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有損公共利益的罷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潔工人的罷工在內。這次罷工是馬丁·路德·金在他臨死前不久曾經支持過的。同一年，紐約還發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罷工，結果10萬噸發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長到底隻得屈服，同意給垃圾工人增加原來林賽市長拒絕的425元的工資。接著，紐約的警察設糾察線包圍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權力”！他們隨便以假想的疾病請“病”假，懶洋洋地看著駕車人把車子停在公共汽車站或其他不準停車的地方。消防隊員工會的首領為了討價還價，通知工人不再幹檢查樓房和消防龍頭等日常工作。1968年秋，紐約市的5.8萬名教員中的大部分曾前後三次分別舉行罷課。還有空中交通調度員，他們對於頭頂上待降落的飛機堆雖然感到不安，卻串通一氣故意減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這種不顧社會服務工作的風氣發展到了頂點。全國75萬郵遞員中有20多萬人決定停止遞送郵件，原因是年工資由6,176元開頭，經過21年才達到8,442元。盡管他們的領導人勸告說，按照聯邦法律，他們會被罰款1,000元，監禁一年，失掉養老金，還會被列入黑名單，再不可能受僱於其他政府部門，但是屬於美國勞聯－產聯的全國郵遞員聯合會所屬哈頓－布朗克斯地方分會的6,700人還是投票決定罷工。很快大紐約市的其他郵遞員也紛紛響應。這次罷工後來蔓延到阿克倫、布法羅、克利夫蘭、芝加哥、丹佛、聖保羅和舊金山等地。
這次罷工在美國郵政史上是破天荒頭一遭，而且破壞性很大。紐約郵局平日每天收發的信件和包裹共約2,500萬件，全國的平均數是2.7億件。許多企業被迫中斷業務。紐約各家銀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達3億元的存款，40萬領取救濟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證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裝甲卡車在華爾街上來回送證券。到第六天，國民警衛隊出來處理紐約的郵件，到第八天，郵遞員才恢復了各自指定路線的投遞工作。這些郵遞員像其他罷工的公務員一樣，也從非法罷工中得到好處。國會決定給他們增加8％的工資，從前一個月開始補發，並且建立了獨立的美國郵政總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進一步照顧郵遞員的苦處。
遴選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許多紕漏中的一個。厄爾·沃倫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齡關係決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滿77。6月19日早晨，他打電話給詹森總統，說明了自己的決定。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以前還從來未有過哪屆最高法院在決定時代發展方向上起過更大的作用。在沃倫領導下，最高法院已經為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學校祈禱方式、共產黨人的權利、色情文學、被告的逮捕與定罪，以及關於重新分配立法權的“一人一票”決議等引了路。沃倫曾主持過15次最高法院開庭期。而現在，想要行使總統一切職責的林登·詹森也有機會遴選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貝·福塔斯為首席法官，同時挑選德克薩斯州會議員霍默·索恩伯裏接替福塔斯的職務。
這兩位都是總統的老友。福塔斯同總統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總統安插在最高法院。詹森畢竟是詹森，他非得把這兩項新任命搞得複雜化不可。他要等參議院認可他對福塔斯的提名，然後才接受沃倫辭職；於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後，索恩伯裏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來的位置。但是，相信會在11月裏占有白宮的共和黨人卻很執拗。他們把福塔斯和索恩伯裏稱做“落選官員”的提名，並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總統的“老友”。
密執安州參議員羅伯特·格裏芬是17個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人的首領。一開始，看來他們是不能成事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伊利諾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親”和“落選官員”的說法中叫做“輕率之談”。他說：“你決不會偏偏去找來一個敵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裏。”他還談到林肯、杜魯門、甘迺迪等總統，都曾任命過各自的朋友。為駁斥格裏芬，德克森說：“現在我們該是對自己使用的語言多加點小心的時候了。”正是在參院司法委員會決定舉行意見聽取會時（為首席法官職位的提名而舉行聽取會在以前是沒有過的），福塔斯看來還是拿得穩的。第一個證人，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確認以前，總統讓沃倫繼續留任，這種情況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許多較低的聯邦法官都是在他們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況下被任命的。
現在問題在於福塔斯本人。他被嚴加盤問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據憲法，他處在證人地位，不能討論有關個人的決定，否則就會公然破壞分權的原則。可是，反對派參議員卻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朗讀福塔斯曾經參與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決定。接著，他們還就他作為法官時的某些行為方麵提出了若幹問題。這也屬分權的問題，但他在這方麵卻被刺痛了，作為最高法院的成員之一，他不應該幹預行政部門的工作，然而他沒有做到。他承認自己曾經參加過白宮有關戰爭和黑人區暴亂問題的會議，還曾給哥倫布百貨商店巨頭拉爾夫·拉紮勒斯打過電話，對他進行申斥，因為拉紮勒斯說過越南戰爭有損經濟的話。福塔斯申辯說，法官對總統提建議的事是有許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詹森的問題那樣，這裏有著一種令人討厭的感覺，總感到其中有點見不得人的事在進行著。現在隻需再加一根稻草就會壓斷駱駝的脊梁骨了，而這根稻草居然有了。該委員會了解到，福塔斯曾經因在一係列暑期班講課得到了1.5萬元的酬金，這筆錢是估計自己即將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審的商人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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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0年代末，這種不顧社會服務工作的風氣發展到了頂點。全國75萬郵遞員中有20多萬人決定停止遞送郵件，原因是年工資由6,176元開頭，經過21年才達到8,442元。盡管他們的領導人勸告說，按照聯邦法律，他們會被罰款1,000元，監禁一年，失掉養老金，還會被列入黑名單，再不可能受僱於其他政府部門，但是屬於美國勞聯－產聯的全國郵遞員聯合會所屬哈頓－布朗克斯地方分會的6,700人還是投票決定罷工。很快大紐約市的其他郵遞員也紛紛響應。這次罷工後來蔓延到阿克倫、布法羅、克利夫蘭、芝加哥、丹佛、聖保羅和舊金山等地。
這次罷工在美國郵政史上是破天荒頭一遭，而且破壞性很大。紐約郵局平日每天收發的信件和包裹共約2,500萬件，全國的平均數是2.7億件。許多企業被迫中斷業務。紐約各家銀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達3億元的存款，40萬領取救濟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證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裝甲卡車在華爾街上來回送證券。到第六天，國民警衛隊出來處理紐約的郵件，到第八天，郵遞員才恢復了各自指定路線的投遞工作。這些郵遞員像其他罷工的公務員一樣，也從非法罷工中得到好處。國會決定給他們增加8％的工資，從前一個月開始補發，並且建立了獨立的美國郵政總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進一步照顧郵遞員的苦處。
遴選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許多紕漏中的一個。厄爾·沃倫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齡關係決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滿77。6月19日早晨，他打電話給詹森總統，說明了自己的決定。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以前還從來未有過哪屆最高法院在決定時代發展方向上起過更大的作用。在沃倫領導下，最高法院已經為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學校祈禱方式、共產黨人的權利、色情文學、被告的逮捕與定罪，以及關於重新分配立法權的“一人一票”決議等引了路。沃倫曾主持過15次最高法院開庭期。而現在，想要行使總統一切職責的林登·詹森也有機會遴選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貝·福塔斯為首席法官，同時挑選德克薩斯州會議員霍默·索恩伯裏接替福塔斯的職務。
這兩位都是總統的老友。福塔斯同總統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總統安插在最高法院。詹森畢竟是詹森，他非得把這兩項新任命搞得複雜化不可。他要等參議院認可他對福塔斯的提名，然後才接受沃倫辭職；於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後，索恩伯裏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來的位置。但是，相信會在11月裏占有白宮的共和黨人卻很執拗。他們把福塔斯和索恩伯裏稱做“落選官員”的提名，並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總統的“老友”。
密執安州參議員羅伯特·格裏芬是17個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人的首領。一開始，看來他們是不能成事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伊利諾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親”和“落選官員”的說法中叫做“輕率之談”。他說：“你決不會偏偏去找來一個敵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裏。”他還談到林肯、杜魯門、甘迺迪等總統，都曾任命過各自的朋友。為駁斥格裏芬，德克森說：“現在我們該是對自己使用的語言多加點小心的時候了。”正是在參院司法委員會決定舉行意見聽取會時（為首席法官職位的提名而舉行聽取會在以前是沒有過的），福塔斯看來還是拿得穩的。第一個證人，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確認以前，總統讓沃倫繼續留任，這種情況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許多較低的聯邦法官都是在他們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況下被任命的。
現在問題在於福塔斯本人。他被嚴加盤問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據憲法，他處在證人地位，不能討論有關個人的決定，否則就會公然破壞分權的原則。可是，反對派參議員卻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朗讀福塔斯曾經參與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決定。接著，他們還就他作為法官時的某些行為方麵提出了若幹問題。這也屬分權的問題，但他在這方麵卻被刺痛了，作為最高法院的成員之一，他不應該幹預行政部門的工作，然而他沒有做到。他承認自己曾經參加過白宮有關戰爭和黑人區暴亂問題的會議，還曾給哥倫布百貨商店巨頭拉爾夫·拉紮勒斯打過電話，對他進行申斥，因為拉紮勒斯說過越南戰爭有損經濟的話。福塔斯申辯說，法官對總統提建議的事是有許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詹森的問題那樣，這裏有著一種令人討厭的感覺，總感到其中有點見不得人的事在進行著。現在隻需再加一根稻草就會壓斷駱駝的脊梁骨了，而這根稻草居然有了。該委員會了解到，福塔斯曾經因在一係列暑期班講課得到了1.5萬元的酬金，這筆錢是估計自己即將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審的商人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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