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刀。這就是原因。瑪戈·格林已經被綁起來了。他隻需把她的喉嚨割破。我們不知道其他人被害的順序。他們可能也被綁起來了，綁在樹林裏不同的地方。隻不過我們不知道在哪裏。他抓到了道格·比林厄姆。比林厄姆的屍體在一個很淺的墳坑中，離瑪戈的屍體隻有八百米遠。他身上有幾處刺傷，手上也有自衛留下的傷口。我們找到了你妹妹和吉爾·佩雷斯的血衣。這些你都知道。”
“我知道。”
貝德福德將椅子向後翹起，腳跟隨之踮起：“科普蘭先生，那你告訴我。這個突然出現的新證據是什麽?”
“吉爾·佩雷斯。”
“他怎麽啦?”
“他那天晚上沒死，這個星期才死。”
椅子猛地向前落下：“請再說一遍?”
我向他講了馬諾洛·聖地亞哥就是吉爾·佩雷斯的事。我也許應該說，他看上去好像不相信。但這話聽上去好像比現實對我更有利。現實是，貝德福德特工盯著我，仿佛我在試圖讓他相信復活節兔子是真的一樣。
我說完之後，他說：“我還是直說吧。”女服務員端著我們的咖啡回來了。貝德福德沒接著說。他小心地把杯子端到嘴邊，設法不讓杯沿碰到他的鬍子：“佩雷斯的父母否認那是他。曼哈頓警方不相信那是他。而你卻說——”
“是他。”
貝德福德哧詠笑起來：“我想，你已經占用了我足夠多的時間，科普蘭先生。”
他放下咖啡，準備起身向火車座外麵走。
“我知道是他。我遲早會證明這點的。”
貝德福德不動了。“告訴你吧，”他說，“我們就來玩你的遊戲。就算那的確是吉爾·佩雷斯，就算他那天晚上沒死。”
“好。”
“這也不能減輕韋恩·斯托本的罪行。根本不可能。有許多人”——他死死盯著我——“都相信斯托本第一次作案時有幫凶。你自己也問過他為什麽能製伏那麽多人。嗯，如果他們是兩個人，隻有三個被害者，那就容易多了。你不這樣認為嗎?”
“那你現在認為佩雷斯可能是幫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沒死。我隻是在假設。假設曼哈頓停屍房裏那具屍體的確是吉爾·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亞瑟·柯南·道爾爵士嗎?”我問。
“寫福爾摩斯偵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這樣說的：‘得出數據之前便進行推論是一個大錯誤，因為你會歪曲事實，以便讓它們適應推論，而不是讓推論去適應事實。’”
“科普蘭先生，你開始磨鍊我的耐心了。”
“我已經給你一個新事實。你沒有認真去回想發生過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個歪曲事實，並使之去適應你的推論的方法。”
他隻是盯著我。我不怪他。我的確有些過分，但我需要這樣。
“你知道任何與韋恩·斯托本的過去有關的事嗎?”他問。
“知道一些。”
“他與這類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證據。”我說。
“但有幫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幾歲的時候他鄰居家的動物失蹤的事嗎?”
“真的?嗯，這些都是我需要的證據。”
“需要我給你舉個例子嗎?”
“請。”
“我們有個這方麵的證人。一個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時什麽也不敢說，因為他被嚇壞了。韋恩·斯托本十六歲時，活埋了一條白狗。什麽品種呢?好像是法國……”
“捲毛比雄犬。”
“對。他把那條狗一直埋到脖子處，隻有腦袋留在外麵。可憐的小東西一動也不能動。”
“太噁心了。”
“還有更噁心的呢。”
他又非常講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著。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紙輕輕擦擦嘴。
“你這個營地老夥計把狗狗的屍體埋了之後，還跑到這個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種坐在上麵操作的割草機。他要求借割草機……”
他不說了，看著我，點了點頭。
“呃。”我說。
“我還能舉出其他的類似例子。也許有十幾個。”
“但韋恩·斯托本終究還是在那個營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這有什麽好奇怪的。我的意思是說，那個艾拉·西爾弗斯坦好像是個頑固的傢夥，總是不對雇用的人進行背景調査。”
“那些謀殺案剛發生時，沒有任何人懷疑過韋恩?”
“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事。首先，到熱愛和平夏令營現場去的是地方警察，不是我們。那時，這還不是聯邦調査局負責的案子。至少開始時不是。最重要的是，斯托本成長期間，周圍的人都被嚇壞了，不敢出來指控他。就像查理·卡迪森一樣。你一定還記得，斯托本是富家子弟。他很小時，父親就去世了。但她母親庇護他，不管他做出什麽事，他母親都會用錢去解決，對孩子過於溺愛。順便說一下，她也非常保守，非常嚴厲。”
“我知道。”
貝德福德將椅子向後翹起，腳跟隨之踮起：“科普蘭先生，那你告訴我。這個突然出現的新證據是什麽?”
“吉爾·佩雷斯。”
“他怎麽啦?”
“他那天晚上沒死，這個星期才死。”
椅子猛地向前落下：“請再說一遍?”
我向他講了馬諾洛·聖地亞哥就是吉爾·佩雷斯的事。我也許應該說，他看上去好像不相信。但這話聽上去好像比現實對我更有利。現實是，貝德福德特工盯著我，仿佛我在試圖讓他相信復活節兔子是真的一樣。
我說完之後，他說：“我還是直說吧。”女服務員端著我們的咖啡回來了。貝德福德沒接著說。他小心地把杯子端到嘴邊，設法不讓杯沿碰到他的鬍子：“佩雷斯的父母否認那是他。曼哈頓警方不相信那是他。而你卻說——”
“是他。”
貝德福德哧詠笑起來：“我想，你已經占用了我足夠多的時間，科普蘭先生。”
他放下咖啡，準備起身向火車座外麵走。
“我知道是他。我遲早會證明這點的。”
貝德福德不動了。“告訴你吧，”他說，“我們就來玩你的遊戲。就算那的確是吉爾·佩雷斯，就算他那天晚上沒死。”
“好。”
“這也不能減輕韋恩·斯托本的罪行。根本不可能。有許多人”——他死死盯著我——“都相信斯托本第一次作案時有幫凶。你自己也問過他為什麽能製伏那麽多人。嗯，如果他們是兩個人，隻有三個被害者，那就容易多了。你不這樣認為嗎?”
“那你現在認為佩雷斯可能是幫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沒死。我隻是在假設。假設曼哈頓停屍房裏那具屍體的確是吉爾·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亞瑟·柯南·道爾爵士嗎?”我問。
“寫福爾摩斯偵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這樣說的：‘得出數據之前便進行推論是一個大錯誤，因為你會歪曲事實，以便讓它們適應推論，而不是讓推論去適應事實。’”
“科普蘭先生，你開始磨鍊我的耐心了。”
“我已經給你一個新事實。你沒有認真去回想發生過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個歪曲事實，並使之去適應你的推論的方法。”
他隻是盯著我。我不怪他。我的確有些過分，但我需要這樣。
“你知道任何與韋恩·斯托本的過去有關的事嗎?”他問。
“知道一些。”
“他與這類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證據。”我說。
“但有幫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幾歲的時候他鄰居家的動物失蹤的事嗎?”
“真的?嗯，這些都是我需要的證據。”
“需要我給你舉個例子嗎?”
“請。”
“我們有個這方麵的證人。一個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時什麽也不敢說，因為他被嚇壞了。韋恩·斯托本十六歲時，活埋了一條白狗。什麽品種呢?好像是法國……”
“捲毛比雄犬。”
“對。他把那條狗一直埋到脖子處，隻有腦袋留在外麵。可憐的小東西一動也不能動。”
“太噁心了。”
“還有更噁心的呢。”
他又非常講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著。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紙輕輕擦擦嘴。
“你這個營地老夥計把狗狗的屍體埋了之後，還跑到這個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種坐在上麵操作的割草機。他要求借割草機……”
他不說了，看著我，點了點頭。
“呃。”我說。
“我還能舉出其他的類似例子。也許有十幾個。”
“但韋恩·斯托本終究還是在那個營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這有什麽好奇怪的。我的意思是說，那個艾拉·西爾弗斯坦好像是個頑固的傢夥，總是不對雇用的人進行背景調査。”
“那些謀殺案剛發生時，沒有任何人懷疑過韋恩?”
“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些事。首先，到熱愛和平夏令營現場去的是地方警察，不是我們。那時，這還不是聯邦調査局負責的案子。至少開始時不是。最重要的是，斯托本成長期間，周圍的人都被嚇壞了，不敢出來指控他。就像查理·卡迪森一樣。你一定還記得，斯托本是富家子弟。他很小時，父親就去世了。但她母親庇護他，不管他做出什麽事，他母親都會用錢去解決，對孩子過於溺愛。順便說一下，她也非常保守，非常嚴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