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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個月裏，一個共和黨的州長，新罕布夏的謝爾曼·亞當斯成為該州爭取艾森豪競選總統委員會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個問題。如果要把一位候選人的名字報上去參加即將舉行的新罕布夏州總統預選，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證據，證明他的候選人是共和黨的黨員。亞當斯寄出一封查詢信件給堪薩斯州艾森豪的縣城，下麵的信就是該縣文書穆爾的回信：
『據我所知，艾森豪先生從沒有在本縣參加過投票選舉，預選法律是在1928年開始生效的，他從那時起從來沒有投過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來，我一直是本縣的文書，據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德懷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從沒有參加過投票，否則我會知道，因為自預選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過，在1928年預選才生效以來，黨員名冊一向在此。
德懷特的父親是一個共和黨人，在他逝世之前總是投共和黨的票，但是那對他的兒子是沒有關係的，因為許多人都不跟他們的父親，這一點我感到遺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債，看有多少錢可以使用，這樣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會使這個國家陷於破產境地。
我認為他不會有什麽政治見解。』
艾森豪不但沒有什麽政治見解，而且也沒有宗教信仰，沒有明顯的指導原則，對當時大部分的重大問題，甚少發表公開見解。四年之內已經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擔任世界上最有權力的職位，但是建議他擔任那職位的人們卻不知道如果他擔任了那個職位又將會怎樣行事。誠然，在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他曾經說過這樣保守的話，如“如果美國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話，他們大可以去蹲監獄”。同時，他還利用了他的威望，爭取輿論支持羅斯福和杜魯門的對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當前擔任的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司令職務，是在代表民主黨政府的時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個堅強的、正派的、寬洪大量的人，贏得了歐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現出來的許許多多平凡的特徵，都是民主國家的人民喜歡在他們的領袖身上找到的，例如，愛好用方言開玩笑，穿衣服隨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短上衣。
他原來是一個共和黨員，雖然這個問題經過令人苦惱的幾個星期才得到解決。麻薩諸塞州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從法國回來不久，對記者說，如果共和黨人提名，將軍是願意接受的，同時他不會否認洛奇的話。但結果他幾乎要否認洛奇的話。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絕向記者說明他的黨派關係，隻說那位參議員對“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趨向以及關於我投共和黨的票的記錄作了一個準確的報導”。他避免回答接受請求出來競選的問題。他警告說，為他進行這種活動的人這麽做使他很不高興。盡管“美國公民有權組織起來追求他們共同的信念這一點不成問題”，但在這個具體問題上，他們要擁戴的人並不贊同他們的信念。他又說：“我決不會為了要想提名競選政治職務而要求解除現在這個職務，我將不會參加那些意欲推選我的人在代表大會以前進行的活動。”
顯而易見，他把門關上了。但是，接下來他又把門打開一條縫。如果他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自然就會響應擔任“超越我目前責任的職務”的號召。對亞當斯和洛奇來說，這一點就已足夠了。於是他們便開始著手為他競選。在當時那批深信艾森豪會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並且他很快就會忘記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證——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哈裏·杜魯門。
※※※
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長在紐約每年一次的市區聯盟宴會上發表講話。他於次日下午4時抵達華盛頓，參加一個調查礦山的會議，但發現大都會俱樂部的房間已經人滿。然而在羅傑·史密斯旅館裏，已為他定了一個房間。他在該旅館辦理登記手續時，收到一封從布萊爾賓館來的信，通知他總統想在那天晚上和他會麵。晚上11時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館，感到頭暈目眩。他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說：“我是艾德萊，我剛剛遇到了一件難以置信的事。請你立刻到旅館來談一談好嗎？”他的朋友到達旅館時，隻見他脫了上衣，穿著襯衫。史蒂文森說：“我剛從布萊爾賓館回來，總統要我把世界從德懷特·艾森豪手中拯救出來。”
在杜魯門的回憶錄中，他寫到他告訴那位州長：
『……我不會再參加總統競選了，我認為他是最合適擔當那個職位的……我告訴他我對總統職位的看法，而它怎樣發展成為世界歷史上最有權力的、最偉大的職位。我要求他接受這個職位，並告訴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但他說，不！他顯然吃驚得發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魯門，他已宣布競選連任州長，而“不應把伊利諾州人民所給的最高職務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獎”了。他對兩個小兒子負有責任，因為這兩個兒子實際上被愛交際的母親所遺棄了，過於拋頭露麵可能影響他們的一生。此外，他還懷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條件可以擔當總統那個職位。在斯普林菲爾德再任一期州長以後，他可能更有條件一些，但是現在不行。當然，史蒂文森沒有表示，對民主黨候選人來說，當時這一年是困難的一年，但他一定想到過這一點；不像杜魯門那樣，他是知道最近的醜聞對政府的聲譽有多大的損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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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個月裏，一個共和黨的州長，新罕布夏的謝爾曼·亞當斯成為該州爭取艾森豪競選總統委員會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個問題。如果要把一位候選人的名字報上去參加即將舉行的新罕布夏州總統預選，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證據，證明他的候選人是共和黨的黨員。亞當斯寄出一封查詢信件給堪薩斯州艾森豪的縣城，下麵的信就是該縣文書穆爾的回信：
『據我所知，艾森豪先生從沒有在本縣參加過投票選舉，預選法律是在1928年開始生效的，他從那時起從來沒有投過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來，我一直是本縣的文書，據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德懷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從沒有參加過投票，否則我會知道，因為自預選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過，在1928年預選才生效以來，黨員名冊一向在此。
德懷特的父親是一個共和黨人，在他逝世之前總是投共和黨的票，但是那對他的兒子是沒有關係的，因為許多人都不跟他們的父親，這一點我感到遺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債，看有多少錢可以使用，這樣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會使這個國家陷於破產境地。
我認為他不會有什麽政治見解。』
艾森豪不但沒有什麽政治見解，而且也沒有宗教信仰，沒有明顯的指導原則，對當時大部分的重大問題，甚少發表公開見解。四年之內已經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擔任世界上最有權力的職位，但是建議他擔任那職位的人們卻不知道如果他擔任了那個職位又將會怎樣行事。誠然，在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他曾經說過這樣保守的話，如“如果美國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話，他們大可以去蹲監獄”。同時，他還利用了他的威望，爭取輿論支持羅斯福和杜魯門的對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當前擔任的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司令職務，是在代表民主黨政府的時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個堅強的、正派的、寬洪大量的人，贏得了歐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現出來的許許多多平凡的特徵，都是民主國家的人民喜歡在他們的領袖身上找到的，例如，愛好用方言開玩笑，穿衣服隨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短上衣。
他原來是一個共和黨員，雖然這個問題經過令人苦惱的幾個星期才得到解決。麻薩諸塞州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從法國回來不久，對記者說，如果共和黨人提名，將軍是願意接受的，同時他不會否認洛奇的話。但結果他幾乎要否認洛奇的話。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絕向記者說明他的黨派關係，隻說那位參議員對“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趨向以及關於我投共和黨的票的記錄作了一個準確的報導”。他避免回答接受請求出來競選的問題。他警告說，為他進行這種活動的人這麽做使他很不高興。盡管“美國公民有權組織起來追求他們共同的信念這一點不成問題”，但在這個具體問題上，他們要擁戴的人並不贊同他們的信念。他又說：“我決不會為了要想提名競選政治職務而要求解除現在這個職務，我將不會參加那些意欲推選我的人在代表大會以前進行的活動。”
顯而易見，他把門關上了。但是，接下來他又把門打開一條縫。如果他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自然就會響應擔任“超越我目前責任的職務”的號召。對亞當斯和洛奇來說，這一點就已足夠了。於是他們便開始著手為他競選。在當時那批深信艾森豪會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並且他很快就會忘記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證——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哈裏·杜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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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長在紐約每年一次的市區聯盟宴會上發表講話。他於次日下午4時抵達華盛頓，參加一個調查礦山的會議，但發現大都會俱樂部的房間已經人滿。然而在羅傑·史密斯旅館裏，已為他定了一個房間。他在該旅館辦理登記手續時，收到一封從布萊爾賓館來的信，通知他總統想在那天晚上和他會麵。晚上11時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館，感到頭暈目眩。他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說：“我是艾德萊，我剛剛遇到了一件難以置信的事。請你立刻到旅館來談一談好嗎？”他的朋友到達旅館時，隻見他脫了上衣，穿著襯衫。史蒂文森說：“我剛從布萊爾賓館回來，總統要我把世界從德懷特·艾森豪手中拯救出來。”
在杜魯門的回憶錄中，他寫到他告訴那位州長：
『……我不會再參加總統競選了，我認為他是最合適擔當那個職位的……我告訴他我對總統職位的看法，而它怎樣發展成為世界歷史上最有權力的、最偉大的職位。我要求他接受這個職位，並告訴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但他說，不！他顯然吃驚得發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魯門，他已宣布競選連任州長，而“不應把伊利諾州人民所給的最高職務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獎”了。他對兩個小兒子負有責任，因為這兩個兒子實際上被愛交際的母親所遺棄了，過於拋頭露麵可能影響他們的一生。此外，他還懷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條件可以擔當總統那個職位。在斯普林菲爾德再任一期州長以後，他可能更有條件一些，但是現在不行。當然，史蒂文森沒有表示，對民主黨候選人來說，當時這一年是困難的一年，但他一定想到過這一點；不像杜魯門那樣，他是知道最近的醜聞對政府的聲譽有多大的損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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