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爾古特聽著，眉毛幾乎翹到他蓬亂的頭髮上。
我飛快地翻閱我的材料，“那東西在哪兒了?”
過了一會兒，我在公文包的文件夾裏找到了手寫的譯文，我大聲地讀給他們聽，不時停下來讓圖爾古特為塞利姆和博拉夫人做翻譯：
他們騎馬來到大城，來到大門。
他們從死亡的國度，來到大城。
“我們是上帝的僕人，來自喀爾巴阡。
我們是修士，是聖人，但我們隻帶來壞消息。
我們給大城帶來瘟疫的消息。
我們為主人效忠，為他的死而哀泣。”
他們騎馬來到大城。他們進了門
大城和他們一起流淚哭泣。
“喔，老天爺，真是又怪又嚇人，”圖爾古特說，“您的民族歌謠都是這樣的嗎，女士?”
“是的，大多是這樣，”海倫笑著說。
“而我們的龍就在書頁上方，藏在樹叢中——二者之間肯定有所聯繫。”
“我希望自己能看出來，”圖爾古特嘆了口氣。
他的妻子溫和地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他寬慰地拍拍她的手，“不——看——瘟疫!”他轉向塞利姆，兩人用土耳其語急促地爭論了一下。
“什麽?”海倫的眼睛因全神貫注而眯了起來，“歌謠裏的瘟疫?”
“是的，我親愛的。”圖爾古特向後捋了捋頭髮，“除了這封信，我們還發現這一時期的伊斯坦堡發生了一個事件。一四七七年夏末，在最熱的時候，發生了一場我們歷史學家稱之為小瘟疫的災難。它奪去了城裏老佩拉區一帶許多人的生命。屍體在被焚燒前，心髒都被刺穿了。”
“您認為，如果這些修士是歌裏提到的那些人，就是他們把瘟疫帶給了那座城市?”
“當然，我們並不知道這一點，”圖爾古特承認，“不過如果您的歌謠裏描述的是同一群修士——”
“我一直在想著某件事，”海倫放下杯子，“保羅，我已經記不得是否跟你說過，弗拉德·德拉庫拉是歷史上第一個在戰爭中使用疾病的人之一。”
“細菌戰，”我補充道，“休·詹姆斯告訴過我。”
“是的，”她把腿盤到身下，“在蘇丹侵犯瓦拉幾亞時，德拉庫拉喜歡把染上瘟疫或天花的人裝扮成土耳其人，派到敵方的軍營裏。他們在死前讓盡可能多的人染上病。”
如果這件事不是那麽可怕，那我就會笑了。這位瓦拉幾亞國王極富創造力，也極富毀滅力，一個絕頂聰明的敵人。
“我懂了，”圖爾古特點點頭，“您是說，也許這群修士，如果他們真是修士的話，從瓦拉幾亞帶來了瘟疫。”
“但這解釋不了一件事情，”海倫皺起眉頭，“如果他們中有些人患有傳染病，為什麽聖艾林的修道院院長還讓他們待在那裏?”
“女士，的確，”圖爾古特承認道，“哪怕不是這種瘟疫而是另一種傳染勃—不過我們無從得知。”
人們沮喪地坐在那裏，思考著。
“即便是在征服之後，也還有許多東正教修士穿過君士坦丁堡去朝聖。”海倫終於開口道，“也許這隻是一群朝聖者。”
“但他們在找某樣東西，這東西他們顯然在朝聖途中並沒有找到，至少在君士坦丁堡沒找到，”我指出，“而奇裏爾修士說他們打算假扮成朝聖者進入保加利亞。似乎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朝聖者——至少他的話像是這個意思。”
圖爾古特撓撓腦袋，“阿克索先生思考過這個問題，”他說，“他向我解釋說，在君士坦丁堡被入侵期間，城裏教堂裏的大部分基督教遺蹟遭到毀滅或偷竊。當然，在一四五三年，這裏還沒有那麽多寶貝，不如拜占庭興旺時那麽豐富，因為最漂亮的古董在一二四年古羅馬人的十字軍東征時已經被偷走了——這一點可以絕對肯定——被帶回到羅馬、威尼斯和西方的其他城市。”
圖爾古特攤開手，做了個抗議的手勢，“我父親告訴我，威尼斯聖馬可教堂裏的那些駿馬，就是十字軍從拜占庭偷去的。你們看，基督教侵略者和土耳其侵略者一樣壞。不管怎樣，我的夥計們，在一四五三年的侵略中，有些教堂的寶貝被藏了起來，有些在蘇丹穆罕默德圍城前給帶出城外，藏在外麵的修道院裏，或偷偷運到其他國家。如果我們的修士是朝聖者，也許他們到城裏來是為了瞻仰一件聖物，卻發現它不見了。也許第二位修道院院長告訴他們一幅大聖像是怎樣被安全地運到了保加利亞，但從這封信裏我們看不出來。”
“我現在明白了您為什麽希望我們去保加利亞，”我又一次控製自己，不去拉海倫的手，“雖然我還不知道我們到那裏以後怎樣進一步調查這個故事，更不知道我們用什麽辦法進入這個國家。您肯定我們在伊斯坦堡再沒有別的地方要探查了嗎?”
圖爾古特陰沉地搖搖頭，拿起剛才忘了喝的那杯咖啡，“我已經用盡了所有的渠道，包括一些——請原諒——我不能告訴你們的。阿克索先生查閱了所有的資料，包括自己的書、朋友的圖書館和大學的檔案館。我已經和我能找到的每一位歷史學家談過，包括一位專門研究伊斯坦堡陵墓的專家——您已經參觀過我們一些美麗的陵墓了。我們找不到關於這一時期在這裏曾埋葬過外國人的任何記述。也許我們錯過了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還有什麽其他辦法能讓我們很快查到。”他認真地凝視著我們，“我知道，你們去保加利亞會很難，我的朋友，要不是我去更困難的話，我自己就去了。我是個土耳其人，連他們的學術會議都無法參加。沒有誰比保加利亞人更仇恨奧斯曼帝國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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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飛快地翻閱我的材料，“那東西在哪兒了?”
過了一會兒，我在公文包的文件夾裏找到了手寫的譯文，我大聲地讀給他們聽，不時停下來讓圖爾古特為塞利姆和博拉夫人做翻譯：
他們騎馬來到大城，來到大門。
他們從死亡的國度，來到大城。
“我們是上帝的僕人，來自喀爾巴阡。
我們是修士，是聖人，但我們隻帶來壞消息。
我們給大城帶來瘟疫的消息。
我們為主人效忠，為他的死而哀泣。”
他們騎馬來到大城。他們進了門
大城和他們一起流淚哭泣。
“喔，老天爺，真是又怪又嚇人，”圖爾古特說，“您的民族歌謠都是這樣的嗎，女士?”
“是的，大多是這樣，”海倫笑著說。
“而我們的龍就在書頁上方，藏在樹叢中——二者之間肯定有所聯繫。”
“我希望自己能看出來，”圖爾古特嘆了口氣。
他的妻子溫和地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他寬慰地拍拍她的手，“不——看——瘟疫!”他轉向塞利姆，兩人用土耳其語急促地爭論了一下。
“什麽?”海倫的眼睛因全神貫注而眯了起來，“歌謠裏的瘟疫?”
“是的，我親愛的。”圖爾古特向後捋了捋頭髮，“除了這封信，我們還發現這一時期的伊斯坦堡發生了一個事件。一四七七年夏末，在最熱的時候，發生了一場我們歷史學家稱之為小瘟疫的災難。它奪去了城裏老佩拉區一帶許多人的生命。屍體在被焚燒前，心髒都被刺穿了。”
“您認為，如果這些修士是歌裏提到的那些人，就是他們把瘟疫帶給了那座城市?”
“當然，我們並不知道這一點，”圖爾古特承認，“不過如果您的歌謠裏描述的是同一群修士——”
“我一直在想著某件事，”海倫放下杯子，“保羅，我已經記不得是否跟你說過，弗拉德·德拉庫拉是歷史上第一個在戰爭中使用疾病的人之一。”
“細菌戰，”我補充道，“休·詹姆斯告訴過我。”
“是的，”她把腿盤到身下，“在蘇丹侵犯瓦拉幾亞時，德拉庫拉喜歡把染上瘟疫或天花的人裝扮成土耳其人，派到敵方的軍營裏。他們在死前讓盡可能多的人染上病。”
如果這件事不是那麽可怕，那我就會笑了。這位瓦拉幾亞國王極富創造力，也極富毀滅力，一個絕頂聰明的敵人。
“我懂了，”圖爾古特點點頭，“您是說，也許這群修士，如果他們真是修士的話，從瓦拉幾亞帶來了瘟疫。”
“但這解釋不了一件事情，”海倫皺起眉頭，“如果他們中有些人患有傳染病，為什麽聖艾林的修道院院長還讓他們待在那裏?”
“女士，的確，”圖爾古特承認道，“哪怕不是這種瘟疫而是另一種傳染勃—不過我們無從得知。”
人們沮喪地坐在那裏，思考著。
“即便是在征服之後，也還有許多東正教修士穿過君士坦丁堡去朝聖。”海倫終於開口道，“也許這隻是一群朝聖者。”
“但他們在找某樣東西，這東西他們顯然在朝聖途中並沒有找到，至少在君士坦丁堡沒找到，”我指出，“而奇裏爾修士說他們打算假扮成朝聖者進入保加利亞。似乎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朝聖者——至少他的話像是這個意思。”
圖爾古特撓撓腦袋，“阿克索先生思考過這個問題，”他說，“他向我解釋說，在君士坦丁堡被入侵期間，城裏教堂裏的大部分基督教遺蹟遭到毀滅或偷竊。當然，在一四五三年，這裏還沒有那麽多寶貝，不如拜占庭興旺時那麽豐富，因為最漂亮的古董在一二四年古羅馬人的十字軍東征時已經被偷走了——這一點可以絕對肯定——被帶回到羅馬、威尼斯和西方的其他城市。”
圖爾古特攤開手，做了個抗議的手勢，“我父親告訴我，威尼斯聖馬可教堂裏的那些駿馬，就是十字軍從拜占庭偷去的。你們看，基督教侵略者和土耳其侵略者一樣壞。不管怎樣，我的夥計們，在一四五三年的侵略中，有些教堂的寶貝被藏了起來，有些在蘇丹穆罕默德圍城前給帶出城外，藏在外麵的修道院裏，或偷偷運到其他國家。如果我們的修士是朝聖者，也許他們到城裏來是為了瞻仰一件聖物，卻發現它不見了。也許第二位修道院院長告訴他們一幅大聖像是怎樣被安全地運到了保加利亞，但從這封信裏我們看不出來。”
“我現在明白了您為什麽希望我們去保加利亞，”我又一次控製自己，不去拉海倫的手，“雖然我還不知道我們到那裏以後怎樣進一步調查這個故事，更不知道我們用什麽辦法進入這個國家。您肯定我們在伊斯坦堡再沒有別的地方要探查了嗎?”
圖爾古特陰沉地搖搖頭，拿起剛才忘了喝的那杯咖啡，“我已經用盡了所有的渠道，包括一些——請原諒——我不能告訴你們的。阿克索先生查閱了所有的資料，包括自己的書、朋友的圖書館和大學的檔案館。我已經和我能找到的每一位歷史學家談過，包括一位專門研究伊斯坦堡陵墓的專家——您已經參觀過我們一些美麗的陵墓了。我們找不到關於這一時期在這裏曾埋葬過外國人的任何記述。也許我們錯過了某些東西，但我不知道還有什麽其他辦法能讓我們很快查到。”他認真地凝視著我們，“我知道，你們去保加利亞會很難，我的朋友，要不是我去更困難的話，我自己就去了。我是個土耳其人，連他們的學術會議都無法參加。沒有誰比保加利亞人更仇恨奧斯曼帝國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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