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杜勒斯口若懸河，五十年代親蘇政府被推翻的隻有美國後院的一個小國，那就是瓜地馬拉。這是否是個成就，也還是個問題，因為它播下了種子，使後來拉丁美洲發生種種挫折。但是杜勒斯宗教式熱情中的最令人不安的一點，就是他有意識地煽動東歐國家的人民。他許下諾言，要把那裏俄國的暴虐統治“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他在內閣會議上以極其喜悅的心情說，三天以前，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和英國的索爾茲伯裏候爵同他一起，對東歐人民的“真正自由”表示關心。他說，這是“就我所知，倫敦和巴黎第一次願意接受這條原則。”
休斯在這次會議的筆記中憤怒寫道，“難道他真的相信，語言真的可以解放人民、解放任何人嗎？”但杜勒斯本人相信與否倒沒那麽重要，重要的倒是從什切青市到的裏雅斯特市那些聽他講話的人民，都輕信他的話了。他沒有說明美國幫助他們解放的決心，隻限於採取“一切和平手段”——這個限製是艾森豪總是小心翼翼，不會忘記提出的——這就帶來悲劇性的後果。東德的城市爆發了罷工，縱火和暴動。在蘇軍坦克把三萬東柏林人發動的暴亂鎮壓下來以後，艾克向報界強調，美國不準備對東歐進行實際幹預。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動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騷亂了，因為他宣布美國不會承認俄國對這些國家的合併從而“確定了他們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經常不在首都，這使那些愛用較低調子進行外交的人感到鬆一口氣。實際上他在到處旅行，象兜售人壽保險單一樣，建議各國和美國結成聯盟，作為對付侵略的保證，把美國的軍事力量作為鋼筋，將非共產主義國家緊密連結起來。除了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而外，又加上重組起來的美洲國家組織（oas），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然後又在中東，簽定巴格達條約，後來又發展為中央條約組織（cento）。美國沒有參加，但對它大力支持。他和包圍共產黨國家的國家所簽訂的條約，每年又都加上新條款。到了後來，美國一共對八個安全條約承擔責任，要保衛四十二個國家。沃爾特·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寫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個謹慎的、精打細算的外交家，而是一個賭徒，隨便把我國的血汗、財富和榮譽拿來向外國開支票，比任何一個國務卿想充闊的還要闊綽得多。”
盡管在杜勒斯生前，沒有哪些國家要他把支票兌現，但假如有這樣要求的話，那麽要負責兌現這些支票的人們倒是非常擔心。有很多在國會各委員會裏作證的人，都驚惶地表示，一方麵美國承擔的軍事義務在不斷擴大，另一方麵，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實力。作為一個將軍，艾森豪對五角大樓並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將空軍的預算削減了五十億元，得罪了霍伊特·範登堡將軍。在福摩薩出現一次周期性的緊張時，他又發出一個指示，將部隊從三百二十萬減為二百八十五萬。他能這樣做，隻是因為他是個五星上將的總統。他對對方提出來的戰略考慮，都說是在核時代並不實際，加以拒絕。有一次在白宮開會討論進一步削弱部隊數量時，他說“如果你冷靜地從邏輯上考慮問題，那麽在地麵部隊身上花錢，還不如建築公路有利，因為這樣做，在敵人進攻時有利於大城市疏散人口。”
總統知道他想達到什麽目的，而已成為內閣裏強有力人物喬治·漢弗萊又支持他。他們的目的是要納稅人減輕負擔，並認為這是正確的辦法。謝爾曼·亞當斯寫道：“這個‘新姿態’和它的以核報復為基礎的規劃，顯然是艾森豪命令把地麵部隊減少的原因。”艾克是總司令；承擔責任的是他。為了排除思想混亂，他指示五角大樓製訂計劃時，要假設美國將以核武器來進行任何未來戰爭。國會裏的民主黨人提出意見，認為美國受了哄騙，陷入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裏去，而總統這樣搞，則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確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個更為虛偽的諾言，就是“每塊錢都要花得更值得，”戰略上單一武器論對那些尋求簡單答案的人亦確實具有吸引力。很顯然，美國並不準備發動征服別人的戰爭。所以他們說，國防部顧名思義，就應隻是搞防禦。他們隻要求美國不受侵略，大規模報復的威脅，目的就是保證美國不受侵略。
當然，他們的理論是達不到這樣的目的的。而且在總統和國務卿各走各的路的情況下，也沒有可能達到目的。一方麵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異常，而它的軍事支出則吝嗇小氣，這是個矛盾。但這點很少受到觀察家的注意，這真使人奇怪。在兩次大戰之間，歷屆總統們努力避免卷進國外事務的時候，報復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懾力量。但是美國已不再是這樣的國家了。“英國式和平”己由“美國式和平”所接替。過去英國要派遣炮艦巡邏的地方，現在則由美國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原子筆。超級大國要有多種的威懾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為這點，那種所謂“每塊錢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隻是象7月4日慶祝國慶那樣——實在是不切實際的空話。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這一點。他在1954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擔任哈佛大學政治係教職以後，就寫了《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對美國的世界地位進行了邏輯嚴謹的分析。他的結論是：大規模報復是一種謬論：由於政府進行有限度戰爭的能力大大削弱，並且除了核彈就別無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發生分歧有訴諸武力的危險時候，就要把國家的安全作為賭注。迪安·艾奇遜也看出了矛盾。他在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對政府所謂大規模報復使美國取得“主動權”進行分析，認為這種談話是荒謬的。他說，大規模報復隻是別人採取主動權的反應。理察·羅維爾對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華盛頓來信》一文中預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彈和弓箭一樣無用，一旦那裏出現最糟糕的情況，就隻能把地麵部隊恢復到原來的實力，接著還要擴大。”
</br>
休斯在這次會議的筆記中憤怒寫道，“難道他真的相信，語言真的可以解放人民、解放任何人嗎？”但杜勒斯本人相信與否倒沒那麽重要，重要的倒是從什切青市到的裏雅斯特市那些聽他講話的人民，都輕信他的話了。他沒有說明美國幫助他們解放的決心，隻限於採取“一切和平手段”——這個限製是艾森豪總是小心翼翼，不會忘記提出的——這就帶來悲劇性的後果。東德的城市爆發了罷工，縱火和暴動。在蘇軍坦克把三萬東柏林人發動的暴亂鎮壓下來以後，艾克向報界強調，美國不準備對東歐進行實際幹預。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動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騷亂了，因為他宣布美國不會承認俄國對這些國家的合併從而“確定了他們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經常不在首都，這使那些愛用較低調子進行外交的人感到鬆一口氣。實際上他在到處旅行，象兜售人壽保險單一樣，建議各國和美國結成聯盟，作為對付侵略的保證，把美國的軍事力量作為鋼筋，將非共產主義國家緊密連結起來。除了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而外，又加上重組起來的美洲國家組織（oas），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然後又在中東，簽定巴格達條約，後來又發展為中央條約組織（cento）。美國沒有參加，但對它大力支持。他和包圍共產黨國家的國家所簽訂的條約，每年又都加上新條款。到了後來，美國一共對八個安全條約承擔責任，要保衛四十二個國家。沃爾特·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寫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個謹慎的、精打細算的外交家，而是一個賭徒，隨便把我國的血汗、財富和榮譽拿來向外國開支票，比任何一個國務卿想充闊的還要闊綽得多。”
盡管在杜勒斯生前，沒有哪些國家要他把支票兌現，但假如有這樣要求的話，那麽要負責兌現這些支票的人們倒是非常擔心。有很多在國會各委員會裏作證的人，都驚惶地表示，一方麵美國承擔的軍事義務在不斷擴大，另一方麵，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實力。作為一個將軍，艾森豪對五角大樓並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將空軍的預算削減了五十億元，得罪了霍伊特·範登堡將軍。在福摩薩出現一次周期性的緊張時，他又發出一個指示，將部隊從三百二十萬減為二百八十五萬。他能這樣做，隻是因為他是個五星上將的總統。他對對方提出來的戰略考慮，都說是在核時代並不實際，加以拒絕。有一次在白宮開會討論進一步削弱部隊數量時，他說“如果你冷靜地從邏輯上考慮問題，那麽在地麵部隊身上花錢，還不如建築公路有利，因為這樣做，在敵人進攻時有利於大城市疏散人口。”
總統知道他想達到什麽目的，而已成為內閣裏強有力人物喬治·漢弗萊又支持他。他們的目的是要納稅人減輕負擔，並認為這是正確的辦法。謝爾曼·亞當斯寫道：“這個‘新姿態’和它的以核報復為基礎的規劃，顯然是艾森豪命令把地麵部隊減少的原因。”艾克是總司令；承擔責任的是他。為了排除思想混亂，他指示五角大樓製訂計劃時，要假設美國將以核武器來進行任何未來戰爭。國會裏的民主黨人提出意見，認為美國受了哄騙，陷入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裏去，而總統這樣搞，則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確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個更為虛偽的諾言，就是“每塊錢都要花得更值得，”戰略上單一武器論對那些尋求簡單答案的人亦確實具有吸引力。很顯然，美國並不準備發動征服別人的戰爭。所以他們說，國防部顧名思義，就應隻是搞防禦。他們隻要求美國不受侵略，大規模報復的威脅，目的就是保證美國不受侵略。
當然，他們的理論是達不到這樣的目的的。而且在總統和國務卿各走各的路的情況下，也沒有可能達到目的。一方麵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異常，而它的軍事支出則吝嗇小氣，這是個矛盾。但這點很少受到觀察家的注意，這真使人奇怪。在兩次大戰之間，歷屆總統們努力避免卷進國外事務的時候，報復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懾力量。但是美國已不再是這樣的國家了。“英國式和平”己由“美國式和平”所接替。過去英國要派遣炮艦巡邏的地方，現在則由美國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原子筆。超級大國要有多種的威懾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為這點，那種所謂“每塊錢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隻是象7月4日慶祝國慶那樣——實在是不切實際的空話。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這一點。他在1954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擔任哈佛大學政治係教職以後，就寫了《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對美國的世界地位進行了邏輯嚴謹的分析。他的結論是：大規模報復是一種謬論：由於政府進行有限度戰爭的能力大大削弱，並且除了核彈就別無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發生分歧有訴諸武力的危險時候，就要把國家的安全作為賭注。迪安·艾奇遜也看出了矛盾。他在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對政府所謂大規模報復使美國取得“主動權”進行分析，認為這種談話是荒謬的。他說，大規模報復隻是別人採取主動權的反應。理察·羅維爾對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華盛頓來信》一文中預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彈和弓箭一樣無用，一旦那裏出現最糟糕的情況，就隻能把地麵部隊恢復到原來的實力，接著還要擴大。”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