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首先要求的是自由派人士不再把黑人看作統計數字。然後，他們希望結束那種慢慢來的政策。他們認識到要政府在1961年春季來處理自由乘客事件，這個時機會是很尷尬的。可是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每個季節都有其令人尷尬的地方，所以他們才一等再等。他們希望他們的白人同情者能夠了解的是，對今天的新黑人來說，黑人的自由要比在維也納討論的問題更重耍，比越南，古巴或者外層空間競賽問題都重要。
在1961年的時候，誰要敢在南部白人聽眾麵前，表示贊成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觀點，就會被認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現。羅伯特·甘迺迪在擔任司法部長後發表第一次重大演說時便是這樣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從華盛頓出發兩天之後，在喬治亞州阿森斯市發表這個演說的，雖然當時他還不曉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喬治亞大學的“法科日”。他到那裏去是為了向法科學生說明，維護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擔的責任。這一情況按說法科學生應該是早就知曉的，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在我國的這一地區，什麽事都不能想當然。他對學生們說：“我們做的事情不過是在維護法院的裁決，僅此而已。如果你們任何人處在我的地位，也一定會這樣做，因為在你宣誓就職時就得做出這種保證。你也許不願這麽做，你也許不喜歡這麽做，可是你得這麽做。”這段話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維護受壓迫種族的權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覺得，在這個問題上，羅伯特·甘迺迪可能是違背自己的意願去履行職責。不過在演說結尾時，他的話並不含糊：“我們的立場是明確的。我們在維護法律……今天我在這裏向你們明白表示，在這個問題——在一切問題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決，司法部就要採取措施。我們不會袖手旁觀，漠然置之。我們會採取行動的。”
在民權問題上，亦如對第三世界向題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認為正義遲早必勝。正是這一情況使得甘迺迪執政時期與其後的時期截然不同，並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著來有些天真可笑。隻要把剩餘小麥運給一個新興國家，派遣和平隊，委派切斯特·鮑爾斯當大使，再加上一番說教，那個國家就會變成一個光明的新的民主國家，為自由世界爭光，並在與莫斯科黑暗勢力進行的永恆鬥爭中，成為潛在的盟友。在國內也是一樣，堅強的領導再加上美國人民固有的良知，就應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執偏見。打破種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國人最為通情達理；問題隻在於向他們講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當年持有這種態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這一使命了。
認為美國人的思想裏有其黑暗的角落，這種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駁斥。按自由派的觀點，麥卡錫主義現象，這件美國民眾徹底蔑視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無法解釋的；不過在1961年，已沒有人再提麥卡錫了。樂觀主義幾乎是新邊疆派不可缺少的條件。哈金斯將軍就想得很對，他那種傷亡統計確實很能鼓舞人心，駐西貢的那些美國記者為什麽不能和他唱一個調子呢？在國內戰線，正義的自由派人士一定會進行正義的鬥爭，直到在美國出生的黑人嬰兒同白人嬰兒享有同樣的完成學業的機會，同樣的免遭失業的機會，同樣的每年掙得一萬元的機會，而且壽命也跟白人一樣長。可是，這些事情都需要時間，他們不能指望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卻要求馬上全部做到。
※※※
裏奇蒙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來，伸腿展腰，在掛著“白人”牌子的小吃部裏吃點東西，根本不進標明“黑人用”的廁所，結果也不過惹得別人惡狠狠地瞪上幾眼，咕噥幾句髒話而已。隨後，在他們前進途中所要到的城市，報紙開始刊登關於他們這次旅行的消息。然而還都不是什麽大新聞，其重要性還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長或州長的注意；這類消息至多不過在廣告欄邊上占上兩三段。然而對於那些喜歡在報紙裏頁尋找趣聞的加油站服務員、長途汽車站的售票員、過路的縣級司法官吏以及經常在汽車站和火車站附近閑蕩，等待出事看熱鬧的那種人來說，卻已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
第一個事件發生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城。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進汽車站上的理髮館要理髮，拒絕離開。他於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其他自由乘客甩下他繼續前進。這原本不是什麽大事，可是消息立即傳開；通過電話，或者通過哪個司機，或者通過警察專用的無線電，這類梢息總是會傳播開的。這沒關係。這是難免的，也是他們估計到的；要不然他們還不會來呢。盡管如此，長途汽車上的氣氛還是緊張起來。當他們看到南卡羅來納州羅克希爾車站上守候著的人群時，知道暴力已經開始升級了。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然後羅克希爾的警察進行了幹預。在該城以南三十七英裏的溫斯博羅，警察不等出事便出麵幹涉，抓走了兩名乘客。然後有一段路平安無事，走過了南卡羅來納州的薩姆特和坎登以及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和亞特蘭大。亞特蘭大這一站十分重要。在這裏，自由乘客分兩路前往伯明罕：一路乘羊徑公司長途汽車，一路乘獵犬公司長途汽車。在亞特蘭大沒發生麻煩——喬治亞州騎警林立，戒備森嚴。可是剛一過羅克希爾和溫斯博羅，各家南方報紙的頭版都出現了有關報導。那一天又趕上是星期日，看報的人特別仔細。他們料想阿拉巴馬州的居民對他們的情況大約已是一清二楚。事實也確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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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的時候，誰要敢在南部白人聽眾麵前，表示贊成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觀點，就會被認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現。羅伯特·甘迺迪在擔任司法部長後發表第一次重大演說時便是這樣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從華盛頓出發兩天之後，在喬治亞州阿森斯市發表這個演說的，雖然當時他還不曉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喬治亞大學的“法科日”。他到那裏去是為了向法科學生說明，維護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擔的責任。這一情況按說法科學生應該是早就知曉的，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在我國的這一地區，什麽事都不能想當然。他對學生們說：“我們做的事情不過是在維護法院的裁決，僅此而已。如果你們任何人處在我的地位，也一定會這樣做，因為在你宣誓就職時就得做出這種保證。你也許不願這麽做，你也許不喜歡這麽做，可是你得這麽做。”這段話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維護受壓迫種族的權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覺得，在這個問題上，羅伯特·甘迺迪可能是違背自己的意願去履行職責。不過在演說結尾時，他的話並不含糊：“我們的立場是明確的。我們在維護法律……今天我在這裏向你們明白表示，在這個問題——在一切問題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決，司法部就要採取措施。我們不會袖手旁觀，漠然置之。我們會採取行動的。”
在民權問題上，亦如對第三世界向題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認為正義遲早必勝。正是這一情況使得甘迺迪執政時期與其後的時期截然不同，並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著來有些天真可笑。隻要把剩餘小麥運給一個新興國家，派遣和平隊，委派切斯特·鮑爾斯當大使，再加上一番說教，那個國家就會變成一個光明的新的民主國家，為自由世界爭光，並在與莫斯科黑暗勢力進行的永恆鬥爭中，成為潛在的盟友。在國內也是一樣，堅強的領導再加上美國人民固有的良知，就應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執偏見。打破種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國人最為通情達理；問題隻在於向他們講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當年持有這種態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這一使命了。
認為美國人的思想裏有其黑暗的角落，這種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駁斥。按自由派的觀點，麥卡錫主義現象，這件美國民眾徹底蔑視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無法解釋的；不過在1961年，已沒有人再提麥卡錫了。樂觀主義幾乎是新邊疆派不可缺少的條件。哈金斯將軍就想得很對，他那種傷亡統計確實很能鼓舞人心，駐西貢的那些美國記者為什麽不能和他唱一個調子呢？在國內戰線，正義的自由派人士一定會進行正義的鬥爭，直到在美國出生的黑人嬰兒同白人嬰兒享有同樣的完成學業的機會，同樣的免遭失業的機會，同樣的每年掙得一萬元的機會，而且壽命也跟白人一樣長。可是，這些事情都需要時間，他們不能指望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卻要求馬上全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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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奇蒙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來，伸腿展腰，在掛著“白人”牌子的小吃部裏吃點東西，根本不進標明“黑人用”的廁所，結果也不過惹得別人惡狠狠地瞪上幾眼，咕噥幾句髒話而已。隨後，在他們前進途中所要到的城市，報紙開始刊登關於他們這次旅行的消息。然而還都不是什麽大新聞，其重要性還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長或州長的注意；這類消息至多不過在廣告欄邊上占上兩三段。然而對於那些喜歡在報紙裏頁尋找趣聞的加油站服務員、長途汽車站的售票員、過路的縣級司法官吏以及經常在汽車站和火車站附近閑蕩，等待出事看熱鬧的那種人來說，卻已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
第一個事件發生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城。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進汽車站上的理髮館要理髮，拒絕離開。他於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其他自由乘客甩下他繼續前進。這原本不是什麽大事，可是消息立即傳開；通過電話，或者通過哪個司機，或者通過警察專用的無線電，這類梢息總是會傳播開的。這沒關係。這是難免的，也是他們估計到的；要不然他們還不會來呢。盡管如此，長途汽車上的氣氛還是緊張起來。當他們看到南卡羅來納州羅克希爾車站上守候著的人群時，知道暴力已經開始升級了。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然後羅克希爾的警察進行了幹預。在該城以南三十七英裏的溫斯博羅，警察不等出事便出麵幹涉，抓走了兩名乘客。然後有一段路平安無事，走過了南卡羅來納州的薩姆特和坎登以及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和亞特蘭大。亞特蘭大這一站十分重要。在這裏，自由乘客分兩路前往伯明罕：一路乘羊徑公司長途汽車，一路乘獵犬公司長途汽車。在亞特蘭大沒發生麻煩——喬治亞州騎警林立，戒備森嚴。可是剛一過羅克希爾和溫斯博羅，各家南方報紙的頭版都出現了有關報導。那一天又趕上是星期日，看報的人特別仔細。他們料想阿拉巴馬州的居民對他們的情況大約已是一清二楚。事實也確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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