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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一號給了福特公司銷路日絀的埃德塞爾汽車一個致命的打擊。這個新牌子的汽車是在一個月之前才開始上市的，但現在已被廣泛看成是一種不光采的象徵，代表美國人必須拋棄的那種華而不實的小玩藝兒。此外，還有別的一些替罪羊。現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羅伯特·本迪納就認為，直到現在，在共和黨人看來，所謂科學家不過就是一個在電視台上剖開各種香菸一一加以比較的人罷了。國民教育是另一個明顯的攻擊目標，而且實際上的確應負不少責任。作父母的美國人都感到很氣忿，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孩子受到的是“適應生活”的教育，而俄國的教育製度卻以功課緊、競爭性大而著稱，從四年級開始就無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學生，並給成績突出的學生以最高榮譽。而這在美國是隻有運動員和那些揮著指揮棒、扭著屁股的拉拉隊長才能得到的。
隨著當時在排印中的約翰·根室的《今日俄國內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還會更加憤怒。根室報導說，“在為升大學作準備的學校裏，蘇聯的孩子必須在十年之內學完美國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長一些時間才學完的東西。”他說，俄國的小學生一天上學六小時，一周上學六天，一年上課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國學生卻隻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國小學生在最後兩年每天還要安排四小時的家庭作業。根室接著說：
『……不論對男女學生都強調首先得學好科學和技術，這一點就是對我們的教育製度的最大的挑戰。每個學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數學課之外，還必須學習四年化學，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國的中學隻有半數左右多少有點兒物理課，隻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點兒化學課。一位美國的權威人士告訴我，蘇聯念完十年製學校（相當於我們的十二年製學校）的男女學生，其所受的科學教育——特別在數學方麵——一般都比美國的大學畢業生還強！』
蘇聯學校很早開始就注重科學；小學生就開始學習光學和量子理論。到五十年代中期，蘇聯學校培養出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比美國多一倍。國家科學基金會在一份長達六十四頁的報告中估計，蘇聯全部科學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進行基礎研究——那就是說可以進行也許有實用價值、也許沒有實用價值的研究。這類工作常常在當時看來似乎沒有什麽意義，但正是由於好奇心永不滿足的實驗室工作人負，對許多問題進行廢寢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現技術上的奇蹟。沒有亨利·卡文迪什和麥可·法拉第，托馬斯·愛迪生就不可能發明白熾燈；原子彈所以終能成為現實，是由於艾伯特·愛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澀難解的著作，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完全無法實際應用的命題：能量存在於一切物質之中；氫彈是由過去研究星體的人創造出來的。在查爾斯·威爾遜看來，基礎研究是荒謬可笑的。他在擔任國防部長時期有一次嘲笑基礎研究不過是要探究“綠草為什麽會綠，炸土豆為什麽會黃。”這句話到現在科學家們都還記得，提起來都感到痛心。進行長遠研究的美國人為數很少，投給他們的經費——一年約四億五千萬元——僅占國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現在科學家們開始說話了。諾伯特·威納對於科學和社會都有些意見要說。威納譴責政府自雷達研究和曼哈頓計劃以來對科學研究所加的嚴格限製。他說，其結果是，一個科學家往往不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問題的總目標是什麽，而且更壞的是，他的科學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擊。物理學家們指出，蘇聯人有一台八十三億電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擊破器），比美國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電子感應加速器還要好。美國國際地球物理年委員會主席，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約翰·卡普蘭說，“在海洋學、氣象學和上層空間物理學方麵，種種跡象表明，他們肯定不比我們落後。”
愛德華·特勒也講話了。特勒雖然在大多數物理學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輕視，但還不失為一個高明的有預見的學者。他的五角大樓的朋友們指出，在那嘟嘟聲開始發出之前六個月，他已在該年4月號《空軍》雜誌上憂鬱地寫道：“十年之前，在哪裏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學家是不成為問題的——在我們美國……但從現在起再過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家就隻能到俄國去找了。”他指出，在蘇聯，科學幾乎是一種宗教；科學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選拔出來，簡直成了特權階級，可是他們的美國同行工資低，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因而幾乎不可能對後起之秀給予任何鼓舞。他這種要求對科學研究的尊嚴給以適當尊重的呼籲，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學家描繪成瘋子的漫畫的數量急劇減少。關於他們的笑話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雞蛋腦袋”這個詞很快就從人們的語言中消失了。
相當時候以來，沃爾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勵他的同胞獻身於一個民族目標。當時誰也不懂他這話指的是什麽，但現在明白了：這個民族目標就是挽救教育，從而挽救美國的下一代。魯道夫·弗勒施的《強尼為什麽不識字——和你的對付辦法》在1955年出版時沒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現在卻突然成了人人歡迎的暢銷書。幾乎沒有人對當時那樣狀況的學校講過一句好話，隻有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魯思·斯特朗博士那樣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師範學院都受到了指責。社會批評家的重炮正是對準這樣一些被人嘲笑地稱為“教育專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學的勞倫斯·克利姆普頓校長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爾派屈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約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認為，思維開始於興趣或關切。但這一點卻被曲解為教師必須逗引學生高興或者使學生感到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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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一號給了福特公司銷路日絀的埃德塞爾汽車一個致命的打擊。這個新牌子的汽車是在一個月之前才開始上市的，但現在已被廣泛看成是一種不光采的象徵，代表美國人必須拋棄的那種華而不實的小玩藝兒。此外，還有別的一些替罪羊。現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羅伯特·本迪納就認為，直到現在，在共和黨人看來，所謂科學家不過就是一個在電視台上剖開各種香菸一一加以比較的人罷了。國民教育是另一個明顯的攻擊目標，而且實際上的確應負不少責任。作父母的美國人都感到很氣忿，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孩子受到的是“適應生活”的教育，而俄國的教育製度卻以功課緊、競爭性大而著稱，從四年級開始就無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學生，並給成績突出的學生以最高榮譽。而這在美國是隻有運動員和那些揮著指揮棒、扭著屁股的拉拉隊長才能得到的。
隨著當時在排印中的約翰·根室的《今日俄國內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還會更加憤怒。根室報導說，“在為升大學作準備的學校裏，蘇聯的孩子必須在十年之內學完美國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長一些時間才學完的東西。”他說，俄國的小學生一天上學六小時，一周上學六天，一年上課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國學生卻隻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國小學生在最後兩年每天還要安排四小時的家庭作業。根室接著說：
『……不論對男女學生都強調首先得學好科學和技術，這一點就是對我們的教育製度的最大的挑戰。每個學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數學課之外，還必須學習四年化學，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國的中學隻有半數左右多少有點兒物理課，隻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點兒化學課。一位美國的權威人士告訴我，蘇聯念完十年製學校（相當於我們的十二年製學校）的男女學生，其所受的科學教育——特別在數學方麵——一般都比美國的大學畢業生還強！』
蘇聯學校很早開始就注重科學；小學生就開始學習光學和量子理論。到五十年代中期，蘇聯學校培養出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比美國多一倍。國家科學基金會在一份長達六十四頁的報告中估計，蘇聯全部科學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進行基礎研究——那就是說可以進行也許有實用價值、也許沒有實用價值的研究。這類工作常常在當時看來似乎沒有什麽意義，但正是由於好奇心永不滿足的實驗室工作人負，對許多問題進行廢寢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現技術上的奇蹟。沒有亨利·卡文迪什和麥可·法拉第，托馬斯·愛迪生就不可能發明白熾燈；原子彈所以終能成為現實，是由於艾伯特·愛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澀難解的著作，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完全無法實際應用的命題：能量存在於一切物質之中；氫彈是由過去研究星體的人創造出來的。在查爾斯·威爾遜看來，基礎研究是荒謬可笑的。他在擔任國防部長時期有一次嘲笑基礎研究不過是要探究“綠草為什麽會綠，炸土豆為什麽會黃。”這句話到現在科學家們都還記得，提起來都感到痛心。進行長遠研究的美國人為數很少，投給他們的經費——一年約四億五千萬元——僅占國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現在科學家們開始說話了。諾伯特·威納對於科學和社會都有些意見要說。威納譴責政府自雷達研究和曼哈頓計劃以來對科學研究所加的嚴格限製。他說，其結果是，一個科學家往往不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問題的總目標是什麽，而且更壞的是，他的科學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擊。物理學家們指出，蘇聯人有一台八十三億電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擊破器），比美國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電子感應加速器還要好。美國國際地球物理年委員會主席，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約翰·卡普蘭說，“在海洋學、氣象學和上層空間物理學方麵，種種跡象表明，他們肯定不比我們落後。”
愛德華·特勒也講話了。特勒雖然在大多數物理學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輕視，但還不失為一個高明的有預見的學者。他的五角大樓的朋友們指出，在那嘟嘟聲開始發出之前六個月，他已在該年4月號《空軍》雜誌上憂鬱地寫道：“十年之前，在哪裏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學家是不成為問題的——在我們美國……但從現在起再過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家就隻能到俄國去找了。”他指出，在蘇聯，科學幾乎是一種宗教；科學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選拔出來，簡直成了特權階級，可是他們的美國同行工資低，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因而幾乎不可能對後起之秀給予任何鼓舞。他這種要求對科學研究的尊嚴給以適當尊重的呼籲，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學家描繪成瘋子的漫畫的數量急劇減少。關於他們的笑話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雞蛋腦袋”這個詞很快就從人們的語言中消失了。
相當時候以來，沃爾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勵他的同胞獻身於一個民族目標。當時誰也不懂他這話指的是什麽，但現在明白了：這個民族目標就是挽救教育，從而挽救美國的下一代。魯道夫·弗勒施的《強尼為什麽不識字——和你的對付辦法》在1955年出版時沒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現在卻突然成了人人歡迎的暢銷書。幾乎沒有人對當時那樣狀況的學校講過一句好話，隻有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魯思·斯特朗博士那樣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師範學院都受到了指責。社會批評家的重炮正是對準這樣一些被人嘲笑地稱為“教育專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學的勞倫斯·克利姆普頓校長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爾派屈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約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認為，思維開始於興趣或關切。但這一點卻被曲解為教師必須逗引學生高興或者使學生感到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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