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特洛的手開始出汗了。他已經忍無可忍了。他委屈地問，難道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勤勉的買賣人嗎？他感到喉嚨疼。拍電視的強烈光線刺激他。他想回家去。凱弗維爾直率地叫他繼續回答問題，但科斯特洛搖了搖頭，接著：
『凱弗維爾：你拒絕進一步作證嗎？……
科斯特洛：參議員先生，我首先得考慮我的健康情況。如果我作證，我就要說老實話，但是我的腦筋已經不靈了。
凱弗維爾：看來你的腦筋還是很靈呢。
科斯特洛：盡管我對各位參議員懷著應有的尊敬……我對他們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個問題，我要退場了。』
接著，他果真退場而去。結果因蔑視法庭罪在劉易斯堡聯邦監獄蹲了18個月。看到他的退場的有三千萬電視觀眾。按照電視統計所的統計數字來看，紐約的電視機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凱弗維爾舉辦的聽證會。聽眾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聯賽的觀眾還要多一倍。
在福萊廣場停留了八天之後，凱弗維爾委員會便回到華盛頓去。委員會的主席現在成了總統的候選人，三千萬個家庭留下了一個清楚的印象，這就是美國城市裏發生了什麽樣腐敗的事情。愛德·默羅說：“電視演出一直都極吸引人，觀眾多得驚人——也許由於出現在電視機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實事。”楊－魯比肯廣告公司總結了總的印象，把廣告登在紐約的報紙上，對社會上的罪惡表示遺憾，並問：“我們有什麽該做的事情嗎？”
該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導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經做到了，但當凱弗維爾委員會仍在開會的時候，報紙卻提出確鑿證據，指控最不會引起懷疑的地方——大學青年中——有營私舞弊。紐約市立學院籃球隊一連好幾個冬季曾以全國最優秀的籃球隊之一上場參加比賽。現在發現，它的五個正式隊員中有三個受賄——每人多達1500元，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賽球時，故意輸掉。他們剛被控告，紐約大學、托萊多大學、布雷德利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的籃球隊員們也在類似的供狀上簽了字。
運動界的教唆犯，一個名叫薩爾瓦多·索萊佐的監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監禁期限則短一些。把索萊佐當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隻要那年秋天運動季節情況令人興奮，大學名譽的汙點會很快地被忘記了。不幸另一件醜聞又在那年8月出現。西點軍校宣布有90名學員因考試作弊而被開除。
在籃球賽和考試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國當時正處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敗壞的時期，這是自2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像這種道德敗壞的年代中經常遇到的情況那樣，人們對於罪惡採取了比較容忍的態度，雖然他們不肯這樣承認。要了解當時正在發生的問題就需要深深地體會字裏行間的言外之意。說話很少有直截了當的。報紙上的關於傷風敗俗的事情的報導都是用委婉的語言加以掩飾的。典型的例子如：稱妓女為“應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時亦稱她們為“玩樂女郎”。和一個男人睡覺，她們說起來總是“接了客”（“接了約翰以後，你又做些什麽？”“我去浴室拿一條毛巾”）。累積起來的影響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職業聽起來很時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寶石的妓女出外賣淫大大不同於30年代初期那些沿著鐵路線拉客人的一角錢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六隻角子【一隻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輔幣。——譯者】的“勝利女郎”。應召女郎不再在街頭或汽車站拉客，她們的活動地點是高級旅館房間，要用電話約會，就像醫生那樣。許多是美女競選的獲勝者和（或者）大學畢業生。有些主修經濟學，在法庭上，她們幾乎把自己看成是國民生產總值的慷慨貢獻者。實際上，她們所提供的服務，在商業上確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許多廠商給外地來的買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由它們的越來越活躍的廣告部門充當拉皮條的角色。在會計方麵得想出辦法使那筆費用在申報所得稅時得以扣除。隻有那樣以謹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來做這種工作。但待遇很高，高達500元一次。一個愛挖苦的鴇母在她的名冊上把她們標上“vip”【vip原義“特等要人”。——譯者】的記號——代表“頭等貨”。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做是對的。非職業妓女引起的麻煩對高級招待人員和行政副總經理來說是危險的。在路燈底下或在人數眾多的雞尾酒會上隨便搭上的女人來歷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與你競爭的一家廠商的偵探，或者是一個存心敲詐的丈夫的老婆。一個月後她可能來到你的辦公室甚至來到家裏，要把偶然邂逅相逢變成長期的姘居。一切現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帶水。聲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開的職業妓女。為大明星扮演牧場僱工的小演員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卻要找職業妓女。凡是職業上需要經常旅行的頭麵人物，包括馳名全國的政治家都是這樣。當時，選民是不知道有這回事的。並不是他們對位居要職的人有任何幻覺，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他們隻是以為政界人物來盜竊國家財富還忙不過來呢。
</br>
『凱弗維爾：你拒絕進一步作證嗎？……
科斯特洛：參議員先生，我首先得考慮我的健康情況。如果我作證，我就要說老實話，但是我的腦筋已經不靈了。
凱弗維爾：看來你的腦筋還是很靈呢。
科斯特洛：盡管我對各位參議員懷著應有的尊敬……我對他們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個問題，我要退場了。』
接著，他果真退場而去。結果因蔑視法庭罪在劉易斯堡聯邦監獄蹲了18個月。看到他的退場的有三千萬電視觀眾。按照電視統計所的統計數字來看，紐約的電視機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凱弗維爾舉辦的聽證會。聽眾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聯賽的觀眾還要多一倍。
在福萊廣場停留了八天之後，凱弗維爾委員會便回到華盛頓去。委員會的主席現在成了總統的候選人，三千萬個家庭留下了一個清楚的印象，這就是美國城市裏發生了什麽樣腐敗的事情。愛德·默羅說：“電視演出一直都極吸引人，觀眾多得驚人——也許由於出現在電視機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實事。”楊－魯比肯廣告公司總結了總的印象，把廣告登在紐約的報紙上，對社會上的罪惡表示遺憾，並問：“我們有什麽該做的事情嗎？”
該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導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經做到了，但當凱弗維爾委員會仍在開會的時候，報紙卻提出確鑿證據，指控最不會引起懷疑的地方——大學青年中——有營私舞弊。紐約市立學院籃球隊一連好幾個冬季曾以全國最優秀的籃球隊之一上場參加比賽。現在發現，它的五個正式隊員中有三個受賄——每人多達1500元，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賽球時，故意輸掉。他們剛被控告，紐約大學、托萊多大學、布雷德利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的籃球隊員們也在類似的供狀上簽了字。
運動界的教唆犯，一個名叫薩爾瓦多·索萊佐的監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監禁期限則短一些。把索萊佐當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隻要那年秋天運動季節情況令人興奮，大學名譽的汙點會很快地被忘記了。不幸另一件醜聞又在那年8月出現。西點軍校宣布有90名學員因考試作弊而被開除。
在籃球賽和考試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國當時正處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敗壞的時期，這是自2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而且像這種道德敗壞的年代中經常遇到的情況那樣，人們對於罪惡採取了比較容忍的態度，雖然他們不肯這樣承認。要了解當時正在發生的問題就需要深深地體會字裏行間的言外之意。說話很少有直截了當的。報紙上的關於傷風敗俗的事情的報導都是用委婉的語言加以掩飾的。典型的例子如：稱妓女為“應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時亦稱她們為“玩樂女郎”。和一個男人睡覺，她們說起來總是“接了客”（“接了約翰以後，你又做些什麽？”“我去浴室拿一條毛巾”）。累積起來的影響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職業聽起來很時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寶石的妓女出外賣淫大大不同於30年代初期那些沿著鐵路線拉客人的一角錢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六隻角子【一隻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輔幣。——譯者】的“勝利女郎”。應召女郎不再在街頭或汽車站拉客，她們的活動地點是高級旅館房間，要用電話約會，就像醫生那樣。許多是美女競選的獲勝者和（或者）大學畢業生。有些主修經濟學，在法庭上，她們幾乎把自己看成是國民生產總值的慷慨貢獻者。實際上，她們所提供的服務，在商業上確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許多廠商給外地來的買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由它們的越來越活躍的廣告部門充當拉皮條的角色。在會計方麵得想出辦法使那筆費用在申報所得稅時得以扣除。隻有那樣以謹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來做這種工作。但待遇很高，高達500元一次。一個愛挖苦的鴇母在她的名冊上把她們標上“vip”【vip原義“特等要人”。——譯者】的記號——代表“頭等貨”。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做是對的。非職業妓女引起的麻煩對高級招待人員和行政副總經理來說是危險的。在路燈底下或在人數眾多的雞尾酒會上隨便搭上的女人來歷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與你競爭的一家廠商的偵探，或者是一個存心敲詐的丈夫的老婆。一個月後她可能來到你的辦公室甚至來到家裏，要把偶然邂逅相逢變成長期的姘居。一切現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帶水。聲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開的職業妓女。為大明星扮演牧場僱工的小演員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卻要找職業妓女。凡是職業上需要經常旅行的頭麵人物，包括馳名全國的政治家都是這樣。當時，選民是不知道有這回事的。並不是他們對位居要職的人有任何幻覺，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他們隻是以為政界人物來盜竊國家財富還忙不過來呢。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