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在紐約長老會醫院裏實習。小兒科住院大夫，精神病住院大夫。在精神分析學方麵又受了六年的訓練。他對孩子們的愛越來越深厚，孩子們也敬仰他。他被稱為“麵容慈祥眼光和藹的人”他的診室裏到處都是玩具。他為一些怕羞的孩子製造了一個玩藝兒——通過一個暗門走到檢查桌邊去的一段階梯。他希望他們自己主動要接受檢查，結果果然如此。幾年之後他說：“我作為小兒科醫師的一個過錯是我老是把孩子們哄得太過分了。”但他從來不曾真心想加以改變。
約翰·沃森醫生的《嬰孩和兒童撫育心理》。一書是嬰孩撫育方麵的一本標準手冊。該書出版於斯波克和簡·切尼結婚的第二年，那時斯波克還是一個醫科二年級的學生。沃森說：“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接吻。切勿把他抱在膝上。切勿搖他的搖籃。”
年輕的斯波克醫生堅決反對所有這一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海軍中服役時，寫出了《嬰孩和兒童撫育常識》一書。此書在一開頭就定下一個調子：“你實際上知道的比你自以為知道的要多。”簡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機打出，他又親自為此書編了索引，按字母順序從“膿腫”這個字一直到“烤麵包片”這個字。他解釋說，他知道他“比較了解母親們要在索引中找的是哪些字。”
此書出版後在二十三年中共銷售了二千二百萬冊，並被譯成三十種語言。他為《主婦家政雜誌》寫專欄，後來又為《紅書》寫專欄。星期日下午在全國廣播公司所屬五十二個電視台上可以看到他半個小時的電視節目。斯波克醫生在教授醫學這一要求最嚴格的職業上聲望日高。他在明尼蘇達大學教精神病學，在皮特大學教兒童精神病學與發育，在克利夫蘭的西部後備軍學院精神病學係教兒童發育。他的反沃森的立場使他顯得象是一味主張縱容。這有點趨向另一極端，使他很不安，他於1956年隻得又重寫了《嬰孩和兒童撫育常識》中的若幹章節，他解釋說，“我發覺有些父母以為我是在提倡極端的寬容放任，因此我在修訂版中不得不強調了寬容放任的限度。”
接著，一種更深刻的挑戰激動了斯波克的良心。他從小被培養為一個保守的共和黨人，結果卻由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影響而改信了民主黨的自由主義，1960年他支持約翰·甘迺迪。但1962年3月，甘迺迪恢復了核試驗。斯波克震驚之下，參加了擁護穩健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他全力地為詹森競選總統，反對戈德華特。而到1965年2月詹森使越南戰爭逐步升級時，他又感到自己被出賣了。斯波克寫了抗議書送到白宮去，而當此舉證明無效時，他就走上街頭去示威。
他後來說到這件事時說，“我當時感到極度的難堪，仿佛一個人在一場惡夢中突然發覺自己一絲不掛地站在鬧市區的街頭了。”他的確是一位異常惹人注目的老爺爺似的人物——身高六英尺四，滿臉皺紋，老是穿著一套帶坎肩和表鏈的衣服，一口美國腔，指手劃腳地說些其他年輕示威者認為已老掉牙的陳舊的道德標準。但是他的鬥誌卻越來越強，毫未減弱。批評他的人在那幾年裏人數很多而且都很嚴厲，他們嘲笑他的關心不過是寬容放任的一種新的表現。而寬容放任，他們現在簡直認為是一種全國性的禍害了。而在他看來，這完全是一個道德和正義的問題。
結束越南戰爭全國動員委員會。實現新政治全國會議。將992份退回的徵兵證交給了司法部的一位生氣的職員。越過曼哈頓區白廳街入伍站的警戒線，因此以破壞治安受到逮捕。坐在他的製圖桌旁的長腿凳上用一支原子筆寫作——象往常一樣緩慢而費力地——“抵抗非法當局呼籲書”。
當局為了挽救赫爾希將軍的麵子，最後進行了反擊（他所發出的徵召反戰示威者入伍的命令被司法部批駁了）。五個反戰領導人，互不相識，被控密謀破壞徵兵法。他們並未受到犯罪的控告，隻是說他們密謀要進行犯罪活動。換句話說，他們的罪過就是持不同意見。其中最傑出的領導人——的確比別人高出一頭——是班傑明·斯波克醫學博士。
審訊於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頓地方法院進行。法官是八十五歲的弗朗西斯·福特——粗暴，虛榮，成見很深。審訊結果的裁決是犯了罪——一位陪審員後來向一位記者解釋說，“犯了象法官所指控的那樣的罪。”被告都被判處兩年徒刑，其中兩人，斯波克和耶魯大學的牧師威廉·斯隆·科芬各罰款五千美元。
斯波克說：“這場戰爭是絲毫不合法，也不合憲法的；它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日內瓦協議和美國關於遵守國際上的行事準則的諾言。它完全是極端不合法的……我要繼續為反戰進行工作。”
他的確這樣做了。美國第一巡迴上訴法院以福特法官有偏見為理由，推翻了原來的宣判。斯波克繼續進行他的工作。他們仍然在越南的無盡的黑夜裏殺害他的孩子們，謀殺年輕的一代人，而這一代人的母親在撫育他們時都曾經聽取過他的意見，他在童年時代被灌輸到頭腦中去的責任感，使他片刻不得安寧。有時他幾乎感覺到他能夠聽到半個地球之外死去的人要求上帝憐憫的呼聲。沃森醫生可能不願去聽這種聲音。（“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親吻。”）可是斯波克醫生卻不能不聽。但是慢慢的，當美國由於精疲力竭而不得不痛苦地從愚蠢的反共濫調轉向和平時，他的這種悲天憫人之心就越來越顯得明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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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沃森醫生的《嬰孩和兒童撫育心理》。一書是嬰孩撫育方麵的一本標準手冊。該書出版於斯波克和簡·切尼結婚的第二年，那時斯波克還是一個醫科二年級的學生。沃森說：“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接吻。切勿把他抱在膝上。切勿搖他的搖籃。”
年輕的斯波克醫生堅決反對所有這一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海軍中服役時，寫出了《嬰孩和兒童撫育常識》一書。此書在一開頭就定下一個調子：“你實際上知道的比你自以為知道的要多。”簡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機打出，他又親自為此書編了索引，按字母順序從“膿腫”這個字一直到“烤麵包片”這個字。他解釋說，他知道他“比較了解母親們要在索引中找的是哪些字。”
此書出版後在二十三年中共銷售了二千二百萬冊，並被譯成三十種語言。他為《主婦家政雜誌》寫專欄，後來又為《紅書》寫專欄。星期日下午在全國廣播公司所屬五十二個電視台上可以看到他半個小時的電視節目。斯波克醫生在教授醫學這一要求最嚴格的職業上聲望日高。他在明尼蘇達大學教精神病學，在皮特大學教兒童精神病學與發育，在克利夫蘭的西部後備軍學院精神病學係教兒童發育。他的反沃森的立場使他顯得象是一味主張縱容。這有點趨向另一極端，使他很不安，他於1956年隻得又重寫了《嬰孩和兒童撫育常識》中的若幹章節，他解釋說，“我發覺有些父母以為我是在提倡極端的寬容放任，因此我在修訂版中不得不強調了寬容放任的限度。”
接著，一種更深刻的挑戰激動了斯波克的良心。他從小被培養為一個保守的共和黨人，結果卻由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影響而改信了民主黨的自由主義，1960年他支持約翰·甘迺迪。但1962年3月，甘迺迪恢復了核試驗。斯波克震驚之下，參加了擁護穩健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他全力地為詹森競選總統，反對戈德華特。而到1965年2月詹森使越南戰爭逐步升級時，他又感到自己被出賣了。斯波克寫了抗議書送到白宮去，而當此舉證明無效時，他就走上街頭去示威。
他後來說到這件事時說，“我當時感到極度的難堪，仿佛一個人在一場惡夢中突然發覺自己一絲不掛地站在鬧市區的街頭了。”他的確是一位異常惹人注目的老爺爺似的人物——身高六英尺四，滿臉皺紋，老是穿著一套帶坎肩和表鏈的衣服，一口美國腔，指手劃腳地說些其他年輕示威者認為已老掉牙的陳舊的道德標準。但是他的鬥誌卻越來越強，毫未減弱。批評他的人在那幾年裏人數很多而且都很嚴厲，他們嘲笑他的關心不過是寬容放任的一種新的表現。而寬容放任，他們現在簡直認為是一種全國性的禍害了。而在他看來，這完全是一個道德和正義的問題。
結束越南戰爭全國動員委員會。實現新政治全國會議。將992份退回的徵兵證交給了司法部的一位生氣的職員。越過曼哈頓區白廳街入伍站的警戒線，因此以破壞治安受到逮捕。坐在他的製圖桌旁的長腿凳上用一支原子筆寫作——象往常一樣緩慢而費力地——“抵抗非法當局呼籲書”。
當局為了挽救赫爾希將軍的麵子，最後進行了反擊（他所發出的徵召反戰示威者入伍的命令被司法部批駁了）。五個反戰領導人，互不相識，被控密謀破壞徵兵法。他們並未受到犯罪的控告，隻是說他們密謀要進行犯罪活動。換句話說，他們的罪過就是持不同意見。其中最傑出的領導人——的確比別人高出一頭——是班傑明·斯波克醫學博士。
審訊於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頓地方法院進行。法官是八十五歲的弗朗西斯·福特——粗暴，虛榮，成見很深。審訊結果的裁決是犯了罪——一位陪審員後來向一位記者解釋說，“犯了象法官所指控的那樣的罪。”被告都被判處兩年徒刑，其中兩人，斯波克和耶魯大學的牧師威廉·斯隆·科芬各罰款五千美元。
斯波克說：“這場戰爭是絲毫不合法，也不合憲法的；它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日內瓦協議和美國關於遵守國際上的行事準則的諾言。它完全是極端不合法的……我要繼續為反戰進行工作。”
他的確這樣做了。美國第一巡迴上訴法院以福特法官有偏見為理由，推翻了原來的宣判。斯波克繼續進行他的工作。他們仍然在越南的無盡的黑夜裏殺害他的孩子們，謀殺年輕的一代人，而這一代人的母親在撫育他們時都曾經聽取過他的意見，他在童年時代被灌輸到頭腦中去的責任感，使他片刻不得安寧。有時他幾乎感覺到他能夠聽到半個地球之外死去的人要求上帝憐憫的呼聲。沃森醫生可能不願去聽這種聲音。（“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親吻。”）可是斯波克醫生卻不能不聽。但是慢慢的，當美國由於精疲力竭而不得不痛苦地從愚蠢的反共濫調轉向和平時，他的這種悲天憫人之心就越來越顯得明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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