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願離開無線電廣播轉行搞電視，但這樣轉行卻是大勢所趨。他已成了全國最有名的新聞廣播員，正如《提示》雜誌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電影隨軍記者”。幾百萬人沒見過他，但從書上知道他那《最後審判日》的樣子，或者讀過厄尼·派爾對默羅在戰爭期間進行廣播時的描述：他口講指劃，不時點頭、滿頭大汗，看看時鍾——又老是在口袋裏摸香菸。從1951年開始，隨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廣播節目《現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國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羅了。當時他正處在全盛時代，由於他堅持他的節目不受廣播公司的幹預，因此人們也可以看到自有廣播宣傳歷史以來一些最為精采的廣播節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羅帶著電視攝像機到朝鮮前線，讓全國知道在散兵坑裏過聖誕節究竟是什麽樣子。對《現在看吧》和它的姐妹節目《哥廣新聞採訪》說來，沒有什麽東西是難於辦到或怕引起爭論的。他訪問杜魯門，請他談對麥克阿瑟的看法；又訪問麥克阿瑟，請他談談杜魯門。又在克裏姆林宮訪問了赫魯雪夫。他還調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懷特、安妮·李·莫斯、羅伯特·奧本海默、歐文·佩雷斯和海軍上尉米洛·拉杜洛維奇等案件。在《現在看吧》的節目裏，第一次討論了香菸和肺癌的關係問題，這是個默羅比之別的新聞廣播員更不願多想的題目。最值得人們回憶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現在看吧》這節目竟和當時最有權勢的參議員麥卡錫見個高低，揭露他是騙子。
默羅結束時說：“對反對參議員麥卡錫那套做法的人們說來，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不顧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歷史，但我們對後果不能迴避責任。一個共和國的公民是沒可能放棄自己的責任的。”
默羅在這次節目上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所引起的敵意，怎麽說也不能算是誇大的。該公司晚上11時的固定新聞廣播員唐·霍倫貝克，因為在結尾時說了“我支持愛德·默羅所說的每一句話”，就觸發了赫斯特報係對他的迫害，使他終於以自殺了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時正要雇員宣誓效忠，用了前聯邦調查局特工來審查他們。這時公司也給默羅嚇呆了。（默羅那時已是該公司的董事，他說他的同事們在下次董事會議上對他的做法的反應是，“節目不錯，隻是你這樣幹我們為你婉惜。”）麥卡錫本人則輕蔑地說，他沒看這節目：“我對無線電和電視的極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廣播，是從不收聽的。”他不屑在廣播上答覆，因此，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隻好把廣播時間給了副總統尼克森。而他就利用這廣播時間要求麥卡錫按共和黨的路線辦事。
如果當時默羅對冷戰所表現的熱忱沒有被充分認識的話，那隻是因為當時在國內的人不管參加政治活動與否，每個人態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樣，都是熱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持在希臘和士耳其的杜魯門主義，贊成花更多的錢進行軍備競賽，贊成在歐洲派駐更強大的美軍，支持總統可以無需國會批準就可以派遣軍隊到海外。他支持韓戰——“我們已劃了一條線，”他稱許說，“這條線不僅在朝鮮半島劃了，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劃了”——而且他還預測到在越南進行“某種形式的幹涉看來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對自由派那種威爾遜式的自決，也同樣擁護。珍珠港事變以後，他曾說過，國務院“把這次戰爭的性質判斷錯誤了。它既是一場世界戰爭，又是一場世界革命。”光是這一點，就足以使甘迺迪在1960年擔任總統而要物色一個美國新聞署署長時考慮默羅了。
默羅答應擔任該職。既因為他要報答甘迺迪的知遇之恩，也因為他對美國廣播宣傳的情況感到失望。靠著播映什麽情節喜劇、問答比賽節目和毫無意義的西部電影，電視業每年可以撈得十億元利潤。默羅對電視的“腐朽墮落、逃避現實和它與我們的現實世界相互隔絕”，大聲疾呼，嚴詞譴責。但這個行業的巨頭們充耳不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已把《現在看吧》這個每周節目砍掉了，改為臨時特約節目。廣告界稱這種新廣播為“有時看吧！”
他最後幾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對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於詹森政府決定利用美國新聞署作為對越南戰爭的宣傳工具，該署已是名聲掃地。他的《最後審判日》預言中一個最嚴竣的預言真的兌現了，遊行示威也上了電視鏡頭，而攝影記者自己到場拍攝，實際就煽動了城市的人搞暴動。廣播公司追求廣告利潤，變得愈來愈厚顏無恥。為了擠進更多的商業廣告，所謂“穿插時間”已從三十二秒延長為四十二秒。《哥廣新聞採訪》這個默羅最後一個得意的新聞節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節目是關於一隻能說話的馬。他於1965年春天去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天公布了這個消息——但緊接這個消息之後，又是香菸廣告。
他的骨灰撒在紐約市波林他自己的農場上。但愛德·默羅的生命並不是至此為止。埋在該農場的六尺黃土之下的，還有一條新的電視電纜。隻要它擺在那裏一天，隻要通訊廣播事業的社會功能還保持著強大的潛力，這個人的精神就還會活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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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28日，默羅帶著電視攝像機到朝鮮前線，讓全國知道在散兵坑裏過聖誕節究竟是什麽樣子。對《現在看吧》和它的姐妹節目《哥廣新聞採訪》說來，沒有什麽東西是難於辦到或怕引起爭論的。他訪問杜魯門，請他談對麥克阿瑟的看法；又訪問麥克阿瑟，請他談談杜魯門。又在克裏姆林宮訪問了赫魯雪夫。他還調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懷特、安妮·李·莫斯、羅伯特·奧本海默、歐文·佩雷斯和海軍上尉米洛·拉杜洛維奇等案件。在《現在看吧》的節目裏，第一次討論了香菸和肺癌的關係問題，這是個默羅比之別的新聞廣播員更不願多想的題目。最值得人們回憶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現在看吧》這節目竟和當時最有權勢的參議員麥卡錫見個高低，揭露他是騙子。
默羅結束時說：“對反對參議員麥卡錫那套做法的人們說來，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不顧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歷史，但我們對後果不能迴避責任。一個共和國的公民是沒可能放棄自己的責任的。”
默羅在這次節目上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所引起的敵意，怎麽說也不能算是誇大的。該公司晚上11時的固定新聞廣播員唐·霍倫貝克，因為在結尾時說了“我支持愛德·默羅所說的每一句話”，就觸發了赫斯特報係對他的迫害，使他終於以自殺了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時正要雇員宣誓效忠，用了前聯邦調查局特工來審查他們。這時公司也給默羅嚇呆了。（默羅那時已是該公司的董事，他說他的同事們在下次董事會議上對他的做法的反應是，“節目不錯，隻是你這樣幹我們為你婉惜。”）麥卡錫本人則輕蔑地說，他沒看這節目：“我對無線電和電視的極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廣播，是從不收聽的。”他不屑在廣播上答覆，因此，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隻好把廣播時間給了副總統尼克森。而他就利用這廣播時間要求麥卡錫按共和黨的路線辦事。
如果當時默羅對冷戰所表現的熱忱沒有被充分認識的話，那隻是因為當時在國內的人不管參加政治活動與否，每個人態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樣，都是熱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持在希臘和士耳其的杜魯門主義，贊成花更多的錢進行軍備競賽，贊成在歐洲派駐更強大的美軍，支持總統可以無需國會批準就可以派遣軍隊到海外。他支持韓戰——“我們已劃了一條線，”他稱許說，“這條線不僅在朝鮮半島劃了，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劃了”——而且他還預測到在越南進行“某種形式的幹涉看來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對自由派那種威爾遜式的自決，也同樣擁護。珍珠港事變以後，他曾說過，國務院“把這次戰爭的性質判斷錯誤了。它既是一場世界戰爭，又是一場世界革命。”光是這一點，就足以使甘迺迪在1960年擔任總統而要物色一個美國新聞署署長時考慮默羅了。
默羅答應擔任該職。既因為他要報答甘迺迪的知遇之恩，也因為他對美國廣播宣傳的情況感到失望。靠著播映什麽情節喜劇、問答比賽節目和毫無意義的西部電影，電視業每年可以撈得十億元利潤。默羅對電視的“腐朽墮落、逃避現實和它與我們的現實世界相互隔絕”，大聲疾呼，嚴詞譴責。但這個行業的巨頭們充耳不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已把《現在看吧》這個每周節目砍掉了，改為臨時特約節目。廣告界稱這種新廣播為“有時看吧！”
他最後幾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對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於詹森政府決定利用美國新聞署作為對越南戰爭的宣傳工具，該署已是名聲掃地。他的《最後審判日》預言中一個最嚴竣的預言真的兌現了，遊行示威也上了電視鏡頭，而攝影記者自己到場拍攝，實際就煽動了城市的人搞暴動。廣播公司追求廣告利潤，變得愈來愈厚顏無恥。為了擠進更多的商業廣告，所謂“穿插時間”已從三十二秒延長為四十二秒。《哥廣新聞採訪》這個默羅最後一個得意的新聞節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節目是關於一隻能說話的馬。他於1965年春天去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天公布了這個消息——但緊接這個消息之後，又是香菸廣告。
他的骨灰撒在紐約市波林他自己的農場上。但愛德·默羅的生命並不是至此為止。埋在該農場的六尺黃土之下的，還有一條新的電視電纜。隻要它擺在那裏一天，隻要通訊廣播事業的社會功能還保持著強大的潛力，這個人的精神就還會活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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