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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一個從來不違反停車信號的人也開始違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沒有發生什麽事情，於是他推而認為那種法規是愚蠢的，隻有機器人才會服從它。他又違反了一次，在一個月以後，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斷幹下去了。而又過了一個月，隻要他到達十字路口，即使紅燈亮了，他也直闖過去。雖然他不理會這些交通聯繫手段，他還是感到生氣，因為在他喜愛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務員就不再像過去那樣替他檢查機油和擦淨擋風玻璃。他改到別的加油站去，情況也都一樣。大約就在這同時，他的新汽車的一扇門發出了討厭的響聲，拆開來一瞧，原來不知是底特律裝配線上的哪位工人在門裏麵留下了一隻可口可樂瓶子。
這都是些小事，但還有別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裏發現一張通告條，說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經停止送貨，你得到商店去買。郵政也不像話，誰都有關於郵政方麵的可怕經歷可談。在飯館裏，女招待把別人點的菜端到你的麵前來。出租汽車的司機找不到你要去的地點。你訂的晚報沒有送到。藥劑師把藥給拿錯了。新買的洗衣烘幹機是次品。送貨人把車停在與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車子外麵，還不肯挪。詹森任期的最後階段出現了全國性的大笑話。人們到處掛出小牌子：
『不停地計劃下去』
建築業的工作很糟，一項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運。班機不按時起飛。因為班機不能準時到達你的目的地，你必須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盤旋，而一旦著陸後，你又發現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別的航空站去了。由於這種情形屢見不鮮，經常出門的旅客都購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麵的特製皮箱。公共汽車和火車時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幾乎每個人都不定什麽時候會有人來向他催討已經償清了的帳款。看來什麽事都越出了常軌。從裝水管道到電視機到f－111折翼噴氣式飛機，全都亂了套。有一個紐約婦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從來未打過的越大西洋通話的電話費，她拿起話筒要抗議，卻聽到電話裏有小提琴演奏的聲音，原來一家唱片公司的電線和她家的串線了。作家雷克斯·裏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裏德此人已經去世。據《時代》周刊報導，有一個人對著一架自動售貨機開槍，把手槍裏的子彈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貨員也很壞，甚至更糟。差錯責任難以確定，然而卻無處不有。人們對於事物是否還能正常進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個社會聯繫在一起的紀律不斷在削弱，在某些方麵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認為，這一概是繁榮造成的。理察·尼克森把這種種都歸咎於過於寬容。
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把示威的學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將軍，認為他們都是同一現象的不同反映。戰爭顯然有一定的關係。出身於美國上層社會的年輕人逃避徵兵不算犯罪，他們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還備有醫生謊報健康狀況的證明信（醫生這樣做也不算犯罪）。許多逃避徵兵的人和逃兵到多倫多和斯德哥爾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萬人的同情。因為頭四個到達瑞典的人是乘“無畏”號飛機突然逃離美國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們“無畏四勇士”。那裏的人誰都清楚地知道這個稱號的含義。這些僑居國外的人中有一個19歲的南卡羅來納人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分成兩類。一類相信美國將會炸掉整個世界，另一類認為在這個災難發生之前，美國是可以得救的。”
戰爭隻是部分原因。自從禁酒法頒布以來，還從沒有這麽多的人認為有些法律毫無意義，就開始加以違抗。大麻葉就是一個例子。它不同於其他麻醉品，並不會成癮；又不同於菸草，對吸者無害；也不同於酒，不致危及社會。年輕人往往認為吸大麻煙是一種社會身份問題，大家都知道出身於較上層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煙的，1969年有一段時間，警察局曾經專門設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個新字眼）名門子女。
參加夏天騷亂的搶劫者沒有被逮捕，你在電視新聞節目裏可以看到他們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們，卻不採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說：“在我看來，好像已做出一項重大決策，要拿貨物和設備去換取人命。”的確，看起來逮捕什麽人，不僅看其行為，還要看他是誰，和在什麽地方犯罪。5月中旬，馬丁·路德·金的繼任人拉爾夫·艾伯納西按照金原先的計劃，在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塔之間的聖地上建立了一個“復活城”，他率領一千個窮人進駐那地方。政府非但沒有拘捕他們任何人，反而向他們提供了可移動的廁所、公用電話亭、電力線路、淋浴設備，乃至投遞郵件的地區代號：20013。6月下旬，這個臨時營地的治安負責人阿爾文·詹森忿怒地辭了職，他說：“這裏天天都發生強姦、搶劫、兇殺等案件，而我們完全無能為力。”維護首都國家公園的警察局照舊是不聞不問。
在上一代，卡爾文·柯立芝由於粉碎了1919年波士頓的警察罷工，在全國贏得了威信，最後並被選為總統。他曾說：“無論任何人在何時何地都無權不顧公安而舉行罷工。”1937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曾把公務人員的罷工稱為“不可思議和無法容忍的”。自那以後，這種原則已寫進了塔夫脫－哈特利法，在有些州還寫進了像紐約的康登－沃德林法一類的法律。盡管如此，麥可·奎爾在1966年元月1日還是領導運輸工人工會舉行罷工，使該市165英裏的地下鐵路和530英裏的公共汽車線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頓商業區陷於癱瘓狀態。當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罷工者帶回去上工的時候，他竟在電視攝影機前當眾把命令撕毀。紐約市終於不得不接受調停，對他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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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一個從來不違反停車信號的人也開始違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沒有發生什麽事情，於是他推而認為那種法規是愚蠢的，隻有機器人才會服從它。他又違反了一次，在一個月以後，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斷幹下去了。而又過了一個月，隻要他到達十字路口，即使紅燈亮了，他也直闖過去。雖然他不理會這些交通聯繫手段，他還是感到生氣，因為在他喜愛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務員就不再像過去那樣替他檢查機油和擦淨擋風玻璃。他改到別的加油站去，情況也都一樣。大約就在這同時，他的新汽車的一扇門發出了討厭的響聲，拆開來一瞧，原來不知是底特律裝配線上的哪位工人在門裏麵留下了一隻可口可樂瓶子。
這都是些小事，但還有別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裏發現一張通告條，說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經停止送貨，你得到商店去買。郵政也不像話，誰都有關於郵政方麵的可怕經歷可談。在飯館裏，女招待把別人點的菜端到你的麵前來。出租汽車的司機找不到你要去的地點。你訂的晚報沒有送到。藥劑師把藥給拿錯了。新買的洗衣烘幹機是次品。送貨人把車停在與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車子外麵，還不肯挪。詹森任期的最後階段出現了全國性的大笑話。人們到處掛出小牌子：
『不停地計劃下去』
建築業的工作很糟，一項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運。班機不按時起飛。因為班機不能準時到達你的目的地，你必須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盤旋，而一旦著陸後，你又發現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別的航空站去了。由於這種情形屢見不鮮，經常出門的旅客都購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麵的特製皮箱。公共汽車和火車時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幾乎每個人都不定什麽時候會有人來向他催討已經償清了的帳款。看來什麽事都越出了常軌。從裝水管道到電視機到f－111折翼噴氣式飛機，全都亂了套。有一個紐約婦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從來未打過的越大西洋通話的電話費，她拿起話筒要抗議，卻聽到電話裏有小提琴演奏的聲音，原來一家唱片公司的電線和她家的串線了。作家雷克斯·裏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裏德此人已經去世。據《時代》周刊報導，有一個人對著一架自動售貨機開槍，把手槍裏的子彈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貨員也很壞，甚至更糟。差錯責任難以確定，然而卻無處不有。人們對於事物是否還能正常進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個社會聯繫在一起的紀律不斷在削弱，在某些方麵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認為，這一概是繁榮造成的。理察·尼克森把這種種都歸咎於過於寬容。
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把示威的學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將軍，認為他們都是同一現象的不同反映。戰爭顯然有一定的關係。出身於美國上層社會的年輕人逃避徵兵不算犯罪，他們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還備有醫生謊報健康狀況的證明信（醫生這樣做也不算犯罪）。許多逃避徵兵的人和逃兵到多倫多和斯德哥爾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萬人的同情。因為頭四個到達瑞典的人是乘“無畏”號飛機突然逃離美國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們“無畏四勇士”。那裏的人誰都清楚地知道這個稱號的含義。這些僑居國外的人中有一個19歲的南卡羅來納人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分成兩類。一類相信美國將會炸掉整個世界，另一類認為在這個災難發生之前，美國是可以得救的。”
戰爭隻是部分原因。自從禁酒法頒布以來，還從沒有這麽多的人認為有些法律毫無意義，就開始加以違抗。大麻葉就是一個例子。它不同於其他麻醉品，並不會成癮；又不同於菸草，對吸者無害；也不同於酒，不致危及社會。年輕人往往認為吸大麻煙是一種社會身份問題，大家都知道出身於較上層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煙的，1969年有一段時間，警察局曾經專門設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個新字眼）名門子女。
參加夏天騷亂的搶劫者沒有被逮捕，你在電視新聞節目裏可以看到他們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們，卻不採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說：“在我看來，好像已做出一項重大決策，要拿貨物和設備去換取人命。”的確，看起來逮捕什麽人，不僅看其行為，還要看他是誰，和在什麽地方犯罪。5月中旬，馬丁·路德·金的繼任人拉爾夫·艾伯納西按照金原先的計劃，在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塔之間的聖地上建立了一個“復活城”，他率領一千個窮人進駐那地方。政府非但沒有拘捕他們任何人，反而向他們提供了可移動的廁所、公用電話亭、電力線路、淋浴設備，乃至投遞郵件的地區代號：20013。6月下旬，這個臨時營地的治安負責人阿爾文·詹森忿怒地辭了職，他說：“這裏天天都發生強姦、搶劫、兇殺等案件，而我們完全無能為力。”維護首都國家公園的警察局照舊是不聞不問。
在上一代，卡爾文·柯立芝由於粉碎了1919年波士頓的警察罷工，在全國贏得了威信，最後並被選為總統。他曾說：“無論任何人在何時何地都無權不顧公安而舉行罷工。”1937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曾把公務人員的罷工稱為“不可思議和無法容忍的”。自那以後，這種原則已寫進了塔夫脫－哈特利法，在有些州還寫進了像紐約的康登－沃德林法一類的法律。盡管如此，麥可·奎爾在1966年元月1日還是領導運輸工人工會舉行罷工，使該市165英裏的地下鐵路和530英裏的公共汽車線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頓商業區陷於癱瘓狀態。當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罷工者帶回去上工的時候，他竟在電視攝影機前當眾把命令撕毀。紐約市終於不得不接受調停，對他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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