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1章 法不遺愛
戰國：讓你弱國苟活你卻逆天改命 作者：封少水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彭子大彩！”
彭蒙下台之後，一位士子大步上台。
他沒有向祭酒淳於髡施禮，也沒有向場中眾人施禮，而是向著彭蒙的方向深深一揖，顯示了他對彭蒙學說的認同與崇敬之情。
目送彭蒙坐定之後，此人方才起身向周遭施禮道：
“趙人慎到，螢火之光，未及彭子天心之皓月。然有所補遺，願一抒己見，博諸子一笑耳。”
慎到道：“夫法，救世之良方也！治國無其法則亂，宗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慎到顯然也是法家，他的開場白中，首先明確了法治的重要作用。然後又明確了百姓、有司、君主在法治過程中的不同地位。
慎道認為：百姓要老老實實地接受法令的規範，依法做事，即所謂“以力役法”；
各級的官吏隻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即所謂“以死守法”；
而重要的立法權，則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即所謂“以道變法”。
在慎到的這一番理論裏，雖然表明了“法”的重要性，但依然把君主集權置於最頂層的地位，在古代，“法”也是服務於中央集權製的。
爭鳴堂上，諸子百家之間不是為了真理而辯論，有時純粹是為了辯論而辯論。
慎到剛剛講到這裏，立即有人發現了其中的漏洞，一士子起身反問道：
“慎子所言，法至大也。然法與天子，孰大乎？”
慎到鄭重地道：“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
這番話的意思是說：
擁立天子是為了治理好天下，並不是設置天下來為天子一個人服務；
擁立國君是為了治理好國家，並不是建立國家來為國君一個人服務；
設置官職是為了更好地履行職責，並不是設置官職來為長官個人享樂。
俱酒聽了大為震驚，慎到在這段表述裏，充分展示了戰國時期十分先進的“公私觀”。
慎到從公私觀上將天下、國家和天子、國君區分開來，雖然君主掌握著立法權，但不能隨意立法，一定要“立法為公”，堅決反對“立法為私”。
慎到用自己的觀點，鞏固與完善了剛才彭蒙的“人治與法治”命題。這可是兩千多年前古人的觀點，先進如此，怎麽能讓人不驚訝呢？
慎到繼續補充道：“正所謂，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一語既畢，正氣凜然。
好一句“法不遺愛”！
好一句“唯法所在”！
俱酒忍不住高聲喝了一聲“彩！”旋即整個爭鳴堂中喝彩聲四起。
又一士人起身道：“慎子言必稱法，若慎子犯法，慎子至親越法，當如何處之？
慎到大義凜然地道：“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我喜歡的可以抑製，我忿恨的可以禁止，而我的法度一刻也不能離棄。骨肉至親違法可以施行刑罰，親戚朋友犯法可以進行誅殺，國家法度不能夠除去。）
慎到果然是戰國早期法家的大家，也是稷下學宮中的雄辯者，這一番話說得襟懷坦白，正氣浩然，又引得爭鳴堂中滿堂喝彩。
接下來，慎到又講到了法家的一個重要論斷：勢！
“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麵而王。則令行禁止。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
意思是說，唐堯作為普通老百姓，不能指使他的鄰家；等到他坐北朝南稱王的時候，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賢德的人服從於不肖者，因為權力輕；而不肖者能使賢人屈服，因為地位尊崇。
按俱酒後世的認知，他知道法家有“法、術、勢”三派，而慎到正是“勢”派學說的創始人。
所謂“勢”，就是指君王手中的權勢、權威，即君主統治所依托的權力和威勢。這種“在其位有其權”的重權意識一直延續至今。
通過上述論述，慎到已經基本反映出他的思想理念，“法”與“勢”是相輔相成。勢是前提，法是手段。
慎到此語看似在解釋法家的“勢”，其實也在以“法治”暗諷儒家口口念念的“德治”。
按儒家的學說，堯，是德行很高的人，正是如此，以堯為代表的上古聖王，可以憑德行影響人、教化人，帶動整個社會發展。
而慎到則提出“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麵而王，則令行禁止。”難道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時候，就沒有德行嗎？為什麽直到他君臨天下，方才能夠教化於人？
這其實不是“德”的作用，而是“勢“的作用啊！
座中諸子皆是有識之士，哪能聽不懂慎到這些話中暗藏私貨，一名儒家士子立即跳了出來。
“慎子所言，重法而輕賢。國無賢臣，世無良人，如何救世？”
這是抓住了慎到剛才所言中的“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這句話的漏洞。
慎到的這個觀點，確實有些偏激，將“勢”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而不論賢與不賢，這在戰國的學術範疇裏，是很忌諱的事情。
所謂賢，也就是人才。
戰國諸子，甚至戰國諸侯，都把“賢人”作為重要的資源而孜孜以求。
比如墨家十大主張中就有“尚賢”；孔子有“舉賢才”之論，孟子也主張“尊賢使能”；而法家也主張“論功行賞”。
在諸侯之中，對於人才的渴求與爭取，更是比比皆是。從“楚材晉用”到“千金買馬骨”，人才流動漸成規模。
但現在，慎到居然認為“法”才是最重要的，而所謂賢人並不重要，這不啻於捅了馬蜂窩。
此問一出，整個爭鳴堂中一片議論之聲，大家都要看看慎到該如何應對這個刁鑽的問題。
慎到鎮定地回答道：“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
（立了公法而又動徇私，是徇私與公法之爭，其造成的禍亂比沒有法還要可怕；確立了君主的權威卻又尊崇賢人，是賢人與君主相爭，這將形成思想理念上的混亂，比沒有國君還要可怕。）
慎到一如既往地將法置於絕對地位，他巧妙地用“公法”與“私利”相爭，來比喻“君主”與“賢人”之爭，將所謂“賢人”置於“君主”的對立麵。
賢人，你還能賢過君主嗎？！
彭蒙下台之後，一位士子大步上台。
他沒有向祭酒淳於髡施禮，也沒有向場中眾人施禮，而是向著彭蒙的方向深深一揖，顯示了他對彭蒙學說的認同與崇敬之情。
目送彭蒙坐定之後，此人方才起身向周遭施禮道：
“趙人慎到，螢火之光，未及彭子天心之皓月。然有所補遺，願一抒己見，博諸子一笑耳。”
慎到道：“夫法，救世之良方也！治國無其法則亂，宗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慎到顯然也是法家，他的開場白中，首先明確了法治的重要作用。然後又明確了百姓、有司、君主在法治過程中的不同地位。
慎道認為：百姓要老老實實地接受法令的規範，依法做事，即所謂“以力役法”；
各級的官吏隻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即所謂“以死守法”；
而重要的立法權，則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即所謂“以道變法”。
在慎到的這一番理論裏，雖然表明了“法”的重要性，但依然把君主集權置於最頂層的地位，在古代，“法”也是服務於中央集權製的。
爭鳴堂上，諸子百家之間不是為了真理而辯論，有時純粹是為了辯論而辯論。
慎到剛剛講到這裏，立即有人發現了其中的漏洞，一士子起身反問道：
“慎子所言，法至大也。然法與天子，孰大乎？”
慎到鄭重地道：“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
這番話的意思是說：
擁立天子是為了治理好天下，並不是設置天下來為天子一個人服務；
擁立國君是為了治理好國家，並不是建立國家來為國君一個人服務；
設置官職是為了更好地履行職責，並不是設置官職來為長官個人享樂。
俱酒聽了大為震驚，慎到在這段表述裏，充分展示了戰國時期十分先進的“公私觀”。
慎到從公私觀上將天下、國家和天子、國君區分開來，雖然君主掌握著立法權，但不能隨意立法，一定要“立法為公”，堅決反對“立法為私”。
慎到用自己的觀點，鞏固與完善了剛才彭蒙的“人治與法治”命題。這可是兩千多年前古人的觀點，先進如此，怎麽能讓人不驚訝呢？
慎到繼續補充道：“正所謂，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一語既畢，正氣凜然。
好一句“法不遺愛”！
好一句“唯法所在”！
俱酒忍不住高聲喝了一聲“彩！”旋即整個爭鳴堂中喝彩聲四起。
又一士人起身道：“慎子言必稱法，若慎子犯法，慎子至親越法，當如何處之？
慎到大義凜然地道：“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我喜歡的可以抑製，我忿恨的可以禁止，而我的法度一刻也不能離棄。骨肉至親違法可以施行刑罰，親戚朋友犯法可以進行誅殺，國家法度不能夠除去。）
慎到果然是戰國早期法家的大家，也是稷下學宮中的雄辯者，這一番話說得襟懷坦白，正氣浩然，又引得爭鳴堂中滿堂喝彩。
接下來，慎到又講到了法家的一個重要論斷：勢！
“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麵而王。則令行禁止。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
意思是說，唐堯作為普通老百姓，不能指使他的鄰家；等到他坐北朝南稱王的時候，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賢德的人服從於不肖者，因為權力輕；而不肖者能使賢人屈服，因為地位尊崇。
按俱酒後世的認知，他知道法家有“法、術、勢”三派，而慎到正是“勢”派學說的創始人。
所謂“勢”，就是指君王手中的權勢、權威，即君主統治所依托的權力和威勢。這種“在其位有其權”的重權意識一直延續至今。
通過上述論述，慎到已經基本反映出他的思想理念，“法”與“勢”是相輔相成。勢是前提，法是手段。
慎到此語看似在解釋法家的“勢”，其實也在以“法治”暗諷儒家口口念念的“德治”。
按儒家的學說，堯，是德行很高的人，正是如此，以堯為代表的上古聖王，可以憑德行影響人、教化人，帶動整個社會發展。
而慎到則提出“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麵而王，則令行禁止。”難道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時候，就沒有德行嗎？為什麽直到他君臨天下，方才能夠教化於人？
這其實不是“德”的作用，而是“勢“的作用啊！
座中諸子皆是有識之士，哪能聽不懂慎到這些話中暗藏私貨，一名儒家士子立即跳了出來。
“慎子所言，重法而輕賢。國無賢臣，世無良人，如何救世？”
這是抓住了慎到剛才所言中的“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這句話的漏洞。
慎到的這個觀點，確實有些偏激，將“勢”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而不論賢與不賢，這在戰國的學術範疇裏，是很忌諱的事情。
所謂賢，也就是人才。
戰國諸子，甚至戰國諸侯，都把“賢人”作為重要的資源而孜孜以求。
比如墨家十大主張中就有“尚賢”；孔子有“舉賢才”之論，孟子也主張“尊賢使能”；而法家也主張“論功行賞”。
在諸侯之中，對於人才的渴求與爭取，更是比比皆是。從“楚材晉用”到“千金買馬骨”，人才流動漸成規模。
但現在，慎到居然認為“法”才是最重要的，而所謂賢人並不重要，這不啻於捅了馬蜂窩。
此問一出，整個爭鳴堂中一片議論之聲，大家都要看看慎到該如何應對這個刁鑽的問題。
慎到鎮定地回答道：“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
（立了公法而又動徇私，是徇私與公法之爭，其造成的禍亂比沒有法還要可怕；確立了君主的權威卻又尊崇賢人，是賢人與君主相爭，這將形成思想理念上的混亂，比沒有國君還要可怕。）
慎到一如既往地將法置於絕對地位，他巧妙地用“公法”與“私利”相爭，來比喻“君主”與“賢人”之爭，將所謂“賢人”置於“君主”的對立麵。
賢人，你還能賢過君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