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年後看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似乎超過當年春天的一切大事——布裏克修正案所引起的激烈辯論，印度支那的危機，奧本海默的倒黴等等——然而在那時，它也和所有這些大事一樣，被一個問題所蓋過，這個問題荒謬絕倫、微不足道、毫無意義、甚至毫不重要，以致使人產生嚴重懷疑，究竟民主製度有無能力經得起二十世紀後五十年的各種挑戰。現在看來似乎難以相信，但當時整個國家在整整三十五天內，都熱衷於一場爭論：究竟是誰同意把一個有左傾思想的陸軍牙醫歐文·佩雷斯，從上尉按慣例提升為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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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提升歐文·佩雷斯的？”參議員麥卡錫反覆提出質問。他始終沒有弄清是誰，而事實上他對答案也不感興趣。佩雷斯不過使他有個藉口來插手軍隊的問題而己。事實上，這個牙醫之所以當上少校，並不是因為他的上級的同意，而是因為根據“醫生服役法”的規定，他可以得到自熱提升，這是使軍隊待遇和民間收入拉平的措施，而這一條麥卡錫本人是同意的。佩雷斯於1952年10月進入陸軍。一年以後，他得到了少校的銅質櫟葉領章。第二年，人們發現他原來是美國勞工黨的成員，這在當時就等於是個共產黨了。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澤西州基爾默營在麥卡錫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援引了憲法第五修正案。人事行政局辦公室已通知第一集團軍把他解職，三天以後他被解除職務。但對那位威士康星州的新參議員說來這還不夠。麥卡錫認為該把佩雷斯送交軍事法庭，沒有這樣做，就說明陸軍部已有共產黨滲透進去，他就準備運用他的調查權力，來挽救這種局麵。
研究麥卡錫的人認為後麵還有文章，而事實上確是有的。肯定地說，作為一個虛無主義者，喬·麥卡錫是反對陸軍當局的，即使沒有其他理由，僅僅陸軍是確立的權威這一點也就夠了。在他未發現共產主義這個題目以前，他第一次在華盛頓搗亂就遇到了陸軍。在突出地帶戰役中，有七十三名黨衛軍在馬爾梅迪把一百五十名被俘美軍殺害了。戰爭結束以後，他們被判處死別。但喬在1949年就為這些黨衛軍說話。這場爭吵使這個參議員夢寐以求的在頭條新聞標題上出現的宿願得到了實現（什麽“麥卡錫攻擊殘暴行為”；“麥卡錫暗示有神秘的證人”；“麥卞錫攻擊陸軍掩蓋真相”等等）。結果這些德國人沒有處死，而從那時到現在，並沒有什麽東西說明麥卡錫不再準備再和五角大樓較量一下。但是，他對陸軍也沒有積怨。他自己的利益和陸軍的利益沒有衝突。而且在1954年早期，他有更大的個人動機，要攻擊其他機構。決定對陸軍展開進攻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兩個很不簡單的年青人，麥卡錫的兩名工作人員，他們可以說是五十年代的利奧波德和洛布【1924年芝加哥兩少年殺人犯，他們自以為是超人。——譯者】。他們的名字是羅伊·科恩和戴維·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熱心政治的年青人的典型，就如馬裏奧·薩維奧【1964年加州大學哲學係學生、自由言論運動領袖。——譯者】與馬克·拉德【60年代青年激進分子。——譯者】是他們那一代的典型一樣。他身材矮小，一頭黑髮，感覺遲鈍，目中無人，但記憶極好，過目不忘。他的垂下來的眼皮和他的肉感的嘴巴，使他表情顯得陰鬱而奸詐。他也和麥卡錫一樣，隻要是爭吵，就都感興越。他經常把他的黑髮梳整好，這大概是能夠說明他出身於較好家庭的唯一標誌。他的父親是個民主黨人，是紐約最高法院上訴法庭的法官。羅伊的母親簡直崇拜她的孩子。當他還是小孩時，他的朋友的一個父親主持一次旅行，請他參加。接著這個人便接到科恩太太的一個電話。她說：“你這次可幸運了。羅伊和你一起去。他聰明伶俐，懂得那麽多事情。你一定會從他那裏得到很多樂趣，而且你很可能會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東西的。”
肯定他是早熟的。他在二十歲時就從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隻好在曼哈頓島遊遊蕩盪，等到二十一歲才當律師。那天，他宣誓就職，當了美國檢察官助理。他成了研究所謂顛覆活動的專家，除了其他案件而外，還參預了雷明頓和羅森堡案件的審判。到了二十三歲，他就成了為沃爾特·溫切爾和喬治·素科爾斯基提供內幕消息的來源，一方麵他吹捧他們兩人，另一方麵這兩個也吹捧他，給他寫介紹信，使他得以爬向第二個目標：那就是，當美國司法部長詹姆·麥格雷納裏的特別助理。1952年9月，他達到了目的。科恩到了華盛頓第一天，就已露出一些徵兆了：他在麥格雷納裏的私人辦公室裏宣誓就職，其實是不必再進行宣誓的；他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他的職責，但又忘記宣布他的職稱，於是又再開一次記者招待會來彌補這樣的粗心大意；他還要求自己有一個私人電報掛號號碼和一個通向他以前在紐約的上司的私人電話。兩樣都未被批準。但他還是想到辦法把同用一個辦公室的三個年青律師攆走，把這房間變為他的私人辦公室。12月，他準備控告歐文·拉鐵摩爾犯偽證罪的起訴書。這個案件沒成功，但這時科恩已經不在乎了。1953年1月24日，他辭去司法部的職務，去當參議員喬·麥卡錫的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首席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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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提升歐文·佩雷斯的？”參議員麥卡錫反覆提出質問。他始終沒有弄清是誰，而事實上他對答案也不感興趣。佩雷斯不過使他有個藉口來插手軍隊的問題而己。事實上，這個牙醫之所以當上少校，並不是因為他的上級的同意，而是因為根據“醫生服役法”的規定，他可以得到自熱提升，這是使軍隊待遇和民間收入拉平的措施，而這一條麥卡錫本人是同意的。佩雷斯於1952年10月進入陸軍。一年以後，他得到了少校的銅質櫟葉領章。第二年，人們發現他原來是美國勞工黨的成員，這在當時就等於是個共產黨了。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澤西州基爾默營在麥卡錫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援引了憲法第五修正案。人事行政局辦公室已通知第一集團軍把他解職，三天以後他被解除職務。但對那位威士康星州的新參議員說來這還不夠。麥卡錫認為該把佩雷斯送交軍事法庭，沒有這樣做，就說明陸軍部已有共產黨滲透進去，他就準備運用他的調查權力，來挽救這種局麵。
研究麥卡錫的人認為後麵還有文章，而事實上確是有的。肯定地說，作為一個虛無主義者，喬·麥卡錫是反對陸軍當局的，即使沒有其他理由，僅僅陸軍是確立的權威這一點也就夠了。在他未發現共產主義這個題目以前，他第一次在華盛頓搗亂就遇到了陸軍。在突出地帶戰役中，有七十三名黨衛軍在馬爾梅迪把一百五十名被俘美軍殺害了。戰爭結束以後，他們被判處死別。但喬在1949年就為這些黨衛軍說話。這場爭吵使這個參議員夢寐以求的在頭條新聞標題上出現的宿願得到了實現（什麽“麥卡錫攻擊殘暴行為”；“麥卡錫暗示有神秘的證人”；“麥卞錫攻擊陸軍掩蓋真相”等等）。結果這些德國人沒有處死，而從那時到現在，並沒有什麽東西說明麥卡錫不再準備再和五角大樓較量一下。但是，他對陸軍也沒有積怨。他自己的利益和陸軍的利益沒有衝突。而且在1954年早期，他有更大的個人動機，要攻擊其他機構。決定對陸軍展開進攻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兩個很不簡單的年青人，麥卡錫的兩名工作人員，他們可以說是五十年代的利奧波德和洛布【1924年芝加哥兩少年殺人犯，他們自以為是超人。——譯者】。他們的名字是羅伊·科恩和戴維·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熱心政治的年青人的典型，就如馬裏奧·薩維奧【1964年加州大學哲學係學生、自由言論運動領袖。——譯者】與馬克·拉德【60年代青年激進分子。——譯者】是他們那一代的典型一樣。他身材矮小，一頭黑髮，感覺遲鈍，目中無人，但記憶極好，過目不忘。他的垂下來的眼皮和他的肉感的嘴巴，使他表情顯得陰鬱而奸詐。他也和麥卡錫一樣，隻要是爭吵，就都感興越。他經常把他的黑髮梳整好，這大概是能夠說明他出身於較好家庭的唯一標誌。他的父親是個民主黨人，是紐約最高法院上訴法庭的法官。羅伊的母親簡直崇拜她的孩子。當他還是小孩時，他的朋友的一個父親主持一次旅行，請他參加。接著這個人便接到科恩太太的一個電話。她說：“你這次可幸運了。羅伊和你一起去。他聰明伶俐，懂得那麽多事情。你一定會從他那裏得到很多樂趣，而且你很可能會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東西的。”
肯定他是早熟的。他在二十歲時就從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隻好在曼哈頓島遊遊蕩盪，等到二十一歲才當律師。那天，他宣誓就職，當了美國檢察官助理。他成了研究所謂顛覆活動的專家，除了其他案件而外，還參預了雷明頓和羅森堡案件的審判。到了二十三歲，他就成了為沃爾特·溫切爾和喬治·素科爾斯基提供內幕消息的來源，一方麵他吹捧他們兩人，另一方麵這兩個也吹捧他，給他寫介紹信，使他得以爬向第二個目標：那就是，當美國司法部長詹姆·麥格雷納裏的特別助理。1952年9月，他達到了目的。科恩到了華盛頓第一天，就已露出一些徵兆了：他在麥格雷納裏的私人辦公室裏宣誓就職，其實是不必再進行宣誓的；他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他的職責，但又忘記宣布他的職稱，於是又再開一次記者招待會來彌補這樣的粗心大意；他還要求自己有一個私人電報掛號號碼和一個通向他以前在紐約的上司的私人電話。兩樣都未被批準。但他還是想到辦法把同用一個辦公室的三個年青律師攆走，把這房間變為他的私人辦公室。12月，他準備控告歐文·拉鐵摩爾犯偽證罪的起訴書。這個案件沒成功，但這時科恩已經不在乎了。1953年1月24日，他辭去司法部的職務，去當參議員喬·麥卡錫的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首席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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