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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國民黨正麵戰場抗戰紀實 作者：張洪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確，當時蔣介石所以一心安內，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依賴國際社會壓迫日本撤兵。早在“九·一八”事變前1個月，麵對戰爭已無可避免的嚴峻形勢，他曾電令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尋釁，我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望飭遵照執行。”ニ雖然不願因日本人而沖亂了他的“剿共”大業，但他同樣不希望日本人當著中國人、全世界人的麵抽他的耳光，他需要一種力量來支撐他，所以把眼光投向了國聯，一個受英、美等國操縱的鬆散的國際組織。
起初，他對國聯是那樣的虔誠，那樣充滿幻想。他多次對外界公開說過：對國聯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賴。他的這種觀點當時感染了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為此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更多的將領則是在戰場上茫然困惑，無所適從。
“九·一八”事變，舉國震驚，全球矚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國，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戰？是和？外國人緊張地注視著這個中國的鐵腕人物將採取何種對策，中國人則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揮千軍萬馬，殺向中國北方，但他卻讓中國人跌進了失望、痛苦的深淵。
9月22日，在南京全體國民黨員抗日救國大會上，蔣介石發表了《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演說。在演說中他說道：“……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
歷來剛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無信義的蔣這時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憤”、“逆來順受”等語，令中國人驚訝，更令他們備感屈辱，憤恨難平。
其實蔣介石本人對國聯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種作用也心存疑慮。經驗告訴他，無論英、美等國，還是日本，他們畢竟都不是中國人。他們利用他，無非是通過他來維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他利用他們，也僅僅是他們之間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國北方，尤其是東北，並沒有他們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與他們關係不大，他們難道會為一個貧弱的中國，為一個蔣介石得罪對東方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日本帝國？況且日本人自戰敗帝俄，驕橫已極，野心畢露，他們會輕易屈從於國聯的壓力，從中國撤兵？!但他又實在不願抽出他的主力去與日本人爭鋒較力，他不會讓占據地整個身心的“剿共”大業半途而廢。雖然對國聯存疑慮，但他還是寧願相信國聯能有所作為。
對這一切，避居山西汾陽的馮玉祥看得真切，罵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表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
蔣介石挨著罵，卻也無可奈何，心中充滿不祥之感。
果然，事實很快印證了他的這種感覺。日本人已被嚐到的甜頭沖昏了頭，貪慾已使他們顧不得國聯的約束和國際輿論的壓力。而國聯也正如蔣所預感的那樣，對日本沒能施以強硬的製裁。
9月22日，應中國代表施肇基的請求，國聯在日內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中國“東北事變”。會議雖然明確要求日本撤兵，但對日本的譴責卻是軟弱無力，致使久已對列強分贓不均而深為不滿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窺透了國聯的底牌。1931年秋冬，戰火更加不可遏製地在中國東北擴大開來。
當時的國聯並不像人們日後評論的那樣，20、30年代在國際上還是叫得很響的，並不比今天的聯合國遜色多少。一次大戰結束後，人類突然為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所震撼。為製止戰爭，解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為弱國主持公道，國際聯盟誕生了。當時號稱“萬國聯合”，參加國有60多個，日本是6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貧弱的中國當時雖是成員國，但影響相當有限。所以要靠這樣一個鬆散的組織替中國來主持公道，的確有些近乎天方夜潭。連當時的武夫軍閥韓復榘都認識到“弱國無外交”，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這其中的道理。事實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時，就十分清楚強、弱國之間的關係。他在他自己主辦的《軍聲》雜誌發刊詞中曾寫道：“……西人有言曰：‘兩平等之國，論公理，不論強權；兩不平等之國，論權力，不論公理。，是則俾斯麥所倡之鐵血主義，正我國人所當奉為良師者也。”
但有一點實實在在地影響了蔣，那就是當時世界上的兩個巨人，英國和美國。英國當時的殖民地遍布世界，號稱“日不落帝國”，而且是國聯的發起國，對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美國，作為新興的強國，是國聯和世界爭取的對象，在國聯有著特殊的地位。這就使終日憂於自身地位較弱的蔣介石對其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心理，直到幾十年後逃到台灣，他的這種觀點也沒變，但唯利益為一切的美英卻對他總是若即若離，僅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變初期，美英等國的態度，決定了國聯不可能對製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為。當時兩國在東北，甚至華北並沒有太多的利益，日本進兵北方，對他們影響並不大。相反，他們倒一直企盼著日本在東北得手後，能與蘇聯發生戰爭，以日本來削弱他們所仇視的蘇聯。這與數年後他們綏靖德國，企圖嫁戰禍於蘇聯同出一轍。但無論當時的日本人，還是日後的德國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們，在軍事上、政治上撈足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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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對國聯是那樣的虔誠，那樣充滿幻想。他多次對外界公開說過：對國聯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賴。他的這種觀點當時感染了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為此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更多的將領則是在戰場上茫然困惑，無所適從。
“九·一八”事變，舉國震驚，全球矚目。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國，落在了他的身上。是戰？是和？外國人緊張地注視著這個中國的鐵腕人物將採取何種對策，中國人則是眼巴巴地期待他能指揮千軍萬馬，殺向中國北方，但他卻讓中國人跌進了失望、痛苦的深淵。
9月22日，在南京全體國民黨員抗日救國大會上，蔣介石發表了《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演說。在演說中他說道：“……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
歷來剛愎自用，又深知日本人毫無信義的蔣這時竟也喊出了“忍痛含憤”、“逆來順受”等語，令中國人驚訝，更令他們備感屈辱，憤恨難平。
其實蔣介石本人對國聯能否起到他所期待的那種作用也心存疑慮。經驗告訴他，無論英、美等國，還是日本，他們畢竟都不是中國人。他們利用他，無非是通過他來維護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他利用他們，也僅僅是他們之間的利益分歧。如今中國北方，尤其是東北，並沒有他們太多的利益。日本人染指北方，與他們關係不大，他們難道會為一個貧弱的中國，為一個蔣介石得罪對東方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日本帝國？況且日本人自戰敗帝俄，驕橫已極，野心畢露，他們會輕易屈從於國聯的壓力，從中國撤兵？!但他又實在不願抽出他的主力去與日本人爭鋒較力，他不會讓占據地整個身心的“剿共”大業半途而廢。雖然對國聯存疑慮，但他還是寧願相信國聯能有所作為。
對這一切，避居山西汾陽的馮玉祥看得真切，罵得痛快：“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表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
蔣介石挨著罵，卻也無可奈何，心中充滿不祥之感。
果然，事實很快印證了他的這種感覺。日本人已被嚐到的甜頭沖昏了頭，貪慾已使他們顧不得國聯的約束和國際輿論的壓力。而國聯也正如蔣所預感的那樣，對日本沒能施以強硬的製裁。
9月22日，應中國代表施肇基的請求，國聯在日內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中國“東北事變”。會議雖然明確要求日本撤兵，但對日本的譴責卻是軟弱無力，致使久已對列強分贓不均而深為不滿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窺透了國聯的底牌。1931年秋冬，戰火更加不可遏製地在中國東北擴大開來。
當時的國聯並不像人們日後評論的那樣，20、30年代在國際上還是叫得很響的，並不比今天的聯合國遜色多少。一次大戰結束後，人類突然為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所震撼。為製止戰爭，解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為弱國主持公道，國際聯盟誕生了。當時號稱“萬國聯合”，參加國有60多個，日本是6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貧弱的中國當時雖是成員國，但影響相當有限。所以要靠這樣一個鬆散的組織替中國來主持公道，的確有些近乎天方夜潭。連當時的武夫軍閥韓復榘都認識到“弱國無外交”，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這其中的道理。事實上，早在10年前他第三次亡命日本時，就十分清楚強、弱國之間的關係。他在他自己主辦的《軍聲》雜誌發刊詞中曾寫道：“……西人有言曰：‘兩平等之國，論公理，不論強權；兩不平等之國，論權力，不論公理。，是則俾斯麥所倡之鐵血主義，正我國人所當奉為良師者也。”
但有一點實實在在地影響了蔣，那就是當時世界上的兩個巨人，英國和美國。英國當時的殖民地遍布世界，號稱“日不落帝國”，而且是國聯的發起國，對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美國，作為新興的強國，是國聯和世界爭取的對象，在國聯有著特殊的地位。這就使終日憂於自身地位較弱的蔣介石對其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心理，直到幾十年後逃到台灣，他的這種觀點也沒變，但唯利益為一切的美英卻對他總是若即若離，僅僅是利用而已。
“九·一八”事變初期，美英等國的態度，決定了國聯不可能對製止日本的入侵有太大的作為。當時兩國在東北，甚至華北並沒有太多的利益，日本進兵北方，對他們影響並不大。相反，他們倒一直企盼著日本在東北得手後，能與蘇聯發生戰爭，以日本來削弱他們所仇視的蘇聯。這與數年後他們綏靖德國，企圖嫁戰禍於蘇聯同出一轍。但無論當時的日本人，還是日後的德國人，都巧妙地利用了他們，在軍事上、政治上撈足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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