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可依靠的力量
給崇禎出點子：抓經濟，搞錢 作者：相山晚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胡文霆一行是從蘇州府城的西邊進城的，胡文霆記得在後世的時候，曾讀過明代大才子唐寅（唐伯虎）寫過的一首詩，名為《閶門即事》。其詩雲：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賣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
詩中所說的閶門就是胡文霆一行剛剛通過的蘇州城之西門，當然了，在這裏唐寅是用來代指蘇州這座城市的。
唐寅筆下的蘇州城到底繁華到什麽程度呢？ 詩中的“黃金百萬”比喻的是有錢人多， 嘉靖時期的一位學者曾說過這麽一句話“天下財貨莫不聚於蘇州”，試想一下，蘇州的有錢人該多到什麽程度。
而“四遠方言”指的是蘇州城內聚集了天下各方人士（包括海外人士），“翠袖三千”則比喻的是城內美女如雲（後來也有蘇杭美女甲天下一說），“五更市賣”一句指的是城內各種生意應有盡有，任何時候都可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各式需求，這似乎已經和後世高度發達的社會沒有多大區別了。
這麽繁華一座的蘇州城，其百業興旺繁花似錦的市容市貌，即使請最著名的畫師來描摹，恐怕也很難把它畫好。唐代李白的詩中有“白發三千丈”這麽一句，大家都知道那是采用了誇張的描寫手法。但唐寅的詩中可以說是沒有任何的誇張成份在內。
從築城曆史來說，蘇州城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因為早在春秋時期的吳王就已經建都於此，所以蘇州城又稱“吳”。到了隋朝官方才開始把它命名為蘇州。
到了明朝中葉時期，蘇州城就儼然已是江南區域經濟文化的中心，成為當時大明境內數一數二的大城市，是後世的上海未開埠前，南方不容爭議的經濟文化中心。
關於蘇州在大明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也有頗多相關的記載。 比如《明會典》中，曾記載了在洪武二十六年，蘇州府秋糧實征數為二百七十四萬餘石，超過了當時大明全國實征數的百分之十以上，比當時 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四省的總和還多。
當時就有人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歎“曆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說明了蘇州的賦稅之沉重，但是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這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蘇州工商業之發達，經濟實力之雄厚，否則，在這麽沉重的賦稅壓榨之下，蘇州百姓早就應該民不聊生，百業凋零了。
在胡文霆來到大明之前，京城的坊間曾流行著兩個新詞，凡服裝式樣新鮮離奇，一概稱為“蘇樣”，別的新鮮事件，則稱為“蘇意”。因此，在胡文霆推出了那些新式的服裝之後，很多人也就習慣的把它稱之為“蘇樣”了，對此，胡文霆也沒有去多做解釋。
正因為蘇州城裏百工聚集，其手工業從業者也隨之猛增，還真有點和後世的城市類似。據萬曆時期的一些不完全統計，作為江南絲織業重鎮，蘇州城內的紡織工人最多，單機匠就有千戶以上。除此之外，還有官方興辦的織染局。
但其中占多數的都是以家庭為一個單位進行相關的工作。蘇州城內的人口，也因此分為了三個群體。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城市中的手工業者，他們從事紡織業，從事各種日常生活品與奢侈品加工，但這部分人的獲利卻極其有限，一般僅能達到維持生計的水平。
其次是一些工坊主，這些人大多都是由原先的鄉紳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階層轉化而來。
最後就是一些生員或者已經考取功名的人，在這個時代，這部分人是享有一定特權的知識階層。
而工坊主與生員群體，往往是存在著一定聯係的，有錢人家能保證自己子女獲得較好的教育，這樣就可以使自己的下一代轉而進入仕途，並同時獲取更高的政治身份，這也是傳統社會中的常規進取之道。
對於曾經在後世最繁華的都市學習、工作、生活過十來年的胡文霆來說，穿行在明代蘇州城繁華的街道之中，並沒有感到特別的震驚，隻是讓他覺得有些新奇而已。
因此，他除了走馬觀花似的觀察了一下街道兩旁的場景之外，更多的時候，是處在深思之中，他在想著如何才能把蘇州城強大的經濟實力，從目前被大多數私人掌握的狀態變為由大明的國家來掌控。
而胡文霆的一幫隨行人員，卻是第一次能夠無拘無束的欣賞著這些繁華的景象，因為他們以前即使是偶爾隨胡文霆進入了京城，但也得隨時保持著謹慎，怕一不小心就衝撞到某一位大人物。
而在蘇州城內就不同了，即使是城內的最高級別官員應天巡撫，和如今胡文霆的地位相比起來，也是占不了多大優勢的。
同時，作為半個地主的邢沅，在逼得胡文霆放棄抵抗之後，心情也是愉悅之極，再加上在她身旁負責保護的幾名隨行人員，在經過一番察顏觀色之後，很快就一口一個三夫人的稱呼著她。
於是邢沅就帶著滿臉的笑意，不時的為這些隨行人員進行著一些相關介紹，在看到某一種著名小吃的時候，邢沅還會讓人過去買上一大堆，除了讓人給胡文霆送過去一份之外，其餘的都分給了一眾隨行人員。然後，整個隊伍就齊聲喊道：“謝三夫人賞！”
看到邢沅滿麵春風的樣子之後，胡文霆隻是苦笑著搖了搖頭，卻並沒有對她的這些行為進行幹涉。
很快了隊伍就來到蘇州城的城東位置，這裏的大街小巷裏都遍布著一些紡織機戶，這又讓胡文霆不由得想到了後世的一些工業區。
隨後，胡文霆更是聯想到了在後世時，自己在一些史料上看到過的，明代蘇州城相繼爆發過的一些類似後世工人運動性質的一些事件。
比如，明代蘇州城內百姓和機工們，為了爭取到足夠米糧以及相對穩定的售價，曾組織過數次的抗爭活動。
我們都知道糧食能否充裕，往往是古代大城市化的常規性難題。江南堪稱天下富庶，但同樣也會遭遇此類問題。蘇州出產的稻米，相較於北方而言，雖然已經是分早晚兩季出產，產量要比北方高出不少，但無奈蘇州一帶人口太過密集，因此仍難以保證有足夠的糧食來供給城市。
於是在每年十一月，晚稻收獲之後米價就會開始上漲，直至第二年七八月間到頂峰。如果從更南邊的廣東運至蘇州的米糧路線受阻，蘇州的糧價還會進一步上漲。
由此，每逢春夏之交，蘇州一帶由市民“自發”組織起來的米糧抗爭運動就成為了常例。而蘇州城內士紳占比較多，其文化也相當發達，甚至連不少青樓女子也都有著文才。戲曲小說歌謠與民間揭帖一樣，都能成為信息的宣傳工具，抵達各個群體的民眾。
所以，每次參加暴動的人都會很多，有小商販、紡織工人、部分商人，其中當然也免不了會混雜著一些地痞流氓。但其背後的組織領導者，往往是有功名地位的一些士紳及生員。 因為在明代中後期，科舉競爭激烈，生員卷入抗爭，也是表達了他們對科舉的一些不滿。而士紳群體，向來在傳統社會中負有“公義責任”。因此蘇州城內的每次抗糧運動，最終都會以官府的妥協，然後開倉“撫”民而獲得成功。
這種季節性的鬧事，一年總會有那麽一兩次。久而久之之後，卻培育出了蘇州城市民強大的組織與動員能力，以及抗議能力。於是，蘇州城在後來就進而就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抗稅抗監的活動。
在《皇明大事記》卷四十四中，曾經記錄了一起類似後世工人運動的事件。說是蘇州織造太監孫隆，本來是準備要打擊蘇州境內織戶們的偷稅漏稅行為，結果因事前遭到泄密，反而被蘇州絲織業工人打死了一些手下人員，自己也被織工們驅趕出蘇州府，從此再不敢過問蘇州收稅之事。
其原文曰：“織造太監孫隆，帶管稅事。本安靜識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關之稅日縮，借庫銀以解。頗嚴漏稅之禁。”
所謂“安靜識事機”，也即蘇州的那些士大夫們都覺得這個太監在剛開始時是比較識相，不怎麽搞事情，所以就默許他在蘇州府待下去了。
但因為蘇州當地的偷稅漏稅行為實在太過猖獗，本就很低的商業稅收還不斷縮減，以至於孫隆要通過挪借其他銀子來填補這項窟窿，作為為皇家辦事的太監孫隆，這才想到要打擊當地的偷稅漏稅行為。
在一些當地人在投附孫隆之後，就向他提出一項針對絲織業征稅的標準，每一張織機，每年收取稅銀三錢。
要說在明代，絲織業也是一個利潤頗豐的行業。在一些筆記和小說裏多有以絲織業發家致富者。比如曾經在萬曆朝為官的一名退休官員，曾在書中記載了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張織機起家，很快就“家業大饒”，到其祖父輩兄弟四人繼承家業，已經各富至數萬金。
在《萬曆野獲編》中也有相關記載“潘氏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當然了，不同種類的織機，不同品質的絲綢，不同技術工人生產出來的東西，其利潤率也不完全一樣，不能一概而論。
在一篇明人筆記裏曾記載了這麽一件事，說盛澤鎮上的施複撿到六兩銀子，盤算用這筆銀子可以添上一張織機，把這個織機所得利潤積攢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張織機。
若一張織機是六兩銀子左右，則一張織機一年所得利潤至少也在六兩銀子以上。一年收稅銀三錢，也不過是利潤的二十分之一，比起後世工商業的稅率恐怕都要低上很多。更何況一張織機一年利潤隻有六兩銀子，還是編比較保守的估計。
而投靠太監孫隆的那些人都是蘇州本地人，應該是比較熟悉當地的行情，深知絲織業的暴利，才有此提議。且不說還僅停留在提議階段，即便真實施，從大的方麵來說，也不過是國家應有的收稅措施。
可沒想到的是，隨後就是“訛言四起”，當地的絲織業工人在各種流言煽動之下，發動暴亂。“填街塞巷，飛石擊死建節，盡毀莘等十二家”，還抄掠了借錢給黃建節的一名鄉紳的家。
太監孫隆當時就被嚇得在一個朋友家裏躲了兩天，然後又乘小船逃到了杭州，並辭掉了稅務之職，從此再不去蘇州，而向機戶收稅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處在胡文霆這個位置，自然很快就能想到，該次工人暴動事件應該是由蘇州當地的某些官紳在背後縱容甚至操縱的，為的就是借機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
因為這些工人不僅紀律性相當強，所謂“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搶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而且連最後出來背鍋的人，似乎都和當地官員溝通得非常好。打死數條人命，破毀數戶人家，事後受到的懲治卻輕微到不可理喻。
事後，當地官府裝模作樣的要懲辦首惡，然而其被關在監獄裏的時候，卻像是受到優待的明星一般“眾義之，饋者甚眾”。到後來其被放出來，還被眾多的鄉紳官員禮敬“縉紳皆待以賓禮，稱曰義士。”
在有明一代的南方，官員煽動市民和工人暴動，打死收稅人員這還是明的。一些官員還會弄陰招。比如巡撫鳳陽等地的李三才，讓死囚攀陷誣告太監手下稅官，然後以此為借口加以殺害，萬曆派出去收稅的太監對此也沒什麽辦法。
作為在後世曾經接受過二十來年組織理論教育的一名高級幹部，胡文霆當然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很快就開始在心裏籌劃著應該通過什麽手段，把對市民和紡織工人的引導權爭取到自己手中來。
因為根據自己的初步設想，以及後世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經驗，要想使大明的經濟真正走上全麵大發展的道路，必須爭取到在大明占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的支持才行。
隨後，胡文霆就很自信的點了點頭，因為他想起了後世某位偉人曾經說過的一句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而目前自己手中可是擁有一支力量不容小覷的軍事力量，隻要籌劃得當，應該是能對當地的一些反對勢力實現碾壓的。
當然了，對於一些思想比較正麵積極的當地勢力，如果能爭取過來的話，也是要積極去爭取一番的，就比如目前胡文霆正在積極拉攏的葉紹袁一族，這也是後世偉人曾提出過的統一戰線政策中的重要內容。
就在胡文霆心無旁騖的處在各種思考之中的時候，一名親兵過來向胡文霆匯報說，三夫人想請他過一下，說是有話要對他說。
看到這名親兵居然冠冕堂皇的就把三夫人這個稱呼掛在嘴邊，胡文霆就瞪了他一眼，還作勢舉起手中的馬鞭要抽這名親兵，作為胡文霆的親兵，當然對他的性格脾氣是比較了解的。
因此，他雖然知道胡文霆這是在裝樣子嚇唬自己，但還是裝出一副很害怕的樣子，連連往邢沅所乘坐的轎子跟前退去，口中還裝模作樣的連聲喊道：“三夫人救我！”結果卻招來了前後左右的一片嬉笑聲。
當胡文霆下馬來到邢沅的轎子麵前時，邢沅指了指前方不遠處說道：“公子，再過了前麵的那座橋之後，就差不多到了我原來老家的位置了。”
詩中所說的閶門就是胡文霆一行剛剛通過的蘇州城之西門，當然了，在這裏唐寅是用來代指蘇州這座城市的。
唐寅筆下的蘇州城到底繁華到什麽程度呢？ 詩中的“黃金百萬”比喻的是有錢人多， 嘉靖時期的一位學者曾說過這麽一句話“天下財貨莫不聚於蘇州”，試想一下，蘇州的有錢人該多到什麽程度。
而“四遠方言”指的是蘇州城內聚集了天下各方人士（包括海外人士），“翠袖三千”則比喻的是城內美女如雲（後來也有蘇杭美女甲天下一說），“五更市賣”一句指的是城內各種生意應有盡有，任何時候都可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各式需求，這似乎已經和後世高度發達的社會沒有多大區別了。
這麽繁華一座的蘇州城，其百業興旺繁花似錦的市容市貌，即使請最著名的畫師來描摹，恐怕也很難把它畫好。唐代李白的詩中有“白發三千丈”這麽一句，大家都知道那是采用了誇張的描寫手法。但唐寅的詩中可以說是沒有任何的誇張成份在內。
從築城曆史來說，蘇州城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因為早在春秋時期的吳王就已經建都於此，所以蘇州城又稱“吳”。到了隋朝官方才開始把它命名為蘇州。
到了明朝中葉時期，蘇州城就儼然已是江南區域經濟文化的中心，成為當時大明境內數一數二的大城市，是後世的上海未開埠前，南方不容爭議的經濟文化中心。
關於蘇州在大明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也有頗多相關的記載。 比如《明會典》中，曾記載了在洪武二十六年，蘇州府秋糧實征數為二百七十四萬餘石，超過了當時大明全國實征數的百分之十以上，比當時 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四省的總和還多。
當時就有人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歎“曆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說明了蘇州的賦稅之沉重，但是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這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蘇州工商業之發達，經濟實力之雄厚，否則，在這麽沉重的賦稅壓榨之下，蘇州百姓早就應該民不聊生，百業凋零了。
在胡文霆來到大明之前，京城的坊間曾流行著兩個新詞，凡服裝式樣新鮮離奇，一概稱為“蘇樣”，別的新鮮事件，則稱為“蘇意”。因此，在胡文霆推出了那些新式的服裝之後，很多人也就習慣的把它稱之為“蘇樣”了，對此，胡文霆也沒有去多做解釋。
正因為蘇州城裏百工聚集，其手工業從業者也隨之猛增，還真有點和後世的城市類似。據萬曆時期的一些不完全統計，作為江南絲織業重鎮，蘇州城內的紡織工人最多，單機匠就有千戶以上。除此之外，還有官方興辦的織染局。
但其中占多數的都是以家庭為一個單位進行相關的工作。蘇州城內的人口，也因此分為了三個群體。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城市中的手工業者，他們從事紡織業，從事各種日常生活品與奢侈品加工，但這部分人的獲利卻極其有限，一般僅能達到維持生計的水平。
其次是一些工坊主，這些人大多都是由原先的鄉紳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階層轉化而來。
最後就是一些生員或者已經考取功名的人，在這個時代，這部分人是享有一定特權的知識階層。
而工坊主與生員群體，往往是存在著一定聯係的，有錢人家能保證自己子女獲得較好的教育，這樣就可以使自己的下一代轉而進入仕途，並同時獲取更高的政治身份，這也是傳統社會中的常規進取之道。
對於曾經在後世最繁華的都市學習、工作、生活過十來年的胡文霆來說，穿行在明代蘇州城繁華的街道之中，並沒有感到特別的震驚，隻是讓他覺得有些新奇而已。
因此，他除了走馬觀花似的觀察了一下街道兩旁的場景之外，更多的時候，是處在深思之中，他在想著如何才能把蘇州城強大的經濟實力，從目前被大多數私人掌握的狀態變為由大明的國家來掌控。
而胡文霆的一幫隨行人員，卻是第一次能夠無拘無束的欣賞著這些繁華的景象，因為他們以前即使是偶爾隨胡文霆進入了京城，但也得隨時保持著謹慎，怕一不小心就衝撞到某一位大人物。
而在蘇州城內就不同了，即使是城內的最高級別官員應天巡撫，和如今胡文霆的地位相比起來，也是占不了多大優勢的。
同時，作為半個地主的邢沅，在逼得胡文霆放棄抵抗之後，心情也是愉悅之極，再加上在她身旁負責保護的幾名隨行人員，在經過一番察顏觀色之後，很快就一口一個三夫人的稱呼著她。
於是邢沅就帶著滿臉的笑意，不時的為這些隨行人員進行著一些相關介紹，在看到某一種著名小吃的時候，邢沅還會讓人過去買上一大堆，除了讓人給胡文霆送過去一份之外，其餘的都分給了一眾隨行人員。然後，整個隊伍就齊聲喊道：“謝三夫人賞！”
看到邢沅滿麵春風的樣子之後，胡文霆隻是苦笑著搖了搖頭，卻並沒有對她的這些行為進行幹涉。
很快了隊伍就來到蘇州城的城東位置，這裏的大街小巷裏都遍布著一些紡織機戶，這又讓胡文霆不由得想到了後世的一些工業區。
隨後，胡文霆更是聯想到了在後世時，自己在一些史料上看到過的，明代蘇州城相繼爆發過的一些類似後世工人運動性質的一些事件。
比如，明代蘇州城內百姓和機工們，為了爭取到足夠米糧以及相對穩定的售價，曾組織過數次的抗爭活動。
我們都知道糧食能否充裕，往往是古代大城市化的常規性難題。江南堪稱天下富庶，但同樣也會遭遇此類問題。蘇州出產的稻米，相較於北方而言，雖然已經是分早晚兩季出產，產量要比北方高出不少，但無奈蘇州一帶人口太過密集，因此仍難以保證有足夠的糧食來供給城市。
於是在每年十一月，晚稻收獲之後米價就會開始上漲，直至第二年七八月間到頂峰。如果從更南邊的廣東運至蘇州的米糧路線受阻，蘇州的糧價還會進一步上漲。
由此，每逢春夏之交，蘇州一帶由市民“自發”組織起來的米糧抗爭運動就成為了常例。而蘇州城內士紳占比較多，其文化也相當發達，甚至連不少青樓女子也都有著文才。戲曲小說歌謠與民間揭帖一樣，都能成為信息的宣傳工具，抵達各個群體的民眾。
所以，每次參加暴動的人都會很多，有小商販、紡織工人、部分商人，其中當然也免不了會混雜著一些地痞流氓。但其背後的組織領導者，往往是有功名地位的一些士紳及生員。 因為在明代中後期，科舉競爭激烈，生員卷入抗爭，也是表達了他們對科舉的一些不滿。而士紳群體，向來在傳統社會中負有“公義責任”。因此蘇州城內的每次抗糧運動，最終都會以官府的妥協，然後開倉“撫”民而獲得成功。
這種季節性的鬧事，一年總會有那麽一兩次。久而久之之後，卻培育出了蘇州城市民強大的組織與動員能力，以及抗議能力。於是，蘇州城在後來就進而就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抗稅抗監的活動。
在《皇明大事記》卷四十四中，曾經記錄了一起類似後世工人運動的事件。說是蘇州織造太監孫隆，本來是準備要打擊蘇州境內織戶們的偷稅漏稅行為，結果因事前遭到泄密，反而被蘇州絲織業工人打死了一些手下人員，自己也被織工們驅趕出蘇州府，從此再不敢過問蘇州收稅之事。
其原文曰：“織造太監孫隆，帶管稅事。本安靜識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關之稅日縮，借庫銀以解。頗嚴漏稅之禁。”
所謂“安靜識事機”，也即蘇州的那些士大夫們都覺得這個太監在剛開始時是比較識相，不怎麽搞事情，所以就默許他在蘇州府待下去了。
但因為蘇州當地的偷稅漏稅行為實在太過猖獗，本就很低的商業稅收還不斷縮減，以至於孫隆要通過挪借其他銀子來填補這項窟窿，作為為皇家辦事的太監孫隆，這才想到要打擊當地的偷稅漏稅行為。
在一些當地人在投附孫隆之後，就向他提出一項針對絲織業征稅的標準，每一張織機，每年收取稅銀三錢。
要說在明代，絲織業也是一個利潤頗豐的行業。在一些筆記和小說裏多有以絲織業發家致富者。比如曾經在萬曆朝為官的一名退休官員，曾在書中記載了成化末年其曾祖父以一張織機起家，很快就“家業大饒”，到其祖父輩兄弟四人繼承家業，已經各富至數萬金。
在《萬曆野獲編》中也有相關記載“潘氏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當然了，不同種類的織機，不同品質的絲綢，不同技術工人生產出來的東西，其利潤率也不完全一樣，不能一概而論。
在一篇明人筆記裏曾記載了這麽一件事，說盛澤鎮上的施複撿到六兩銀子，盤算用這筆銀子可以添上一張織機，把這個織機所得利潤積攢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張織機。
若一張織機是六兩銀子左右，則一張織機一年所得利潤至少也在六兩銀子以上。一年收稅銀三錢，也不過是利潤的二十分之一，比起後世工商業的稅率恐怕都要低上很多。更何況一張織機一年利潤隻有六兩銀子，還是編比較保守的估計。
而投靠太監孫隆的那些人都是蘇州本地人，應該是比較熟悉當地的行情，深知絲織業的暴利，才有此提議。且不說還僅停留在提議階段，即便真實施，從大的方麵來說，也不過是國家應有的收稅措施。
可沒想到的是，隨後就是“訛言四起”，當地的絲織業工人在各種流言煽動之下，發動暴亂。“填街塞巷，飛石擊死建節，盡毀莘等十二家”，還抄掠了借錢給黃建節的一名鄉紳的家。
太監孫隆當時就被嚇得在一個朋友家裏躲了兩天，然後又乘小船逃到了杭州，並辭掉了稅務之職，從此再不去蘇州，而向機戶收稅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處在胡文霆這個位置，自然很快就能想到，該次工人暴動事件應該是由蘇州當地的某些官紳在背後縱容甚至操縱的，為的就是借機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
因為這些工人不僅紀律性相當強，所謂“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搶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而且連最後出來背鍋的人，似乎都和當地官員溝通得非常好。打死數條人命，破毀數戶人家，事後受到的懲治卻輕微到不可理喻。
事後，當地官府裝模作樣的要懲辦首惡，然而其被關在監獄裏的時候，卻像是受到優待的明星一般“眾義之，饋者甚眾”。到後來其被放出來，還被眾多的鄉紳官員禮敬“縉紳皆待以賓禮，稱曰義士。”
在有明一代的南方，官員煽動市民和工人暴動，打死收稅人員這還是明的。一些官員還會弄陰招。比如巡撫鳳陽等地的李三才，讓死囚攀陷誣告太監手下稅官，然後以此為借口加以殺害，萬曆派出去收稅的太監對此也沒什麽辦法。
作為在後世曾經接受過二十來年組織理論教育的一名高級幹部，胡文霆當然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很快就開始在心裏籌劃著應該通過什麽手段，把對市民和紡織工人的引導權爭取到自己手中來。
因為根據自己的初步設想，以及後世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經驗，要想使大明的經濟真正走上全麵大發展的道路，必須爭取到在大明占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的支持才行。
隨後，胡文霆就很自信的點了點頭，因為他想起了後世某位偉人曾經說過的一句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而目前自己手中可是擁有一支力量不容小覷的軍事力量，隻要籌劃得當，應該是能對當地的一些反對勢力實現碾壓的。
當然了，對於一些思想比較正麵積極的當地勢力，如果能爭取過來的話，也是要積極去爭取一番的，就比如目前胡文霆正在積極拉攏的葉紹袁一族，這也是後世偉人曾提出過的統一戰線政策中的重要內容。
就在胡文霆心無旁騖的處在各種思考之中的時候，一名親兵過來向胡文霆匯報說，三夫人想請他過一下，說是有話要對他說。
看到這名親兵居然冠冕堂皇的就把三夫人這個稱呼掛在嘴邊，胡文霆就瞪了他一眼，還作勢舉起手中的馬鞭要抽這名親兵，作為胡文霆的親兵，當然對他的性格脾氣是比較了解的。
因此，他雖然知道胡文霆這是在裝樣子嚇唬自己，但還是裝出一副很害怕的樣子，連連往邢沅所乘坐的轎子跟前退去，口中還裝模作樣的連聲喊道：“三夫人救我！”結果卻招來了前後左右的一片嬉笑聲。
當胡文霆下馬來到邢沅的轎子麵前時，邢沅指了指前方不遠處說道：“公子，再過了前麵的那座橋之後，就差不多到了我原來老家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