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發誓她很愛她的孩子，但是，她的愛是理智的愛，沒有到以剝奪自己生命去換取一個命運未知的孩子的生命的程度。
能為孩子做出巨大犧牲的父母，哪怕一秒也要用自己的一切為孩子去爭取的父母，值得去歌頌他們的偉大；但是，不願意把生命獻給繈褓中的孩子的父母，也沒有理由被道德綁架。
她並非不愛孩子，如果能讓孩子重獲光明，她願意最大程度給對方補償。
但是，以他們夫妻健康為代價去換取一個未知數，這個行為的冒險性太強，如果孩子以後還會罹患其他災難般的疾病，這個殘缺的家庭要何去何從？
那時候的他們家已經被砍掉了一隻翅膀，未來三個人的人生都會更加艱險。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光大概是她這一生最煎熬的時光。
每天下班之後，她總是要去醫院看一看，尤其是下雪天、下雨天和冰雹天的時候，她都會去醫院多坐坐，內心卑微點地期盼著有發生車禍的人願意把□□捐出來給自己的孩子。
可是，她總是等不到奇蹟發生的那一刻。
身為父母無法保護孩子的自責和生而為人對光芒的眷戀，兩種深刻的、強烈的人性，每一天都在一起瘋狂的碰撞和交織，折磨著她的靈魂。
直到那一天，林安安出現了。
她的出現瞬間給了他們夫妻二人一道光芒，他們再也不用痛苦、不用內疚、不用承受內心的煎熬，但是與此同時，林安安捐獻□□的理由也敲響了他們心中恐怖的警鍾——
這個家，再一次出現了免疫缺陷導致罹患極症的人。
不過，對於當時的她而言，孩子能夠重獲光明的欣喜大於一切。
將孩子送上手術台的那一刻，她在內心對天發誓：從自己的孩子得到光明的這一天起，她就絕對不要讓這個孩子再失去光明，她會把能給他的都給他，讓他過上再也不用擔心未來的生活。
90年代初，國內對洋文化的喜愛隻增不減，不少家庭覺得孩子如果上不了清北還不如送出國，而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對國內的應試教育則更是一邊倒的看衰原則。
北川國際中學作為向來走在前沿的學校，當時教師職工和學校的主流思想也是西化嚴重，普遍認為送孩子出國讀書是非常好的一種教育方式。
處於對孩子的愧疚和補償欲，根本沒有經濟能力送孩子在歐洲發達國家就讀的她覺得：林安安發達富裕，既然她有求於自己，不如趁此機會給兒子更好的教育。
當時父親剛剛過世沒多久，向來對自己這個兒子不管不顧的母親主動提出了要求陪伴兒子在瑞典生活的想法，一方麵出於想要緩和與母親的關係，一方便為了安撫母親的悲傷，再一方麵也是為了孩子出國後有人照料，她也沒多想就答應了。
等孩子走後，為了當孩子回國後能擁有更好的資源和環境，她和丈夫拚命工作，又是入黨又是評幹部，學校裏麵有各種職稱評選，他們積極參加和競爭。
她不是沒想過去瑞典見孩子，但是去看孩子並不是拿著護照辦理簽證和買一張飛機票那麽簡單。
當時國內雖然對官員和公務員家屬出國產子等與落戶方便管理不算嚴格，但是對官員和公務員自身的限製比較多。
約2005年以前，關於護照辦理等問題許多崗位按照組織人事管理權限和行政隸屬關係，需要一堆意見書和申請函。
簡單來講：他們夫妻二人並非不能出國，而是最好不要出國，更不要頻繁出國。
可是，一旦去探望孩子一次，她怕自己就會想要探望孩子無數次。
像是看穿了自己猶豫的心思，母親來電的時候總是安慰她：“孩子還是獨立一點好，孩子長大後總有一天會離開家，孩子不是你養的狗，如果真的為了他好，就不要把他圈養在身邊，讓他多看看、多經歷、多嚐試……”
母親是個擅長將語言文字化為力量的人，說辭總是充滿了說服力，讓人安心。
於是，一來二去，她下定決心把她的重心放在工作和事業上。
雖然牽掛著孩子，但是一想到孩子將來遲早要回國，她覺得與其現在和孩子聯絡感情不如給孩子創造更好的未來。
她就像無數父母一樣，希望給孩子的未來一個更好的結果，可是卻忘記了自己曾是個孩子的時候，相比結果更在乎的是達到結果之前，父母和自己相處的那個過程。
所以，他們夫妻二人和孩子的感情那些年來並不好。
孩子從擁有光明開始就生活在瑞典，思想內核與他們有些差異，也不願意和他們主動溝通，
可是即便如此，抱著“必竟是我的孩子，將來一起生活了，遲早能夠理解我的苦衷”的心態，他們仍然沒有太多在意。
直到母子二人即使隔著電話也幾乎要吵起來的時候，直到發現孩子絲毫沒有要回國的想法的時候，直到在孩子的話語中找到了林安安的影子的時候……她漸漸意識到了親子關係似乎出現了巨大的問題，不是一句“他是我兒子”就能敷衍過去的了。
可是，她並沒有把問題歸於自己或者孩子身上，而是歸給了自己的母親。
她其實是怨恨過父母的。
怨恨這對在自己因為孩子孤苦無援的時候冷漠到不願意伸手幫助的父母。
能為孩子做出巨大犧牲的父母，哪怕一秒也要用自己的一切為孩子去爭取的父母，值得去歌頌他們的偉大；但是，不願意把生命獻給繈褓中的孩子的父母，也沒有理由被道德綁架。
她並非不愛孩子，如果能讓孩子重獲光明，她願意最大程度給對方補償。
但是，以他們夫妻健康為代價去換取一個未知數，這個行為的冒險性太強，如果孩子以後還會罹患其他災難般的疾病，這個殘缺的家庭要何去何從？
那時候的他們家已經被砍掉了一隻翅膀，未來三個人的人生都會更加艱險。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光大概是她這一生最煎熬的時光。
每天下班之後，她總是要去醫院看一看，尤其是下雪天、下雨天和冰雹天的時候，她都會去醫院多坐坐，內心卑微點地期盼著有發生車禍的人願意把□□捐出來給自己的孩子。
可是，她總是等不到奇蹟發生的那一刻。
身為父母無法保護孩子的自責和生而為人對光芒的眷戀，兩種深刻的、強烈的人性，每一天都在一起瘋狂的碰撞和交織，折磨著她的靈魂。
直到那一天，林安安出現了。
她的出現瞬間給了他們夫妻二人一道光芒，他們再也不用痛苦、不用內疚、不用承受內心的煎熬，但是與此同時，林安安捐獻□□的理由也敲響了他們心中恐怖的警鍾——
這個家，再一次出現了免疫缺陷導致罹患極症的人。
不過，對於當時的她而言，孩子能夠重獲光明的欣喜大於一切。
將孩子送上手術台的那一刻，她在內心對天發誓：從自己的孩子得到光明的這一天起，她就絕對不要讓這個孩子再失去光明，她會把能給他的都給他，讓他過上再也不用擔心未來的生活。
90年代初，國內對洋文化的喜愛隻增不減，不少家庭覺得孩子如果上不了清北還不如送出國，而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對國內的應試教育則更是一邊倒的看衰原則。
北川國際中學作為向來走在前沿的學校，當時教師職工和學校的主流思想也是西化嚴重，普遍認為送孩子出國讀書是非常好的一種教育方式。
處於對孩子的愧疚和補償欲，根本沒有經濟能力送孩子在歐洲發達國家就讀的她覺得：林安安發達富裕，既然她有求於自己，不如趁此機會給兒子更好的教育。
當時父親剛剛過世沒多久，向來對自己這個兒子不管不顧的母親主動提出了要求陪伴兒子在瑞典生活的想法，一方麵出於想要緩和與母親的關係，一方便為了安撫母親的悲傷，再一方麵也是為了孩子出國後有人照料，她也沒多想就答應了。
等孩子走後，為了當孩子回國後能擁有更好的資源和環境，她和丈夫拚命工作，又是入黨又是評幹部，學校裏麵有各種職稱評選，他們積極參加和競爭。
她不是沒想過去瑞典見孩子，但是去看孩子並不是拿著護照辦理簽證和買一張飛機票那麽簡單。
當時國內雖然對官員和公務員家屬出國產子等與落戶方便管理不算嚴格，但是對官員和公務員自身的限製比較多。
約2005年以前，關於護照辦理等問題許多崗位按照組織人事管理權限和行政隸屬關係，需要一堆意見書和申請函。
簡單來講：他們夫妻二人並非不能出國，而是最好不要出國，更不要頻繁出國。
可是，一旦去探望孩子一次，她怕自己就會想要探望孩子無數次。
像是看穿了自己猶豫的心思，母親來電的時候總是安慰她：“孩子還是獨立一點好，孩子長大後總有一天會離開家，孩子不是你養的狗，如果真的為了他好，就不要把他圈養在身邊，讓他多看看、多經歷、多嚐試……”
母親是個擅長將語言文字化為力量的人，說辭總是充滿了說服力，讓人安心。
於是，一來二去，她下定決心把她的重心放在工作和事業上。
雖然牽掛著孩子，但是一想到孩子將來遲早要回國，她覺得與其現在和孩子聯絡感情不如給孩子創造更好的未來。
她就像無數父母一樣，希望給孩子的未來一個更好的結果，可是卻忘記了自己曾是個孩子的時候，相比結果更在乎的是達到結果之前，父母和自己相處的那個過程。
所以，他們夫妻二人和孩子的感情那些年來並不好。
孩子從擁有光明開始就生活在瑞典，思想內核與他們有些差異，也不願意和他們主動溝通，
可是即便如此，抱著“必竟是我的孩子，將來一起生活了，遲早能夠理解我的苦衷”的心態，他們仍然沒有太多在意。
直到母子二人即使隔著電話也幾乎要吵起來的時候，直到發現孩子絲毫沒有要回國的想法的時候，直到在孩子的話語中找到了林安安的影子的時候……她漸漸意識到了親子關係似乎出現了巨大的問題，不是一句“他是我兒子”就能敷衍過去的了。
可是，她並沒有把問題歸於自己或者孩子身上，而是歸給了自己的母親。
她其實是怨恨過父母的。
怨恨這對在自己因為孩子孤苦無援的時候冷漠到不願意伸手幫助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