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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國民黨正麵戰場抗戰紀實 作者：張洪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還是藉機對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決不屈服的立場，他接著又指出：“這4點立場，是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
“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到‘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慮以上四項要求，留給他的，就隻有抗戰一途。
但受軍部左右的日本近衛首相，非但沒有表現出其家族對中國的友誼，而且辜負了日本萬民希望他的政府能製約軍部的重託。
從事件一開始，他就完全懾服於軍部的高壓，公然倒向了軍部一邊。近衛1月前上台組閣時留給人們的清新超脫之感，一夜間便被日軍軍刀的血腥氣沖得無影無蹤。
就在蔣介石17日發表講話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國外交部送交一份照會，公然指責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調兵遣將，形成對日本的挑釁。
不但如此，甚至還要南京中央政府“對於華北地方當局解決條件之實行，勿予妨礙”，嚴然以宗主國自居。
事已至此，蔣介石自然無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將此照會由外交部駁回。同時，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到軍政部見何應欽，又對何公然進行威逼，威脅說中國派軍進駐保定、石家莊，日本政府不能漠視；如果中國軍隊不從這些地區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麵軍事衝突。並說此乃日本政府對中國表示的最後友誼，並非威脅。
對於日方的要求，何應欽當即予以駁回，說：“中國軍隊之移動，全係出於自衛。……事態擴大與否，在日方，不在中國。”日本武官楊言：“日本對此非常時局，已有重大決議”，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華野心。
7月19r蔣介石再次於日記中表示了抗戰的決心：“書告既發，祗有一意應戰。不再作迴旋之餘想矣。”痛苦幾年，痛定思痛，蔣介石終於最後下定了進行全麵抗戰的決心。
蔣介石這次是鐵了心要抗戰了。
如果說昔日東北三省的淪陷他採取了“不抵抗”政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話，今日日本人把戰火燃向華北，燃向關內，就決不再是華北的問題。
如果再不抗戰，就要亡國，南京就要成為今日的東北和華北，蔣介石苦心經營數十載的南京中央政府就要倒台或成為日本的傀儡，對此，蔣介石無論從個人或民族觀念考慮，都是至死難以接受的。
就蔣本人來說，不少史學家認為他從小就孤傲、倔強，從來不願受人管束，今日又貴為一國至尊，要他對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稱臣納貢，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對中華民族古老文化和豐富淵深典籍的頂禮膜拜和堅深信仰，使其更具有東方文化中心的優越感；在蔣看來，泱泱文化古國，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對斯諾說：“我國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
美國記者白修德在日後談及對蔣的印象時，稱：“他（指蔣）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盡管表麵上的尊嚴被瘟疫，災荒，侵略和殘忍行為蕩滌殆盡；盡管古老的文化被嶄新的革命理論所窒息，但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裏麵，一直隱藏著一種過分的民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遺傳所致，什麽東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蔣介石具體體現了這種梗著脖頸的中國人的傲氣。”
梗著脖頸的蔣介石為著自己的統治可能失掉一時的傲氣和民族優越感，但當這一切的根本受到威脅時，他那埋藏於內心深處的感情終將爆發出來，對這些，日本人過去並未真正領教過。
另外，從當時的情形看，蔣介石再想採取“不抵抗”政策，也為形勢所不許。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看穿了日本侵略、滅亡中國的野心，號召“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必須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紅軍將領通電全國請纓殺敵。
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蔣介石，要求本“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全體紅軍將士願奔赴抗日前線，保家衛國，奮勇殺敵。
中共代表葉劍英等赴西安與國民黨方麵聯繫，商談有關紅軍開赴平綏線擔任作戰任務的問題，並願以一部兵力深入敵人後方遊擊，配合正麵戰場，“與善於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更能順利地完成國家給予的使命。”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紛紛起來，組織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及組織、戰地服務團，捐款生產，慰勞傷員。
許多受國將領請纓殺敵，揮師蕩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抗日洪流。
蔣介石在日軍無止境的步步進逼和國內外抗日呼聲鋪天蓋地的勢頭下，終於順應了歷史潮流，毅然摒棄了妥協政策，決定操起平倭之劍，回擊日本的野蠻侵略。
17日，國共雙方開始在廬山舉行談判。
同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語氣悲壯地宣稱：
“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立場和方針。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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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到‘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慮以上四項要求，留給他的，就隻有抗戰一途。
但受軍部左右的日本近衛首相，非但沒有表現出其家族對中國的友誼，而且辜負了日本萬民希望他的政府能製約軍部的重託。
從事件一開始，他就完全懾服於軍部的高壓，公然倒向了軍部一邊。近衛1月前上台組閣時留給人們的清新超脫之感，一夜間便被日軍軍刀的血腥氣沖得無影無蹤。
就在蔣介石17日發表講話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國外交部送交一份照會，公然指責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調兵遣將，形成對日本的挑釁。
不但如此，甚至還要南京中央政府“對於華北地方當局解決條件之實行，勿予妨礙”，嚴然以宗主國自居。
事已至此，蔣介石自然無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將此照會由外交部駁回。同時，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到軍政部見何應欽，又對何公然進行威逼，威脅說中國派軍進駐保定、石家莊，日本政府不能漠視；如果中國軍隊不從這些地區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麵軍事衝突。並說此乃日本政府對中國表示的最後友誼，並非威脅。
對於日方的要求，何應欽當即予以駁回，說：“中國軍隊之移動，全係出於自衛。……事態擴大與否，在日方，不在中國。”日本武官楊言：“日本對此非常時局，已有重大決議”，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華野心。
7月19r蔣介石再次於日記中表示了抗戰的決心：“書告既發，祗有一意應戰。不再作迴旋之餘想矣。”痛苦幾年，痛定思痛，蔣介石終於最後下定了進行全麵抗戰的決心。
蔣介石這次是鐵了心要抗戰了。
如果說昔日東北三省的淪陷他採取了“不抵抗”政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話，今日日本人把戰火燃向華北，燃向關內，就決不再是華北的問題。
如果再不抗戰，就要亡國，南京就要成為今日的東北和華北，蔣介石苦心經營數十載的南京中央政府就要倒台或成為日本的傀儡，對此，蔣介石無論從個人或民族觀念考慮，都是至死難以接受的。
就蔣本人來說，不少史學家認為他從小就孤傲、倔強，從來不願受人管束，今日又貴為一國至尊，要他對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稱臣納貢，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對中華民族古老文化和豐富淵深典籍的頂禮膜拜和堅深信仰，使其更具有東方文化中心的優越感；在蔣看來，泱泱文化古國，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對斯諾說：“我國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
美國記者白修德在日後談及對蔣的印象時，稱：“他（指蔣）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盡管表麵上的尊嚴被瘟疫，災荒，侵略和殘忍行為蕩滌殆盡；盡管古老的文化被嶄新的革命理論所窒息，但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裏麵，一直隱藏著一種過分的民族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遺傳所致，什麽東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蔣介石具體體現了這種梗著脖頸的中國人的傲氣。”
梗著脖頸的蔣介石為著自己的統治可能失掉一時的傲氣和民族優越感，但當這一切的根本受到威脅時，他那埋藏於內心深處的感情終將爆發出來，對這些，日本人過去並未真正領教過。
另外，從當時的情形看，蔣介石再想採取“不抵抗”政策，也為形勢所不許。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遠在陝北的中共中央看穿了日本侵略、滅亡中國的野心，號召“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必須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紅軍將領通電全國請纓殺敵。
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蔣介石，要求本“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全體紅軍將士願奔赴抗日前線，保家衛國，奮勇殺敵。
中共代表葉劍英等赴西安與國民黨方麵聯繫，商談有關紅軍開赴平綏線擔任作戰任務的問題，並願以一部兵力深入敵人後方遊擊，配合正麵戰場，“與善於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更能順利地完成國家給予的使命。”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紛紛起來，組織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及組織、戰地服務團，捐款生產，慰勞傷員。
許多受國將領請纓殺敵，揮師蕩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抗日洪流。
蔣介石在日軍無止境的步步進逼和國內外抗日呼聲鋪天蓋地的勢頭下，終於順應了歷史潮流，毅然摒棄了妥協政策，決定操起平倭之劍，回擊日本的野蠻侵略。
17日，國共雙方開始在廬山舉行談判。
同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語氣悲壯地宣稱：
“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立場和方針。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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