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巧妙地充分利用了德意誌民族的精神特徵，通過談論確實存在的和誤以為的迫切的政治問題至少動員了大部分人。作為演說家，無論是在私下交談還是群眾集會上他都很有誘惑力。他的聲音可直接打動感情的接受中心，他的“表演”在大眾傳媒工具落後的時代裏獨樹一幟。
弗裏德林德·華格納，華格納家族中惟一的希特勒評論家，覺得希特勒的講話即使“聲音沙啞”和“情緒化”，卻像一股狂風，令人透不過氣來，使人暈眩，讓人激動。早在1931年，美國的劇作家專業雜誌《名利場》就將希特勒排在當代最優秀的演說家之列。同年，影響很大的大眾刊物《柏林畫報》也在“被人談論最多的演說家”一欄中將他同墨索裏尼、史達林和甘地排在一起。
《希特勒檔案》中盡管提到這位獨裁者講話前的彩排和在鏡子前“像隻虛榮的孔雀”一樣自我欣賞，但沒有突出他的雄辯才能，雖然它對他的成功至關重要。
希特勒深諳如何去組建一個政黨，將它用作奪取個人權力的合適工具。1933年國家社會黨就壯大得超過一百萬黨員，從社會學角度看，是一個“抗議的人民黨”。1933年後它發展成國家黨，從而成了事實上的行政權力的載體。在他的個人統治中，希特勒將思想和恐怖意識同具有獨特魅力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但放棄了社會革命。
而史達林不具備個人的非凡魅力。其魅力是靠有組織的個人崇拜形成的。他靠黨內鬥爭奪得權力，但作為獨裁者，他卻是至少不相上下的操縱官僚和恐怖機器的出色高手。他在塑造一場讓共產主義世界製度成為現實的革命。
出版人後記(10)new
為了不過分突出兩位獨裁者的差異，國家安全機構的創作集體將林格和京舍的供述刪節得讓人看不出希特勒有什麽群眾領導的天才。因此，無數的國家社會黨的大型集會隻是一帶而過，對群眾的影響也隻是輕描淡寫。而希特勒的非公開的活動占了很大篇幅，在內務委員會的案卷裏極少展示希特勒幽默風趣的社會活動家的一麵，絕大部分都是他的幸災樂禍、玩世不恭或惡毒的言論。
不過，前蘇聯的編輯人員還是引用了顯然是由京舍寫的談論黨衛軍“阿道夫·希特勒”旗衛隊的片段。即使在巴拉通湖戰役失敗、希特勒於1945年3月底取消了他們的名稱之後，他們對他們的“元首”的無條件忠誠也能聽得出來。在這裏，威廉·蒙克的固執反應特別值得注意。他是政府區的最後一位作戰司令。他在1945年4月對京舍說：“元首不想再理睬他的旗衛隊，現在我們要讓他看看，他仍然有一支旗衛隊。”但內務委員會的軍官們並沒有研究希特勒是用什麽方法來培養這種忠誠的。
如果《希特勒檔案》中的這些疏忽有情可原，甚或無關痛癢的話，回顧起來，令人氣憤的是內務委員會的審訊官們絲毫未作努力去澄清在德國的權力範圍內屠殺猶太人的原因。僅在被德國國防軍占領的蘇聯地區，從1941到1945年就有210萬猶太人被殺害。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納粹統治的猶太犧牲者人數總共超過了500萬。若算上猶太人集中區和集中營中餓死和病死的，那麽大屠殺犧牲者的人數肯定突破了600萬。
盡管如此，蘇聯的審訊官們既沒有設法複述希特勒的屠殺猶太人的指示，也沒有描寫他的反猶世界觀，無論林格還是京舍都可以對此做出說明。僅在一處將希特勒同修建毒氣室聯繫在了一起。《希特勒檔案》裏寫道，希特勒“本人”對毒氣室的研製很感興趣。他甚至鑑定了希姆萊送給他看的模型和圖紙，下令給設計者們“全方位的支持”。截至目前的研究認為，希特勒委派了黨衛軍實施種族滅絕，但又盡量不想知道細節。
希姆萊的傳記作家理察·布賴特曼在有關毒氣車及毒氣室的使用時評論道：“我們不知道希姆萊是如何迅速地將在東方消滅猶太人的新方法告訴元首的。”希姆萊1941年9月8號的一道命令表明，希特勒肯定知道有關毒氣室及這些新的集體屠殺工具的屠殺能力的情況。希姆萊信上說，希特勒希望盡快將猶太人放逐出德意誌帝國及總督轄區波蘭。兩天前希姆萊同希特勒在“狼穴”裏長談了好幾個小時。
但《希特勒檔案》中未提及大屠殺的原因顯而易見。早在二戰前和二戰中就有大量的猶太人被國家安全機構所殺害或在象徵性的審訊後當作政敵槍殺了。數字可能在幾萬人以上，但不精確。從1947年開始，暫時受到限製的迫害的強度和範圍上都上升了。此外，這些迫害不僅僅隻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是具有了明確的反猶傾向。
內務委員會的後任mwd負責這些鎮壓。國家安全部門的軍官們組織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的控告，他們無須法院判決，僅聽從史達林或貝利亞的命令進行謀殺。《希特勒檔案》是在蘇聯的反猶政治達到高潮時編寫的。考慮到史達林的明顯的反猶觀念，就不歡迎對屠殺猶太人的精確研究。
1939年-1941年間的德、蘇聯盟顯然也是一個禁忌。《希特勒檔案》裏隻提及了這一夥伴關係、及互不侵犯條約的一部份。既未寫它的形成也沒有描寫結果。在敘述德國對波蘭的戰爭時，蘇聯的編輯人員未提及他們的國家也同波蘭進行過戰爭了。為《希特勒檔案》製定的工作計劃原先是計劃討論這個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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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裏德林德·華格納，華格納家族中惟一的希特勒評論家，覺得希特勒的講話即使“聲音沙啞”和“情緒化”，卻像一股狂風，令人透不過氣來，使人暈眩，讓人激動。早在1931年，美國的劇作家專業雜誌《名利場》就將希特勒排在當代最優秀的演說家之列。同年，影響很大的大眾刊物《柏林畫報》也在“被人談論最多的演說家”一欄中將他同墨索裏尼、史達林和甘地排在一起。
《希特勒檔案》中盡管提到這位獨裁者講話前的彩排和在鏡子前“像隻虛榮的孔雀”一樣自我欣賞，但沒有突出他的雄辯才能，雖然它對他的成功至關重要。
希特勒深諳如何去組建一個政黨，將它用作奪取個人權力的合適工具。1933年國家社會黨就壯大得超過一百萬黨員，從社會學角度看，是一個“抗議的人民黨”。1933年後它發展成國家黨，從而成了事實上的行政權力的載體。在他的個人統治中，希特勒將思想和恐怖意識同具有獨特魅力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但放棄了社會革命。
而史達林不具備個人的非凡魅力。其魅力是靠有組織的個人崇拜形成的。他靠黨內鬥爭奪得權力，但作為獨裁者，他卻是至少不相上下的操縱官僚和恐怖機器的出色高手。他在塑造一場讓共產主義世界製度成為現實的革命。
出版人後記(10)new
為了不過分突出兩位獨裁者的差異，國家安全機構的創作集體將林格和京舍的供述刪節得讓人看不出希特勒有什麽群眾領導的天才。因此，無數的國家社會黨的大型集會隻是一帶而過，對群眾的影響也隻是輕描淡寫。而希特勒的非公開的活動占了很大篇幅，在內務委員會的案卷裏極少展示希特勒幽默風趣的社會活動家的一麵，絕大部分都是他的幸災樂禍、玩世不恭或惡毒的言論。
不過，前蘇聯的編輯人員還是引用了顯然是由京舍寫的談論黨衛軍“阿道夫·希特勒”旗衛隊的片段。即使在巴拉通湖戰役失敗、希特勒於1945年3月底取消了他們的名稱之後，他們對他們的“元首”的無條件忠誠也能聽得出來。在這裏，威廉·蒙克的固執反應特別值得注意。他是政府區的最後一位作戰司令。他在1945年4月對京舍說：“元首不想再理睬他的旗衛隊，現在我們要讓他看看，他仍然有一支旗衛隊。”但內務委員會的軍官們並沒有研究希特勒是用什麽方法來培養這種忠誠的。
如果《希特勒檔案》中的這些疏忽有情可原，甚或無關痛癢的話，回顧起來，令人氣憤的是內務委員會的審訊官們絲毫未作努力去澄清在德國的權力範圍內屠殺猶太人的原因。僅在被德國國防軍占領的蘇聯地區，從1941到1945年就有210萬猶太人被殺害。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納粹統治的猶太犧牲者人數總共超過了500萬。若算上猶太人集中區和集中營中餓死和病死的，那麽大屠殺犧牲者的人數肯定突破了600萬。
盡管如此，蘇聯的審訊官們既沒有設法複述希特勒的屠殺猶太人的指示，也沒有描寫他的反猶世界觀，無論林格還是京舍都可以對此做出說明。僅在一處將希特勒同修建毒氣室聯繫在了一起。《希特勒檔案》裏寫道，希特勒“本人”對毒氣室的研製很感興趣。他甚至鑑定了希姆萊送給他看的模型和圖紙，下令給設計者們“全方位的支持”。截至目前的研究認為，希特勒委派了黨衛軍實施種族滅絕，但又盡量不想知道細節。
希姆萊的傳記作家理察·布賴特曼在有關毒氣車及毒氣室的使用時評論道：“我們不知道希姆萊是如何迅速地將在東方消滅猶太人的新方法告訴元首的。”希姆萊1941年9月8號的一道命令表明，希特勒肯定知道有關毒氣室及這些新的集體屠殺工具的屠殺能力的情況。希姆萊信上說，希特勒希望盡快將猶太人放逐出德意誌帝國及總督轄區波蘭。兩天前希姆萊同希特勒在“狼穴”裏長談了好幾個小時。
但《希特勒檔案》中未提及大屠殺的原因顯而易見。早在二戰前和二戰中就有大量的猶太人被國家安全機構所殺害或在象徵性的審訊後當作政敵槍殺了。數字可能在幾萬人以上，但不精確。從1947年開始，暫時受到限製的迫害的強度和範圍上都上升了。此外，這些迫害不僅僅隻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是具有了明確的反猶傾向。
內務委員會的後任mwd負責這些鎮壓。國家安全部門的軍官們組織對“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的控告，他們無須法院判決，僅聽從史達林或貝利亞的命令進行謀殺。《希特勒檔案》是在蘇聯的反猶政治達到高潮時編寫的。考慮到史達林的明顯的反猶觀念，就不歡迎對屠殺猶太人的精確研究。
1939年-1941年間的德、蘇聯盟顯然也是一個禁忌。《希特勒檔案》裏隻提及了這一夥伴關係、及互不侵犯條約的一部份。既未寫它的形成也沒有描寫結果。在敘述德國對波蘭的戰爭時，蘇聯的編輯人員未提及他們的國家也同波蘭進行過戰爭了。為《希特勒檔案》製定的工作計劃原先是計劃討論這個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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