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爾莉特沒有出席ch郵局的諸位為安·馬格諾利亞夫人舉辦的葬禮，這並非因為她悲傷過度，而是因為她被邀請參加國防軍少校尼古拉斯·馮·科爾布與前國防軍女軍人漢莎·韋恩斯的婚禮。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加納利和嘉德麗雅留下一張帶有淚痕的信紙。
“我的好友薇爾莉特向安·馬格諾利亞夫人致以沉痛悼念，盡管她本人因故不能出席，但這並不能削減她的哀慟之情分毫，下麵請允許我代她宣讀悼詞。”
嘉德麗雅吞了口唾沫，捏住信紙的手不可遏製地顫抖起來：
“20年零3個月前，也就是1921年的1月，我接到了安·馬格諾利亞夫人的母親，克拉拉·馬格諾利亞女士的委托……”
薇爾莉特的心思完全在安·馬格諾利亞的葬禮上，甚至都沒有注意到聖心路教堂裝飾的變化。她完全沒有發現，祭壇上天主教會的那些絢爛華麗的聖物已經完全被路德宗的樸實器具所取代，而且長凳多了許多，她熟悉的這座法國教堂已經被占領軍改造成新教的教堂了。
德軍占領巴黎之後，為方便占領軍官兵禮拜，除了利用巴黎既有的少數幾個路德宗教堂外，還改造了十幾個天主教教堂以據為己用，教堂裏的天主教牧師也被換成了從德國本土派來的新教神父。
而在聖心教堂布道的，是科爾布的舊相識亞曆山大·格裏姆神父，他的教堂就在布雷斯勞，1918年德國戰敗後，西裏西亞被波蘭吞並。作為一個德國人，他本該就此返回自己的母國，但華沙方麵對新教徒的限製和歧視政策驅使他留在布雷斯勞，為教眾的權利而奔波。
由於格裏姆神父長久以來的宗教溫和主義傾向和對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一視同仁的熱心腸，不僅布雷斯勞的日耳曼人擁護他，波蘭人也大多不願找他的麻煩，猶太人更是樂意與之聯合，以共同反抗波蘭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性政策。
他就這樣成為了西裏西亞德國人的宗教領袖，並為保護當地少數族裔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甚至為此受到了魏瑪德國的興登堡總統和施特雷澤曼總理的接見，並受前者邀請出席了洛迦諾會議的簽字儀式——那場簽字儀式薇爾莉特也在，不過是在法國代表團中罷了。
這位神父不僅保持著同魏瑪共和國上層的密切聯係，而且理所當然地同諸多德國新教人士相交甚篤。那些宗教人士中最著名的一個便是尼莫拉博士，格裏姆幾乎是完全讚同尼莫拉的觀點的，但眾所周知，那位博士因反對元首的排猶主義而被帝國政府采取了“保護性措施”，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個集中營裏關著呢。
得虧尼莫拉博士被捕的時候（1937年7月）格裏姆神父還在波蘭境內，否則此人被抓進集中營簡直是板上釘釘的事。衝鋒隊行事向來肆無忌憚，其倒台後的繼承者黨衛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公開批判辣脆主義的德國人。
好在格裏姆是個“識時務的”，他和沃爾特·馮·烏爾裏希上校一樣，學會了在第三帝國治下閉嘴。
正是由於格裏姆神父，科爾布和他的母親才會將婚禮定在巴黎舉行。
“要是我在巴黎有住處，我也不在柏林舉行婚禮。”薇爾莉特左前方的一個軍官對他身旁的戰友吐槽道，“現在的柏林隻要會喊‘向希特勒致敬’，什麽地痞流氓都能當神父……”
話音未落，拿個軍官就挨了後麵的人一錘。
留意到這個情況，薇爾莉特暫時壓抑內心的痛苦，在心中思忖道：如果信仰新教的國防軍軍官都對希特勒的宗教政策不滿的話，沒理由虔信天主教的軍官或官員會擁護這一政策，畢竟天主教在今天的德國已經到了快要被取締的邊緣……於是薇爾莉特便默默記下了這一條情報，然後繼續以參加葬禮的心情垂首不語。
可笑的是，有些德國人還以為她在因科爾布的成婚而悲痛欲絕呢。
…………
“最後，我委托ch郵局的同事們將剩下的三封信件放入衣冠塚中，以完成我作為手記人偶的職責。我不能確信馬格諾利亞夫人一定會升入天堂，因為我已不能確信天堂之存在，若它確實存在……若神果然愛世人，祂怎會對這樣的慘劇袖手旁觀？”
薇爾莉特的信念完了，她對神的懷疑也清楚地表達給了在場的所有人，包括原本聖心路教堂的駐堂神父，但所有人都沒有心情去反駁，隻是低著頭沉默不語，任由春天的暖風拂過公墓的草地。所有人都心神不寧，畢竟今天安葬的是安·馬格諾利亞，明天就可能輪到在場的任何一個人。
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氣氛下，神父本人甚至都忘了主動站出來恭讀聖言，還要非基督徒的貝內迪克特提醒，才丟魂落魄地站出來誦讀《聖經》。他的語速比往常快得多，在場參加葬禮的人很快就聽到了那聲——“阿門”。
“阿門。”參加葬禮的天主教徒齊聲回應道，接著郵局的幾位男員工便在貝內迪克特的帶領下將輕得可怕的棺木放進了墓坑，然後往裏麵填土，土塊砸在棺材板上咚咚作響，像地獄的戰鼓一樣可怕。
借著眾人填土的聲音作掩護，參加葬禮的一個身著藍色郵遞員服裝的中年男子走到加納利的身旁，對後者低聲說道：“我確信您這裏有一封薇爾莉特夫人留給我的信，阮夫人。”
聽到有人稱呼自己的越南姓氏，加納利緊張地咽了口唾沫：“您是唐內利先生嗎？”
“唐涅利，夫人。”
暗號完全正確，加納利稍微放鬆了一些，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折好的紙條，悄悄塞到了那位自稱唐涅利的郵遞員的手中。
“另外請幫我轉告薇爾莉特夫人，她的肺一直不好，既然現在又犯了，那就更要注意身體了，希望她早日康複。”
說完這句沒頭沒腦的話，藍衣服郵遞員就走到一邊去和ch郵局其他郵遞員交談了，隻留下加納利在原地琢磨。其實也不怎麽需要琢磨，整個郵局裏肺被毒氣熏壞了的，不就隻有阿讓一個人嗎？
加納利不知道德內爾現在在什麽地方，但傳信回巴黎肯定不容易，在遞口信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海外的抵抗者還是傳回來這麽一條信息，看來德內爾的病情不容樂觀啊……
…………
幾名法國飛行員站在英屬直布羅陀的海岸邊，焦急地眺望著遙遠的東南方天空。“侍從”羅貝爾·克呂爾和“紅14”馬塞爾·阿爾貝特都在其中。兩人來此是為了迎接從法屬阿爾及爾駕機起義的兩位飛行員，其中阿爾貝特·杜蘭已經安全迫降，但與他一同起飛的馬塞爾·勒佛維爾卻遲遲不見蹤影，令在場的所有人感到焦慮不安。尤其是阿爾貝特和杜蘭兩人，尚未到達的這個飛行員正是他們的同窗好友。
“是那個嗎？”
眼尖的羅貝爾首先發現目標，其餘幾人立刻瞪大眼睛，過不多久，阿爾貝特和杜蘭就相視一笑，徹底放下心來。五分鍾後，一架ms.406平穩降落在海灘附近的臨時機場上，幾個飛行員立刻跑步迎了上去，圍在在機翼旁鼓掌。機艙蓋拉開，裏頭的飛行員難掩笑意，一把拽下了自己的飛行帽——正是勒佛維爾本人。
“怎麽來得這麽晚？”杜蘭嗔怪道。
“我一開始降落到西班牙了！”勒佛維爾頗有些後怕地解釋道，“一開始有人圍上來，我還以為是英國兵，結果是他媽弗朗哥的人！”
“你可真行啊！離我兩百米不到都能飛丟！”杜蘭沒好氣地給了勒佛維爾一拳，接著所有人都開懷大笑。
“好久不見，勒佛維爾！”阿爾貝特也走上前，用力攬著兩個好友的肩膀，“還有杜林，歡迎加入自由法國空軍！”
被稱為“三個火槍手”的三個戰友終於又團聚了！
“你們來的真及時！我和克呂爾奉命去巴勒斯坦，剛好經過直布羅陀，你們兩個就從天而降了。”
“克呂爾？你的新僚機？”聽了阿爾貝特的感慨，杜蘭問道。
“我的新長機。”阿爾貝特從杜蘭的肩膀上拿開手，指向在一旁笑眯眯羅貝爾，“雖然我們還一次都沒升空作戰過。”
“三機編隊改雙機了？”
“沒錯，向德國人學習，雙機一組，兩組一隊，我們‘火槍手’要變成四個了！走，先去向上級匯報，然後到食堂慶祝去！”
“等等。”羅貝爾向阿爾貝特發問了，“‘三個火槍手’這麽貼切的稱號，肯定不是抽簽抽出來的吧？不向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兩位戰功卓著、身手不凡的老朋友？”
聽到羅貝爾的問題，三人再次哈哈大笑，杜蘭和勒佛維爾整理了一下著裝，向迎接他們的飛行員戰友們敬禮，順便各自做了自我介紹。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的戰績都是——零。
不用戰友們再提問，阿爾貝特就主動解釋了為什麽他們三個人能如此輕易地獲得這樣“霸氣外露”的稱號，一是因為三人在學院裏成績確實好，全部進入了年級前十；二是因為三個人的名字非常投緣：
“馬賽尤·勒佛維爾——馬塞爾·阿爾貝特——阿爾貝特·杜蘭，連起來了，戰友們！”
————
馬賽尤·勒佛維爾，馬塞爾·阿爾貝特和阿爾貝特·杜蘭均是史實人物，曆史上三人在1941年秋一道從北非駕機前往直布羅陀，加入了自由法國空軍，而後在41年底抵達蘇聯參戰。為了把羅貝爾插進去，本文讓馬塞爾·阿爾貝特提前一整年抵達英國了。
不過鑒於本文中英國禁止兩人升空作戰，因此馬塞爾·阿爾貝特的戰績與曆史同期的他沒有區別，都是兩架。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加納利和嘉德麗雅留下一張帶有淚痕的信紙。
“我的好友薇爾莉特向安·馬格諾利亞夫人致以沉痛悼念，盡管她本人因故不能出席，但這並不能削減她的哀慟之情分毫，下麵請允許我代她宣讀悼詞。”
嘉德麗雅吞了口唾沫，捏住信紙的手不可遏製地顫抖起來：
“20年零3個月前，也就是1921年的1月，我接到了安·馬格諾利亞夫人的母親，克拉拉·馬格諾利亞女士的委托……”
薇爾莉特的心思完全在安·馬格諾利亞的葬禮上，甚至都沒有注意到聖心路教堂裝飾的變化。她完全沒有發現，祭壇上天主教會的那些絢爛華麗的聖物已經完全被路德宗的樸實器具所取代，而且長凳多了許多，她熟悉的這座法國教堂已經被占領軍改造成新教的教堂了。
德軍占領巴黎之後，為方便占領軍官兵禮拜，除了利用巴黎既有的少數幾個路德宗教堂外，還改造了十幾個天主教教堂以據為己用，教堂裏的天主教牧師也被換成了從德國本土派來的新教神父。
而在聖心教堂布道的，是科爾布的舊相識亞曆山大·格裏姆神父，他的教堂就在布雷斯勞，1918年德國戰敗後，西裏西亞被波蘭吞並。作為一個德國人，他本該就此返回自己的母國，但華沙方麵對新教徒的限製和歧視政策驅使他留在布雷斯勞，為教眾的權利而奔波。
由於格裏姆神父長久以來的宗教溫和主義傾向和對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一視同仁的熱心腸，不僅布雷斯勞的日耳曼人擁護他，波蘭人也大多不願找他的麻煩，猶太人更是樂意與之聯合，以共同反抗波蘭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性政策。
他就這樣成為了西裏西亞德國人的宗教領袖，並為保護當地少數族裔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甚至為此受到了魏瑪德國的興登堡總統和施特雷澤曼總理的接見，並受前者邀請出席了洛迦諾會議的簽字儀式——那場簽字儀式薇爾莉特也在，不過是在法國代表團中罷了。
這位神父不僅保持著同魏瑪共和國上層的密切聯係，而且理所當然地同諸多德國新教人士相交甚篤。那些宗教人士中最著名的一個便是尼莫拉博士，格裏姆幾乎是完全讚同尼莫拉的觀點的，但眾所周知，那位博士因反對元首的排猶主義而被帝國政府采取了“保護性措施”，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個集中營裏關著呢。
得虧尼莫拉博士被捕的時候（1937年7月）格裏姆神父還在波蘭境內，否則此人被抓進集中營簡直是板上釘釘的事。衝鋒隊行事向來肆無忌憚，其倒台後的繼承者黨衛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公開批判辣脆主義的德國人。
好在格裏姆是個“識時務的”，他和沃爾特·馮·烏爾裏希上校一樣，學會了在第三帝國治下閉嘴。
正是由於格裏姆神父，科爾布和他的母親才會將婚禮定在巴黎舉行。
“要是我在巴黎有住處，我也不在柏林舉行婚禮。”薇爾莉特左前方的一個軍官對他身旁的戰友吐槽道，“現在的柏林隻要會喊‘向希特勒致敬’，什麽地痞流氓都能當神父……”
話音未落，拿個軍官就挨了後麵的人一錘。
留意到這個情況，薇爾莉特暫時壓抑內心的痛苦，在心中思忖道：如果信仰新教的國防軍軍官都對希特勒的宗教政策不滿的話，沒理由虔信天主教的軍官或官員會擁護這一政策，畢竟天主教在今天的德國已經到了快要被取締的邊緣……於是薇爾莉特便默默記下了這一條情報，然後繼續以參加葬禮的心情垂首不語。
可笑的是，有些德國人還以為她在因科爾布的成婚而悲痛欲絕呢。
…………
“最後，我委托ch郵局的同事們將剩下的三封信件放入衣冠塚中，以完成我作為手記人偶的職責。我不能確信馬格諾利亞夫人一定會升入天堂，因為我已不能確信天堂之存在，若它確實存在……若神果然愛世人，祂怎會對這樣的慘劇袖手旁觀？”
薇爾莉特的信念完了，她對神的懷疑也清楚地表達給了在場的所有人，包括原本聖心路教堂的駐堂神父，但所有人都沒有心情去反駁，隻是低著頭沉默不語，任由春天的暖風拂過公墓的草地。所有人都心神不寧，畢竟今天安葬的是安·馬格諾利亞，明天就可能輪到在場的任何一個人。
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氣氛下，神父本人甚至都忘了主動站出來恭讀聖言，還要非基督徒的貝內迪克特提醒，才丟魂落魄地站出來誦讀《聖經》。他的語速比往常快得多，在場參加葬禮的人很快就聽到了那聲——“阿門”。
“阿門。”參加葬禮的天主教徒齊聲回應道，接著郵局的幾位男員工便在貝內迪克特的帶領下將輕得可怕的棺木放進了墓坑，然後往裏麵填土，土塊砸在棺材板上咚咚作響，像地獄的戰鼓一樣可怕。
借著眾人填土的聲音作掩護，參加葬禮的一個身著藍色郵遞員服裝的中年男子走到加納利的身旁，對後者低聲說道：“我確信您這裏有一封薇爾莉特夫人留給我的信，阮夫人。”
聽到有人稱呼自己的越南姓氏，加納利緊張地咽了口唾沫：“您是唐內利先生嗎？”
“唐涅利，夫人。”
暗號完全正確，加納利稍微放鬆了一些，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折好的紙條，悄悄塞到了那位自稱唐涅利的郵遞員的手中。
“另外請幫我轉告薇爾莉特夫人，她的肺一直不好，既然現在又犯了，那就更要注意身體了，希望她早日康複。”
說完這句沒頭沒腦的話，藍衣服郵遞員就走到一邊去和ch郵局其他郵遞員交談了，隻留下加納利在原地琢磨。其實也不怎麽需要琢磨，整個郵局裏肺被毒氣熏壞了的，不就隻有阿讓一個人嗎？
加納利不知道德內爾現在在什麽地方，但傳信回巴黎肯定不容易，在遞口信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海外的抵抗者還是傳回來這麽一條信息，看來德內爾的病情不容樂觀啊……
…………
幾名法國飛行員站在英屬直布羅陀的海岸邊，焦急地眺望著遙遠的東南方天空。“侍從”羅貝爾·克呂爾和“紅14”馬塞爾·阿爾貝特都在其中。兩人來此是為了迎接從法屬阿爾及爾駕機起義的兩位飛行員，其中阿爾貝特·杜蘭已經安全迫降，但與他一同起飛的馬塞爾·勒佛維爾卻遲遲不見蹤影，令在場的所有人感到焦慮不安。尤其是阿爾貝特和杜蘭兩人，尚未到達的這個飛行員正是他們的同窗好友。
“是那個嗎？”
眼尖的羅貝爾首先發現目標，其餘幾人立刻瞪大眼睛，過不多久，阿爾貝特和杜蘭就相視一笑，徹底放下心來。五分鍾後，一架ms.406平穩降落在海灘附近的臨時機場上，幾個飛行員立刻跑步迎了上去，圍在在機翼旁鼓掌。機艙蓋拉開，裏頭的飛行員難掩笑意，一把拽下了自己的飛行帽——正是勒佛維爾本人。
“怎麽來得這麽晚？”杜蘭嗔怪道。
“我一開始降落到西班牙了！”勒佛維爾頗有些後怕地解釋道，“一開始有人圍上來，我還以為是英國兵，結果是他媽弗朗哥的人！”
“你可真行啊！離我兩百米不到都能飛丟！”杜蘭沒好氣地給了勒佛維爾一拳，接著所有人都開懷大笑。
“好久不見，勒佛維爾！”阿爾貝特也走上前，用力攬著兩個好友的肩膀，“還有杜林，歡迎加入自由法國空軍！”
被稱為“三個火槍手”的三個戰友終於又團聚了！
“你們來的真及時！我和克呂爾奉命去巴勒斯坦，剛好經過直布羅陀，你們兩個就從天而降了。”
“克呂爾？你的新僚機？”聽了阿爾貝特的感慨，杜蘭問道。
“我的新長機。”阿爾貝特從杜蘭的肩膀上拿開手，指向在一旁笑眯眯羅貝爾，“雖然我們還一次都沒升空作戰過。”
“三機編隊改雙機了？”
“沒錯，向德國人學習，雙機一組，兩組一隊，我們‘火槍手’要變成四個了！走，先去向上級匯報，然後到食堂慶祝去！”
“等等。”羅貝爾向阿爾貝特發問了，“‘三個火槍手’這麽貼切的稱號，肯定不是抽簽抽出來的吧？不向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兩位戰功卓著、身手不凡的老朋友？”
聽到羅貝爾的問題，三人再次哈哈大笑，杜蘭和勒佛維爾整理了一下著裝，向迎接他們的飛行員戰友們敬禮，順便各自做了自我介紹。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的戰績都是——零。
不用戰友們再提問，阿爾貝特就主動解釋了為什麽他們三個人能如此輕易地獲得這樣“霸氣外露”的稱號，一是因為三人在學院裏成績確實好，全部進入了年級前十；二是因為三個人的名字非常投緣：
“馬賽尤·勒佛維爾——馬塞爾·阿爾貝特——阿爾貝特·杜蘭，連起來了，戰友們！”
————
馬賽尤·勒佛維爾，馬塞爾·阿爾貝特和阿爾貝特·杜蘭均是史實人物，曆史上三人在1941年秋一道從北非駕機前往直布羅陀，加入了自由法國空軍，而後在41年底抵達蘇聯參戰。為了把羅貝爾插進去，本文讓馬塞爾·阿爾貝特提前一整年抵達英國了。
不過鑒於本文中英國禁止兩人升空作戰，因此馬塞爾·阿爾貝特的戰績與曆史同期的他沒有區別，都是兩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