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探長。”話說得無可挑剔，但語氣中有憤怒的跡象。丹尼爾假裝沒覺察到。
“你將和納哈姆·施姆茨偵探一起工作。明天早上八點給他打電話，去做他讓你做的事。同時，我還想讓你看些案卷。在國家警察總部裏——計算機處的人就要把它們弄好了。”他把手伸進信封裏，抽出一張照片，遞給克漢。“仔細查看每份案卷，看看有沒有符合這張照片的。別隻找一模一樣的——也要考慮到她從開立案卷以來可能換了髮型，或者又長大了一些。如果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就挑出來。要做詳細的記錄，如果有疑難，就問個清楚。聽明白了嗎?”
“是，”克漢看著照片說，“這麽年輕。”
“觀察很敏銳。”丹尼爾說完，轉身走開了。
他很快地定完了三公裏的路程，沒怎麽理會周圍的環境。他先朝西南方向走，然後沿耶胡達·哈納西大街向西走，從那兒進入卡塔蒙寧。他來到這裏的時候，這個地區已經開始衰敗了。但也能看到某些復興的跡象;不時可以見到一棟新刷了油漆的房子，或是新塗了石灰的樹。在經濟大蕭條之前，政府一直致力於推進它的復興。但總體看來，現在的情況和他初到此地時並沒有多少改進：街道沒有馬路牙子，到處是人們隨手亂丟的垃圾，僅有的一點草坪也都又黃又幹;在逐漸傾頹的煤渣空心磚蓋成的樓房上，陽台鏽跡斑斑，晾著的衣服在隨風擺動，這些碉堡似的建築物令人回想起1967年以前的日子，那時南耶路撤冷正麵臨著約旦人的武裝，阿拉伯人認為是某一個士兵所幹的突然謀殺性狙擊最終變成了一場暴亂。
狂暴的開槍者，猛烈的槍戰。有個黑色幽默說：安曼的精神病病房都空了，病人們都參加約旦國王海珊的軍隊去了。
1967年邊境線的改變使其他貧困地區發生了一些變化——有卵石鋪成的小巷和畫家們的畫室的也民莫什區，物價飛漲，現在隻有外國人能任得起;甚至穆斯拉拉區看上去都有所改觀了——但卡塔蒙寧仍然是當年城市蕭條的活生生的紀念碑。
他剛當上警察曲時候，他曾開車到這裏巡邏，原來他就知道自己的出身一點也不富有，但親眼看過以後使他很痛苦。為了應付如潮水般從北非大量湧人的猶太移民而匆忙建成的預製樓房，像火車車廂一樣連成一串，無一例外地分割成一百平方米一套的公寓，而且似乎不可救藥地傳染著發黴和朽爛的毛病。為了安全，窗戶都開得很小，但今天這麽做既不必要也讓人壓抑。被車轍壓出棱的街道和空地都變成了垃圾場。公寓裏擠住著惱怒的人們，夏天熱得要死，冬天卻又冷又濕。父親們失業了，成天沉著臉;妻子們成了辱罵毆打的對象;孩子們在街上瘋跑。隻要再加上機會，這裏就是犯罪的滋生地。
小流氓們都恨他。對他們來說，葉門人冒犯了他們，這些人窮困之極，長得與眾不同，簡直就是原始人、外來戶。會微笑的傻瓜——你打了他們，他們還會笑。但這些微笑反映出準確無誤的忠誠感和樂觀精神，使葉門人能夠比較快地登上了經濟發展的階梯。他們的犯罪率很低，這個事實駁斥了那種把貧窮當作犯罪率高的藉口的觀點。
而他除了當替罪羊以外，還能怎麽樣呢?他曾無數次地被人叫作黑鬼，被嘲弄，被忽視，被逼著向想要反抗的妓女們要錢。開始的時候簡直像地獄，他忍了過來，漸漸地開始去討好他們中的某些人，於他那份活。但盡管是他要先在那裏工作上一段時間的，他還是很高興這段任務終於結束了。
現在他又回來了，在安息日裏。這樣的一次來訪實在是個獲勝機率很小的抉擇。
場麵上，到這兒來是有某種合理性的。那個女孩很窮，又是東方人，也許是個妓女。雖然附近的其他地區也成長著這樣的女孩，但八區和九區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但他心裏不得不承認，他這麽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象徵性的——以此向其他人表明一個探長仍然願意走街串巷，樹立一個好榜樣，同時不讓別人懷疑他這個有宗教信仰的探長會以安息日作為閑逛的藉口。
他很不喜歡這種擾亂安息日的做法，痛恨使他與家人分離、不能做禱告的突發事件。其實也沒有幾個案子能夠讓他這麽做，但這件案子不一樣。雖然這個女孩已經死去，無法挽回了，但如果是個瘋子在作案的話，那他不會隻做一次就停手，而救一條性命比安息日重要得多。
然而，他還是盡可能地減少對安息日的違背——他掛了呼機卻沒帶錢和槍，步行而沒有開車，用大腦記憶他的所見所聞而沒有用紙和筆。在空餘時間裏盡可能地去想與精神、信仰有關的事，也已經成為偵探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一對上了年紀的摩洛哥夫婦走近他。他們正在去猶太教會堂的路上，丈夫穿著過於肥大的繡花祈禱衣，嘴裏念誦著讚美詩，走在妻子前麵幾步。在八區和九區，隻有老年人還保持著對宗教的虐誠。
“安息日好。”他問候他們一句，然後出示了照片。
男人道歉說他沒戴眼鏡，說他什麽都看不見。女人看了看，搖搖頭，說：“不認識。出什麽事了?她走失了嗎?”
“在某種意義上。”丹尼爾說，向他們道了謝，繼續走著。這種情形重複出現了幾十次。在聖馬丁街上，也就是九區的南角，他遇上了一群在球場上踢球的又黑又壯的年輕人。他等他們進了一顆球後才走近他們。他們輪流看了一遍照片，說了些下流話，然後把照片還給他，又接著去踢球。
“你將和納哈姆·施姆茨偵探一起工作。明天早上八點給他打電話，去做他讓你做的事。同時，我還想讓你看些案卷。在國家警察總部裏——計算機處的人就要把它們弄好了。”他把手伸進信封裏，抽出一張照片，遞給克漢。“仔細查看每份案卷，看看有沒有符合這張照片的。別隻找一模一樣的——也要考慮到她從開立案卷以來可能換了髮型，或者又長大了一些。如果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就挑出來。要做詳細的記錄，如果有疑難，就問個清楚。聽明白了嗎?”
“是，”克漢看著照片說，“這麽年輕。”
“觀察很敏銳。”丹尼爾說完，轉身走開了。
他很快地定完了三公裏的路程，沒怎麽理會周圍的環境。他先朝西南方向走，然後沿耶胡達·哈納西大街向西走，從那兒進入卡塔蒙寧。他來到這裏的時候，這個地區已經開始衰敗了。但也能看到某些復興的跡象;不時可以見到一棟新刷了油漆的房子，或是新塗了石灰的樹。在經濟大蕭條之前，政府一直致力於推進它的復興。但總體看來，現在的情況和他初到此地時並沒有多少改進：街道沒有馬路牙子，到處是人們隨手亂丟的垃圾，僅有的一點草坪也都又黃又幹;在逐漸傾頹的煤渣空心磚蓋成的樓房上，陽台鏽跡斑斑，晾著的衣服在隨風擺動，這些碉堡似的建築物令人回想起1967年以前的日子，那時南耶路撤冷正麵臨著約旦人的武裝，阿拉伯人認為是某一個士兵所幹的突然謀殺性狙擊最終變成了一場暴亂。
狂暴的開槍者，猛烈的槍戰。有個黑色幽默說：安曼的精神病病房都空了，病人們都參加約旦國王海珊的軍隊去了。
1967年邊境線的改變使其他貧困地區發生了一些變化——有卵石鋪成的小巷和畫家們的畫室的也民莫什區，物價飛漲，現在隻有外國人能任得起;甚至穆斯拉拉區看上去都有所改觀了——但卡塔蒙寧仍然是當年城市蕭條的活生生的紀念碑。
他剛當上警察曲時候，他曾開車到這裏巡邏，原來他就知道自己的出身一點也不富有，但親眼看過以後使他很痛苦。為了應付如潮水般從北非大量湧人的猶太移民而匆忙建成的預製樓房，像火車車廂一樣連成一串，無一例外地分割成一百平方米一套的公寓，而且似乎不可救藥地傳染著發黴和朽爛的毛病。為了安全，窗戶都開得很小，但今天這麽做既不必要也讓人壓抑。被車轍壓出棱的街道和空地都變成了垃圾場。公寓裏擠住著惱怒的人們，夏天熱得要死，冬天卻又冷又濕。父親們失業了，成天沉著臉;妻子們成了辱罵毆打的對象;孩子們在街上瘋跑。隻要再加上機會，這裏就是犯罪的滋生地。
小流氓們都恨他。對他們來說，葉門人冒犯了他們，這些人窮困之極，長得與眾不同，簡直就是原始人、外來戶。會微笑的傻瓜——你打了他們，他們還會笑。但這些微笑反映出準確無誤的忠誠感和樂觀精神，使葉門人能夠比較快地登上了經濟發展的階梯。他們的犯罪率很低，這個事實駁斥了那種把貧窮當作犯罪率高的藉口的觀點。
而他除了當替罪羊以外，還能怎麽樣呢?他曾無數次地被人叫作黑鬼，被嘲弄，被忽視，被逼著向想要反抗的妓女們要錢。開始的時候簡直像地獄，他忍了過來，漸漸地開始去討好他們中的某些人，於他那份活。但盡管是他要先在那裏工作上一段時間的，他還是很高興這段任務終於結束了。
現在他又回來了，在安息日裏。這樣的一次來訪實在是個獲勝機率很小的抉擇。
場麵上，到這兒來是有某種合理性的。那個女孩很窮，又是東方人，也許是個妓女。雖然附近的其他地區也成長著這樣的女孩，但八區和九區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但他心裏不得不承認，他這麽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象徵性的——以此向其他人表明一個探長仍然願意走街串巷，樹立一個好榜樣，同時不讓別人懷疑他這個有宗教信仰的探長會以安息日作為閑逛的藉口。
他很不喜歡這種擾亂安息日的做法，痛恨使他與家人分離、不能做禱告的突發事件。其實也沒有幾個案子能夠讓他這麽做，但這件案子不一樣。雖然這個女孩已經死去，無法挽回了，但如果是個瘋子在作案的話，那他不會隻做一次就停手，而救一條性命比安息日重要得多。
然而，他還是盡可能地減少對安息日的違背——他掛了呼機卻沒帶錢和槍，步行而沒有開車，用大腦記憶他的所見所聞而沒有用紙和筆。在空餘時間裏盡可能地去想與精神、信仰有關的事，也已經成為偵探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一對上了年紀的摩洛哥夫婦走近他。他們正在去猶太教會堂的路上，丈夫穿著過於肥大的繡花祈禱衣，嘴裏念誦著讚美詩，走在妻子前麵幾步。在八區和九區，隻有老年人還保持著對宗教的虐誠。
“安息日好。”他問候他們一句，然後出示了照片。
男人道歉說他沒戴眼鏡，說他什麽都看不見。女人看了看，搖搖頭，說：“不認識。出什麽事了?她走失了嗎?”
“在某種意義上。”丹尼爾說，向他們道了謝，繼續走著。這種情形重複出現了幾十次。在聖馬丁街上，也就是九區的南角，他遇上了一群在球場上踢球的又黑又壯的年輕人。他等他們進了一顆球後才走近他們。他們輪流看了一遍照片，說了些下流話，然後把照片還給他，又接著去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