‘請慎重考慮’這幾個字。當律師一定無聊透頂。遇到這樣的時候，你是怎樣做到沒把自己的腦袋打開花的?”
“這需要磨鍊。那什麽結果也沒有?”
“沒有。但明天休庭。法官星期四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內庭見所有辯護律師。”
“為什麽?”
“他們說的那些‘請慎重考慮’已經傳開了，但你那個叫什麽名字的助理說可能沒什麽大問題。聽著，我還有事告訴你。”
“什麽事?”
“我讓我們最好的電腦專家對發給你朋友露西的那些日記進行了來源追蹤。”
“結果呢?”
“與你已經知道的吻合。不管怎麽說，開始是吻合的。”
“你說‘開始’是什麽意思?”
“我先拿到他提供的信息，然後打了些電話，進行了一些調查，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
“什麽事?”
“我想我知道是誰發的那些日記了。”
“誰?”
“你的黑莓手機在身上嗎?”
“在。”
“資料很多。我還是把所有詳細資料都用郵件給你發吧。”
“好。”
“我不想說更多了。我想看看你是否和我得出同樣的答案。”
我想了想她的話，仿佛聽到我與傑夫·貝德福德的對話在耳邊回想：“嗯，不想讓我扭曲事實去適應推論嗎?”
“你說什麽?”
“沒什麽，繆斯。把郵件發過來吧。”
離開傑夫·貝德福德四個小時後，我坐進了露西辦公室隔壁那間辦公室裏。這個辦公室的主人是個英語教授，休年假去了，露西有鑰匙。
他的助教，一個叫朗尼·伯傑的男人，沒敲門就走進來時，露西正看著窗外。好笑的是，朗尼讓我想起了露西的父親艾拉。他看上去有點像小飛俠彼得·潘，一個被拋棄的趕超崇拜者。我不是在抨擊嬉皮士或極端左翼分子，或者你所知的任何這樣的人。我們需要他們。我堅定地相信，我們需要兩個政治極端的人，甚至(也許更需要)你不贊同或者想仇視的人。沒有他們，這個世界會很沒趣。其實，誰也不會過多地去琢磨人與人之間的分歧。想想吧!沒有右就沒有左。如果左右都沒有，也就沒有中間派了。
“露西，有什麽事嗎?我和辣妹女服務員的約會棒極了……”朗尼突然看到我，聲音頓時低下來，“這是誰?”
露西仍然看著窗外。
“科普蘭先生，這不僅僅是形象剖析的問題。你知道那些事實。他住在紐約，卻想方設法到了三個案發所在地一維吉尼亞、印第安那、賓夕法尼亞。這難道不奇怪?當然，還有這個重要轉折點：我們拿到捜査令後，在他家找到了一些物品一典型的戰利品。那些東西恰恰是各位被害者生前的私人物品。”
“不是全部被害者，”我說。
“已經足夠多了。”
“但沒有第一起謀殺案那四個被害者的物品。”
“沒有。”
“為什麽沒有?”
“要我猜嗎?斯托本可能太匆忙。他還要處理那些屍體。時間不夠。”
“不過，”我說，“這聽上去也有點像扭曲事實。”
他仰起頭，仔細打量著我：“那你的推論是什麽，科普蘭先生?我很想聽聽。”
我沒說話。
他張開雙臂：“在印第安那和維吉尼亞州割破營員喉嚨的係列殺手碰巧是一個夏令營的輔導員?而且至少還有另兩個被害者的喉嚨在那個夏令營被割破?”
他說得有些道理。我從頭開始就在想這個問題，但還沒想明白。
“你知道那些事實，不管扭曲與否。你是檢察官。告訴我，你認為那些樹林中發生過什麽事。”
我想了想。他等著。我又多想了一會兒。
“我暫時還不知道我說，”也許現在推論還太早。也許我們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實。“
“你們了解事實的時候，”他說，“韋恩·斯托本那樣的人會殺掉更多的營員。”
他這話也有些道理。我想到了對麁雷特和馬蘭茲不利的強姦證據。如果客觀地去看，對韋恩·斯托本不利的證據同樣多，也許還更多。
或者，至少有那麽多。
“他沒殺吉爾·佩雷斯。”我說。
“我聽到你說過了。因此，為了我們便於討論，把這個因素排除在外吧。還是這樣說吧，假設他沒殺吉爾·佩雷斯。”他張開手掌，伸向天花板，“那會讓你怎樣做?”
我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我想，那可能會讓我感到納悶：我妹妹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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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後，我已經坐在飛機上。繆斯給我打電話時，機艙門還沒關上。
“和斯托本見麵的情況如何?”她問。
“回頭告訴你。法院那邊怎樣?”
“聽說他們提出了申請什麽的，好像沒什麽進展。他們頻繁使用‘請慎重考慮’這幾個字。當律師一定無聊透頂。遇到這樣的時候，你是怎樣做到沒把自己的腦袋打開花的?”
“這需要磨鍊。那什麽結果也沒有?”
“沒有。但明天休庭。法官星期四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內庭見所有辯護律師。”
“為什麽?”
“他們說的那些‘請慎重考慮’已經傳開了，但你那個叫什麽名字的助理說可能沒什麽大問題。聽著，我還有事告訴你。”
“什麽事?”
“我讓我們最好的電腦專家對發給你朋友露西的那些日記進行了來源追蹤。”
“結果呢?”
“與你已經知道的吻合。不管怎麽說，開始是吻合的。”
“你說‘開始’是什麽意思?”
“我先拿到他提供的信息，然後打了些電話，進行了一些調查，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
“什麽事?”
“我想我知道是誰發的那些日記了。”
“誰?”
“你的黑莓手機在身上嗎?”
“在。”
“資料很多。我還是把所有詳細資料都用郵件給你發吧。”
“好。”
“我不想說更多了。我想看看你是否和我得出同樣的答案。”
我想了想她的話，仿佛聽到我與傑夫·貝德福德的對話在耳邊回想：“嗯，不想讓我扭曲事實去適應推論嗎?”
“你說什麽?”
“沒什麽，繆斯。把郵件發過來吧。”
離開傑夫·貝德福德四個小時後，我坐進了露西辦公室隔壁那間辦公室裏。這個辦公室的主人是個英語教授，休年假去了，露西有鑰匙。
他的助教，一個叫朗尼·伯傑的男人，沒敲門就走進來時，露西正看著窗外。好笑的是，朗尼讓我想起了露西的父親艾拉。他看上去有點像小飛俠彼得·潘，一個被拋棄的趕超崇拜者。我不是在抨擊嬉皮士或極端左翼分子，或者你所知的任何這樣的人。我們需要他們。我堅定地相信，我們需要兩個政治極端的人，甚至(也許更需要)你不贊同或者想仇視的人。沒有他們，這個世界會很沒趣。其實，誰也不會過多地去琢磨人與人之間的分歧。想想吧!沒有右就沒有左。如果左右都沒有，也就沒有中間派了。
“露西，有什麽事嗎?我和辣妹女服務員的約會棒極了……”朗尼突然看到我，聲音頓時低下來，“這是誰?”
露西仍然看著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