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國各都市無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間在定居區新建的一千三百萬座新住宅中，大約有一千一百萬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築在城區以外。從農場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現在都聚居在對日作戰勝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氣。過去，城市對年輕有為的人吸引力很大，現在，這已轉移到城市外圍新興的居民區，轉移到郊區彎彎的超級街區，兩戶合用花園樓房、紅磚迷宮和精修草坪那裏去了。這裏居住著一代新人，搖曳音樂的一代，以及他們的侄甥輩，在這些新開發區【新開發區（development）現在指政府出資修建的住宅區。這裏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開發出來的空地。】流行著新的生活方式。
這裏最顯著的特點是強調社交能力。農村和小城鎮的美國曾經是戴維·裏斯曼所謂的“內向”男女的據點。指導這些人行為的基礎——他們稱之為陀螺儀——是早年由他們父母給培植起來的，其後從不動搖；“內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叢林中吃飯也要穿上禮服的英國人。現在，在郊區，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人正逐漸獲得優勢：一種“他向的美國人。”這種人的動力，來自一種希望博得別人喜歡的無饜欲求。裏斯曼把這比作探索別人感情脈衝的雷達，其反應是去適應社會人群的要求。在希倫戴爾和加登維爾之類的地方，對人的最高褒評是“適應能力強”。
這種特徵在戰後的美國並不新鮮。西康·馬丁·利普塞特的論證是有說服力的，他說：美國人由於沒有經歷過獨裁製度，加之一向強調平等主義，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就己發現了支持這種論點的證據。他特別提到美國人雖然喜歡高談個人主義，但他們的特殊才能——也是他們最大的潛在弱點的根源——卻在於他們互相合作的作風。他預言，美國如果一旦失去了這種動力，就一定是通過犧牲各種美德而加強社會性的美德，從而建立一種多數的專政。他說，“在平等的時代不管人們為自己製定出什麽樣的政治法規，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預見到，對輿論的信任會象宗教信仰一樣，而以群眾的大多數充當先知。”這種情況的危險性在於個人可能會“由於感到自己無足輕重和軟弱無力而終於被壓倒。”
這正是威廉·懷特等評論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現在郊區的情況。他們認為，大力強調為集體所能接受的行為對個人起著抑製作用，這將阻撓天然領導人的成長而產生出新型的唯唯諾諾之徒。從某些方麵看，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業日趨破產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受僱於公私官僚主義機構。1956年美國又越過了一個裏程碑，就其本身來說，其重要性不亞於1890年停止圈占邊區土地的決定。這年藍領工作者（生產產品的人）的人數為白領工作者（屬於中產階級的教員、職員、店員等服務崗位）所超過，典型的工資收入者越來越多變成辦事員，在為龐大的、非個人的實體而工作。在新開發的地區，有時似乎大家都受僱於一個龐大的浮動不定的合作集體。搖曳音樂的一代變成了技術人員的一代，工種可以互相調換。這一點他們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樂意如此。
誠然，他們常常把生活說成是單調的折磨，但是他們表示的失望是一種虛假的失望。如果他們感到仿佛被關在監牢裏，他們的這個監牢也是有史以來最舒適的監牢，而他們自己首先也會指出這一點。家長式的統治已經變成一種德政。美國廣播公司給職工發公司特製的領帶不過是其中淺顯的一例。別的公司則更進一步。裏奇菲爾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範住宅；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設置了鄉村俱樂部；雷諾茲菸草公司聘請了公司專職牧師；柯達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為職工服務的精神病醫生。對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業內部度過的中層行政管理人員來說，他們住家地區之實行有組織的原則，當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約翰·斯坦貝克在談到這類新組織起來的人時寫道：“在我看來，他們瞧著我時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處地方可以投入一個錢幣。”這種說法並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並沒有什麽不好。帕克默希德區雇用穿製服的服務員修整草坪；德雷克塞爾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園公寓每年聖誕節舉行的裝飾比賽，各個庭園之間的競賽花樣翻新，使得費城每年有十萬人駕車前去參觀。新開發區的生活，在許多方麵，比這裏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時經歷的生活要好一些，而這並不隻是由於現在大家都富裕了。現代企業使各種升遷的道路暢通，任何中層行政管理人員都有可能逐漸遷入韋斯切斯特、布爾穀或布盧姆菲爾德山區去。同樣，這些新的郊區，除了黑人之外（他們出頭的日子還沒有到來），對任何人，不論出身經歷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級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戶會發現鄰居都熱心幫助他們安置，照看他們的小孩，在他們定居下來以前為他們備飯。甚至連威廉·懷特也承認，這些年輕的郊區居民“在態度友好和作風正派方麵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他們有了自己的房子了，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滿足了美國人響往已久的願望。他們的集體觀念在美國也有其歷史淵源；當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這些新人之平易隨便，不拘禮儀，近於過分的程度。運動衫和長及小腿的牛仔褲取代了硬領衫和長統絲襪。母親一代做夢也不會想到不打扮就進城；而這女兒一代卻帶著滿頭捲髮夾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認為她們的頭巾很象東歐農婦戴的三角包頭巾，她們也不在乎。她關心的是鄰居姑娘們的態度如何。她們都是這樣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這些人會有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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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最顯著的特點是強調社交能力。農村和小城鎮的美國曾經是戴維·裏斯曼所謂的“內向”男女的據點。指導這些人行為的基礎——他們稱之為陀螺儀——是早年由他們父母給培植起來的，其後從不動搖；“內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叢林中吃飯也要穿上禮服的英國人。現在，在郊區，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人正逐漸獲得優勢：一種“他向的美國人。”這種人的動力，來自一種希望博得別人喜歡的無饜欲求。裏斯曼把這比作探索別人感情脈衝的雷達，其反應是去適應社會人群的要求。在希倫戴爾和加登維爾之類的地方，對人的最高褒評是“適應能力強”。
這種特徵在戰後的美國並不新鮮。西康·馬丁·利普塞特的論證是有說服力的，他說：美國人由於沒有經歷過獨裁製度，加之一向強調平等主義，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就己發現了支持這種論點的證據。他特別提到美國人雖然喜歡高談個人主義，但他們的特殊才能——也是他們最大的潛在弱點的根源——卻在於他們互相合作的作風。他預言，美國如果一旦失去了這種動力，就一定是通過犧牲各種美德而加強社會性的美德，從而建立一種多數的專政。他說，“在平等的時代不管人們為自己製定出什麽樣的政治法規，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預見到，對輿論的信任會象宗教信仰一樣，而以群眾的大多數充當先知。”這種情況的危險性在於個人可能會“由於感到自己無足輕重和軟弱無力而終於被壓倒。”
這正是威廉·懷特等評論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現在郊區的情況。他們認為，大力強調為集體所能接受的行為對個人起著抑製作用，這將阻撓天然領導人的成長而產生出新型的唯唯諾諾之徒。從某些方麵看，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業日趨破產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受僱於公私官僚主義機構。1956年美國又越過了一個裏程碑，就其本身來說，其重要性不亞於1890年停止圈占邊區土地的決定。這年藍領工作者（生產產品的人）的人數為白領工作者（屬於中產階級的教員、職員、店員等服務崗位）所超過，典型的工資收入者越來越多變成辦事員，在為龐大的、非個人的實體而工作。在新開發的地區，有時似乎大家都受僱於一個龐大的浮動不定的合作集體。搖曳音樂的一代變成了技術人員的一代，工種可以互相調換。這一點他們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樂意如此。
誠然，他們常常把生活說成是單調的折磨，但是他們表示的失望是一種虛假的失望。如果他們感到仿佛被關在監牢裏，他們的這個監牢也是有史以來最舒適的監牢，而他們自己首先也會指出這一點。家長式的統治已經變成一種德政。美國廣播公司給職工發公司特製的領帶不過是其中淺顯的一例。別的公司則更進一步。裏奇菲爾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範住宅；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設置了鄉村俱樂部；雷諾茲菸草公司聘請了公司專職牧師；柯達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為職工服務的精神病醫生。對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業內部度過的中層行政管理人員來說，他們住家地區之實行有組織的原則，當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約翰·斯坦貝克在談到這類新組織起來的人時寫道：“在我看來，他們瞧著我時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處地方可以投入一個錢幣。”這種說法並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並沒有什麽不好。帕克默希德區雇用穿製服的服務員修整草坪；德雷克塞爾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園公寓每年聖誕節舉行的裝飾比賽，各個庭園之間的競賽花樣翻新，使得費城每年有十萬人駕車前去參觀。新開發區的生活，在許多方麵，比這裏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時經歷的生活要好一些，而這並不隻是由於現在大家都富裕了。現代企業使各種升遷的道路暢通，任何中層行政管理人員都有可能逐漸遷入韋斯切斯特、布爾穀或布盧姆菲爾德山區去。同樣，這些新的郊區，除了黑人之外（他們出頭的日子還沒有到來），對任何人，不論出身經歷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級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戶會發現鄰居都熱心幫助他們安置，照看他們的小孩，在他們定居下來以前為他們備飯。甚至連威廉·懷特也承認，這些年輕的郊區居民“在態度友好和作風正派方麵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他們有了自己的房子了，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滿足了美國人響往已久的願望。他們的集體觀念在美國也有其歷史淵源；當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這些新人之平易隨便，不拘禮儀，近於過分的程度。運動衫和長及小腿的牛仔褲取代了硬領衫和長統絲襪。母親一代做夢也不會想到不打扮就進城；而這女兒一代卻帶著滿頭捲髮夾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認為她們的頭巾很象東歐農婦戴的三角包頭巾，她們也不在乎。她關心的是鄰居姑娘們的態度如何。她們都是這樣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這些人會有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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