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因比科恩漂亮。他是個長著金髮的、懶洋洋的青年，臉孔和身材都象個正在發育中的希臘神。他生長於富貴之家，是安都弗學院和哈佛大學1949年的畢業生。由於他自己有個貼身僕從，和一輛巨型的有電話和無線電收發兩用設備的黑色敞篷車，所以在哈佛期間就很惹人注意。哈佛的《緋紅》小報描寫他去參加聚會時說：
『他從車裏報話說：“這是戴維·沙因。我的車子現在經過科普利廣場。請告知前進方向。”接著不久，又報話說“這是戴維·沙因。我現已到了肯莫爾廣場。請告知我如何前進。”』
他也和科恩一樣，對共產主義發生興趣。他在學校裏寫了一篇關於共產主義的文章，後來印成了一本總共六頁的小冊子，題目是《共產主義的定義》。後來沙因成了名，《時代》周刊稱這小冊子為“出奇的簡潔”。可是《紐約人》就不那麽客氣，說“它把俄國革命、共產黨成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等等大事都寫在這些大事並沒有發生的那些年份裏。它把列寧的名搞錯了。它把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兩人搞混了。把馬克思和列寧搞混了。把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和李沃夫親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紀的烏托邦主義和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搞混了。”到了這時，要想找這本書就很不容易。但當《共產主義的定義》開始發行時，在沙因的旅館業係統中，它還是和吉迪恩會【這是國際基督教徒組織，其工作是籌措款項，購買《聖經》，放在各旅店的房間裏。——譯者】的《聖經》放在一起；沙因旅館業係統所屬旅館有邁阿密市的羅尼廣場飯店，奧爾巴尼市的坦艾克飯店，洛杉磯市的大使飯店，阿特蘭大市的裏茲·卡爾頓飯店，博卡·拉頓市的博卡·拉頓飯店。有一位客人讀了這本書感到很高興，那就是班傑明·舒爾茨。這位猶太教拉比是一個“美國猶太人反對共產主義同盟”的頭頭。舒爾茨拉比找到這個沙因，並把他介紹給喬治·索科爾斯基。通過後者，沙因認識了科恩，而通過科恩，他又認識了麥卡錫。
把一位億萬富翁放在小組委員會的雇員名單上是難以想像的。而且，如果談到國會山裏的所謂“資格”的話，沙因也沒有什麽資格。1953年初，科恩勸麥卡錫委派他這位新朋友為心理戰的總顧問。本來這個職務根本是不存在的，隻不過是科恩自己別出心裁而已。但沙因很樂意義務效勞。這兩個青年人在沃爾多夫飯店塔樓設立了臨時總部，因為沙因在那裏有長租套間。他們在那裏策劃對“美國之音”進行別出心裁的調查。他們悄悄地要求這個組織的雇員，秘密告發那些思想習慣異於尋常的同事。當麥卡錫談到他有“忠實的美國地下運動”支持他時，他心裏指的就是這些告密者。後來在弧光燈下進行電視實況轉播的聽證會後，報界普遍認為，這位參議員的這兩個精力充沛的門徒，已把“美國之音”弄得人心惶惶。科恩和沙因當時才二十六歲。他們真不知會鬧得伊於胡底。
他們飛去歐洲。在4月4日復活節那個星期天，他們在巴黎出現。接著十八天鬧得天翻地覆，在歐洲各個首都進進出出，神氣活現地擺出架勢讓記者們拍照，充分利用他們作為美國國會代表的權力與特權。不管走到哪裏，他們後麵總跟著一群興高采烈的記者，他們一起唱：
『沒有錯，科恩先生，
完全對，沙因先生！』
或者唱：
『啊，科恩沙因照東方！
啊，科恩沙因照西方！
麥卡錫心裏就知道
科恩沙因指何方！』
到了1953年後半年，麥卡錫周圍的人很清楚，他對白宮已經是不懷好意了。感恩節前兩天，他就把問題公開。11月16日，哈裏·杜魯門在廣播中，曾尖銳地提到“麥卡錫主義”問題。喬要求給他同樣的廣播時間來就此進行答覆。一些廣播公司也象政府一樣，拚命想討好他，於是就答應了他的要求。但廣播開始了幾分鍾以後，這位參議員就不是向著杜魯門而是向著艾森豪發泄他的怒氣了。在前一個星期裏，艾克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不知道麥卡錫主義是什麽。這時麥卡錫惡狠狠地說，他就會知道的。艾克曾表示他有信心能把政府裏的危害安全的人物清除出來，到了下一年國會議員競選時，政府裏有無危害安全的人物就不再是一個問題。但參議員對他的無線電和電視觀眾說，這還差得遠呢。“客觀的、冷酷的、不愉快的事實”就是“共產主義還是一個問題，到了1954年，也還是問題。”
當然，他象煞有介事地說，在這方麵共和黨政府做得比民主黨好得“不知多少”。但有“幾個案件，我們打球出去，得分卻是零，因為我們把球打到場外去了。”於是，他又象往常一樣，舉出一些案例：把姓名、日期、數字、檔案都舉出來——都是不對頭的，雖然聽眾沒法知道。喬說，他為此感到害羞，感到可恥，內心深處極不好受。但還不止此。雖然他已多次指點艾森豪，但他還是和以前的杜魯門那樣，堅持執行和英國締結的互助條約，盡管英國竟然和北京開展貿易，這簡直是對朝鮮戰場陣亡的美國男兒的侮辱。麥卡錫充滿鼻音的聲音這時響亮起來：
</br>
『他從車裏報話說：“這是戴維·沙因。我的車子現在經過科普利廣場。請告知前進方向。”接著不久，又報話說“這是戴維·沙因。我現已到了肯莫爾廣場。請告知我如何前進。”』
他也和科恩一樣，對共產主義發生興趣。他在學校裏寫了一篇關於共產主義的文章，後來印成了一本總共六頁的小冊子，題目是《共產主義的定義》。後來沙因成了名，《時代》周刊稱這小冊子為“出奇的簡潔”。可是《紐約人》就不那麽客氣，說“它把俄國革命、共產黨成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等等大事都寫在這些大事並沒有發生的那些年份裏。它把列寧的名搞錯了。它把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兩人搞混了。把馬克思和列寧搞混了。把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和李沃夫親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紀的烏托邦主義和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搞混了。”到了這時，要想找這本書就很不容易。但當《共產主義的定義》開始發行時，在沙因的旅館業係統中，它還是和吉迪恩會【這是國際基督教徒組織，其工作是籌措款項，購買《聖經》，放在各旅店的房間裏。——譯者】的《聖經》放在一起；沙因旅館業係統所屬旅館有邁阿密市的羅尼廣場飯店，奧爾巴尼市的坦艾克飯店，洛杉磯市的大使飯店，阿特蘭大市的裏茲·卡爾頓飯店，博卡·拉頓市的博卡·拉頓飯店。有一位客人讀了這本書感到很高興，那就是班傑明·舒爾茨。這位猶太教拉比是一個“美國猶太人反對共產主義同盟”的頭頭。舒爾茨拉比找到這個沙因，並把他介紹給喬治·索科爾斯基。通過後者，沙因認識了科恩，而通過科恩，他又認識了麥卡錫。
把一位億萬富翁放在小組委員會的雇員名單上是難以想像的。而且，如果談到國會山裏的所謂“資格”的話，沙因也沒有什麽資格。1953年初，科恩勸麥卡錫委派他這位新朋友為心理戰的總顧問。本來這個職務根本是不存在的，隻不過是科恩自己別出心裁而已。但沙因很樂意義務效勞。這兩個青年人在沃爾多夫飯店塔樓設立了臨時總部，因為沙因在那裏有長租套間。他們在那裏策劃對“美國之音”進行別出心裁的調查。他們悄悄地要求這個組織的雇員，秘密告發那些思想習慣異於尋常的同事。當麥卡錫談到他有“忠實的美國地下運動”支持他時，他心裏指的就是這些告密者。後來在弧光燈下進行電視實況轉播的聽證會後，報界普遍認為，這位參議員的這兩個精力充沛的門徒，已把“美國之音”弄得人心惶惶。科恩和沙因當時才二十六歲。他們真不知會鬧得伊於胡底。
他們飛去歐洲。在4月4日復活節那個星期天，他們在巴黎出現。接著十八天鬧得天翻地覆，在歐洲各個首都進進出出，神氣活現地擺出架勢讓記者們拍照，充分利用他們作為美國國會代表的權力與特權。不管走到哪裏，他們後麵總跟著一群興高采烈的記者，他們一起唱：
『沒有錯，科恩先生，
完全對，沙因先生！』
或者唱：
『啊，科恩沙因照東方！
啊，科恩沙因照西方！
麥卡錫心裏就知道
科恩沙因指何方！』
到了1953年後半年，麥卡錫周圍的人很清楚，他對白宮已經是不懷好意了。感恩節前兩天，他就把問題公開。11月16日，哈裏·杜魯門在廣播中，曾尖銳地提到“麥卡錫主義”問題。喬要求給他同樣的廣播時間來就此進行答覆。一些廣播公司也象政府一樣，拚命想討好他，於是就答應了他的要求。但廣播開始了幾分鍾以後，這位參議員就不是向著杜魯門而是向著艾森豪發泄他的怒氣了。在前一個星期裏，艾克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不知道麥卡錫主義是什麽。這時麥卡錫惡狠狠地說，他就會知道的。艾克曾表示他有信心能把政府裏的危害安全的人物清除出來，到了下一年國會議員競選時，政府裏有無危害安全的人物就不再是一個問題。但參議員對他的無線電和電視觀眾說，這還差得遠呢。“客觀的、冷酷的、不愉快的事實”就是“共產主義還是一個問題，到了1954年，也還是問題。”
當然，他象煞有介事地說，在這方麵共和黨政府做得比民主黨好得“不知多少”。但有“幾個案件，我們打球出去，得分卻是零，因為我們把球打到場外去了。”於是，他又象往常一樣，舉出一些案例：把姓名、日期、數字、檔案都舉出來——都是不對頭的，雖然聽眾沒法知道。喬說，他為此感到害羞，感到可恥，內心深處極不好受。但還不止此。雖然他已多次指點艾森豪，但他還是和以前的杜魯門那樣，堅持執行和英國締結的互助條約，盡管英國竟然和北京開展貿易，這簡直是對朝鮮戰場陣亡的美國男兒的侮辱。麥卡錫充滿鼻音的聲音這時響亮起來：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