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著那家俱樂部gg牌上的話說：“這兒有好多一流的漂亮姑娘，她們全都是國色天香。”
傑克笑了：“恐怕這些gg詞隻對一部分人起作用。”
“可能是吧。”我看到綠燈亮了，便開車駛過路口，“在我們採訪前還有一些時間，你想四處逛逛嗎？”
“隨你的便，我跟著你好了。”他把一盒空白磁帶插入錄音機。
我把車拐入曼徹斯特大街，對傑克介紹說：“如果從這個雜貨店開始以半英裏為半徑統一圈的話，就能路過第七十七街警局和發現弗蘭迪屍體，也就是共和軍被消滅的那間房子，以及弗蘭迪最喜歡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這四個地方聯繫起來，這種拍攝技巧並不容易，如果想把這樣的節目搬上螢屏，簡直跟發現弗蘭迪的死因一樣難。我打算用直升飛機來試拍，看看航拍能否達到這種效果。”
“你在這兒說了算，是嗎？”傑克笑著問。
“當我工作時如此。”
“我們現在去哪兒？”
我說：“我想看看共和軍搬到郊區前藉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傑克拍了拍襯衣口袋說：“抽支煙可以嗎？”
“最好別抽，這個城市的空氣已經夠差了。”
傑克什麽也沒說，把手從口袋上放下來，看著窗外。
我從曼徹斯特大街街角駛過四個街區，來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號門前停下車子。
在共和軍搬到這裏並被消滅在另一間房子後，也就是聯邦調查局派人包圍並襲擊他們之後不久，八十四大街的這所房子就換了主人。屋子原來的木板外被塗上了白水泥，所以現在這間屋子看起來就像一個被凍壞的檸檬蛋糕——沒有一個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門廊也破爛不堪，好像天一熱，它就會化掉一樣。
我把車門玻璃搖下來，說：“這就是共和軍用來藏身的地方，弗蘭迪也是在這兒被殺的。”
他仔細觀察著這間屋子，然後問道：“是共和軍殺了弗蘭迪嗎？你認為這種可能性大嗎？”
“有這種可能。”我說，“從我一開始調查這件事起，共和軍和弗蘭迪的死因之間的聯繫就讓我感興趣，這很有可能是他們幹的，這種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殺、仇殺或他妻子為了保險金而殺他等原因更讓人相信。對我來講，共和軍是一個比較熟悉的話題。據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們綁架的。”
“我對警察被殺的事沒什麽興趣。”傑克聳了聳肩，毫不在意地說，“我一般隻關心比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讓你到這兒來的，傑克，是你來找我的，你的車在哪兒？如果你能馬上下去的話，我不勝感激。需要我給你的上司寫個便條嗎？跟他說明是藝術觀點不同才讓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罵。”
“哦，不，”他趕忙道歉，“對不起，我剛才說錯了，我很願意聽聽這個故事。”
傑克打開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機，說：“我想拍幾張這房子的照片，我們還有時間嗎？”
“有。”他們會因照片而付給他更多的錢嗎？我這樣想，同時告訴他，“我們還有5到10分鍾時間，拍吧！”
我們下了車，傑克從不同角度進行拍攝。我靠在車上，很想進去看看屋子裏到底是什麽樣子。雖然我根本不可能進這屋子裏拍攝我的劇本，但是我可以重新製造出這樣一個場麵：芭蒂·海斯特和另外兩個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黃色的屋子，然後告訴我那天晚上羅伊·弗蘭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開始覺得整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太個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觀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還是一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我的父親巴克利是那所大學的一名教師。那時，我經常在校園裏的一片小樹林裏玩，那片樹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羅德菲是她的女兒，也是這所大學的奠基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芭蒂，直到那次她毫無防備地被共和軍綁架。
那些所謂的共和軍成員隻不過是幾個中產階級的孩子，他們的頭兒是個十足的騙子，名叫多納德·德夫裏茲，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動後，他稱自己為“辛基”。他教新成員們如何宣誓，如何用槍，還帶領他們從事叛亂活動。
雖然那些共和軍成員都是大學畢業生，而且家庭情況都不錯——他們的父母都是醫生、教師、富商、經理或工程師之類的，但是他們卻都一事無成，最後還被壞人所利用。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缺少家人的關心，得不到家庭溫暖，甚至沒人教他們做人的道理。
比如說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錯，但她自己卻不爭氣——先是嫁給一個沒什麽成就的音樂家，後來兩人一起染上了毒癮。為了弄到買毒品的錢，她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還學會了小偷小摸。後來共和軍幫她戒除了毒癮，但是卻把她引上了另一條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時，南茜曾當過啦啦隊的隊長，此後，她又成了共和軍的領導成員之一。
傑克笑了：“恐怕這些gg詞隻對一部分人起作用。”
“可能是吧。”我看到綠燈亮了，便開車駛過路口，“在我們採訪前還有一些時間，你想四處逛逛嗎？”
“隨你的便，我跟著你好了。”他把一盒空白磁帶插入錄音機。
我把車拐入曼徹斯特大街，對傑克介紹說：“如果從這個雜貨店開始以半英裏為半徑統一圈的話，就能路過第七十七街警局和發現弗蘭迪屍體，也就是共和軍被消滅的那間房子，以及弗蘭迪最喜歡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這四個地方聯繫起來，這種拍攝技巧並不容易，如果想把這樣的節目搬上螢屏，簡直跟發現弗蘭迪的死因一樣難。我打算用直升飛機來試拍，看看航拍能否達到這種效果。”
“你在這兒說了算，是嗎？”傑克笑著問。
“當我工作時如此。”
“我們現在去哪兒？”
我說：“我想看看共和軍搬到郊區前藉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傑克拍了拍襯衣口袋說：“抽支煙可以嗎？”
“最好別抽，這個城市的空氣已經夠差了。”
傑克什麽也沒說，把手從口袋上放下來，看著窗外。
我從曼徹斯特大街街角駛過四個街區，來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號門前停下車子。
在共和軍搬到這裏並被消滅在另一間房子後，也就是聯邦調查局派人包圍並襲擊他們之後不久，八十四大街的這所房子就換了主人。屋子原來的木板外被塗上了白水泥，所以現在這間屋子看起來就像一個被凍壞的檸檬蛋糕——沒有一個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門廊也破爛不堪，好像天一熱，它就會化掉一樣。
我把車門玻璃搖下來，說：“這就是共和軍用來藏身的地方，弗蘭迪也是在這兒被殺的。”
他仔細觀察著這間屋子，然後問道：“是共和軍殺了弗蘭迪嗎？你認為這種可能性大嗎？”
“有這種可能。”我說，“從我一開始調查這件事起，共和軍和弗蘭迪的死因之間的聯繫就讓我感興趣，這很有可能是他們幹的，這種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殺、仇殺或他妻子為了保險金而殺他等原因更讓人相信。對我來講，共和軍是一個比較熟悉的話題。據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們綁架的。”
“我對警察被殺的事沒什麽興趣。”傑克聳了聳肩，毫不在意地說，“我一般隻關心比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讓你到這兒來的，傑克，是你來找我的，你的車在哪兒？如果你能馬上下去的話，我不勝感激。需要我給你的上司寫個便條嗎？跟他說明是藝術觀點不同才讓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罵。”
“哦，不，”他趕忙道歉，“對不起，我剛才說錯了，我很願意聽聽這個故事。”
傑克打開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機，說：“我想拍幾張這房子的照片，我們還有時間嗎？”
“有。”他們會因照片而付給他更多的錢嗎？我這樣想，同時告訴他，“我們還有5到10分鍾時間，拍吧！”
我們下了車，傑克從不同角度進行拍攝。我靠在車上，很想進去看看屋子裏到底是什麽樣子。雖然我根本不可能進這屋子裏拍攝我的劇本，但是我可以重新製造出這樣一個場麵：芭蒂·海斯特和另外兩個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黃色的屋子，然後告訴我那天晚上羅伊·弗蘭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開始覺得整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太個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觀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還是一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我的父親巴克利是那所大學的一名教師。那時，我經常在校園裏的一片小樹林裏玩，那片樹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羅德菲是她的女兒，也是這所大學的奠基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芭蒂，直到那次她毫無防備地被共和軍綁架。
那些所謂的共和軍成員隻不過是幾個中產階級的孩子，他們的頭兒是個十足的騙子，名叫多納德·德夫裏茲，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動後，他稱自己為“辛基”。他教新成員們如何宣誓，如何用槍，還帶領他們從事叛亂活動。
雖然那些共和軍成員都是大學畢業生，而且家庭情況都不錯——他們的父母都是醫生、教師、富商、經理或工程師之類的，但是他們卻都一事無成，最後還被壞人所利用。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缺少家人的關心，得不到家庭溫暖，甚至沒人教他們做人的道理。
比如說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錯，但她自己卻不爭氣——先是嫁給一個沒什麽成就的音樂家，後來兩人一起染上了毒癮。為了弄到買毒品的錢，她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還學會了小偷小摸。後來共和軍幫她戒除了毒癮，但是卻把她引上了另一條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時，南茜曾當過啦啦隊的隊長，此後，她又成了共和軍的領導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