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聞界論述這位打垮了的總統，並不都是這樣寬宏大量。一位報業辛迪加的專欄作家發表文章，提出“杜魯門在治國中礙手礙腳，究竟杜威會容忍多久”的問題。有些作者也和《自由報》一樣，星期二選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寫好準備在星期三登載的專欄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魯·皮爾遜在開票後一天發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數以百萬的讀者感到驚訝。那段文章說：“湯姆·杜威在86天內將主持白宮，我對他周圍那個緊湊的班子進行了調查。”接著他就神氣十足地把新總統的內閣名單全部列出來。同一個星期三，約瑟夫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透露說：“選舉後的首要問題，是政府怎樣度過未來的十個星期……事態總要發展，總不能停下來耐心地等到托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裏·杜魯門的職位。特別是在對外和國防政策方麵，在華盛頓總要有些部門有些人有權做出決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後失效的。”艾爾索普兄弟建議杜威任命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馬上以“特別助理”身份進入這兩個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導那些即將下台的前任官吏。
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呢？怎麽會有那麽多的老成練達的觀察家肯冒那麽大的風險而孤注一擲？答案就是他們並不認為那是孤注，更不要說是冒風險了。他們長時間以來都在議論杜魯門，認為他毫無希望。他們都在文章中分析為什麽杜威擊敗杜魯門會易如反掌，相互影響之下，更認為選舉不可能有別的結果。杜魯門在競選時聲稱：“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對我。”這倒有那麽一點兒道理：他和選民與那些權威不同，並不認為選舉是給誰加冕，而是一次競爭。以研究競選趨向為職業的人們，認為所有的跡象都指著同一方向。凡是在野黨控製了國會，兩年後肯定就會贏得總統職位。民主黨在1930年控製了國會，後來羅斯福就當選。而且，共和黨人早就該重新上台了。羅斯福連任四屆，隻能歸因於他個人的魅力，艾爾索普兄弟和皮爾遜都是這樣看的，而杜魯門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黨候選人有的是錢，絕大多數的報紙又支持——當然記者們認為這點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測驗也都預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測驗分析完全落空以來見【第四章。——譯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黨在選舉中占壓倒優勢，頗使共和黨人難堪，再也不相信那種預測性投票。但是後來他們發現，當時喬治·蓋洛普和埃爾莫·羅珀雖然沒有《文摘》那些民意測驗者那麽有名氣，但都不靠寄來信件而採取典型統計分析，竟而預測到羅斯福大勝。那次以後，每次選舉又都證明，這些人的預測是正確的。大城市報紙，都訂閱他們的資料。相反《紐約時報》花許多錢自己進行調查，人們反而覺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權威反對他們的意見，人們就會說他是傻瓜。於是就開始了這樣的循環：民意測驗預測共和黨大獲全勝，專欄作家和社論作者就作為福音來傳播。甚至有這種可能：那些原準備投民主黨票的男女，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於是哄騙了民意測驗人員。於是，將錯就錯；再加上民意測驗人員已變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這樣就錯上又加錯了。
埃爾莫·羅珀是夠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專欄文章裏，在選舉前差不多還有八個星期，就宣稱他已對美國選舉人作了最後一次調查。他寫道：“托馬斯·杜威實際上幾乎已經當選了……既然是這樣，我認為如果還要像電台人員報導體育比賽實況那樣，硬要說兩隊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單調不過，智力上再貧乏不過了。”羅珀也和許多職業的選舉分析家一樣，相信當時所謂的“法利法則”。法利在1936年的選舉預言一鳴驚人以後，說過，根據他的看法，選民在兩黨舉行代表大會時就已決定選舉誰了。他意思是說，以後的競選運動，不過是熱鬧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羅珀以自己的聲譽押寶，所根據的是他的工作人員在8月份所搜集的數字。可笑的是，他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周，確實又作了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是杜魯門的形勢略有好轉。但是，杜威還是遙遙領先，因此他決定不採取兩邊下注。
三個全國性的民意測驗——羅珀，蓋洛普和克羅斯利——都錯在沒有問清調查對象是否真會投票和沒有把隻受過小學教育的選民包括在他們的典型調查之內，而這些人則多半是杜魯門的支持者。但是他們最大的失誤，還在於對杜魯門的巨大努力的最後影響，竟然視而不見。杜魯門專用列車還沒有從聯邦車站開出，羅珀就已下了結論。克羅斯利的最後報導，預計杜威獲49.9％選票，杜魯門44.8％，其餘的選票則為瑟蒙德和華萊士。這是將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時間來自各州的典型統計混在一起進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認真的是蓋洛普，他是應該意識到國內發生什麽變化的。他9月24日的報導，估計杜威獲46.5％的選票，杜魯門則有38％。但他在選舉前兩天登載在星期日報紙上的最後一篇專欄中，說明杜魯門聲勢猛增，達到44％，而這數字還是依據兩周前進行採訪得來的。克利福德說得對，美國人的態度每天都在變化，幾乎是每個小時都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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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呢？怎麽會有那麽多的老成練達的觀察家肯冒那麽大的風險而孤注一擲？答案就是他們並不認為那是孤注，更不要說是冒風險了。他們長時間以來都在議論杜魯門，認為他毫無希望。他們都在文章中分析為什麽杜威擊敗杜魯門會易如反掌，相互影響之下，更認為選舉不可能有別的結果。杜魯門在競選時聲稱：“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對我。”這倒有那麽一點兒道理：他和選民與那些權威不同，並不認為選舉是給誰加冕，而是一次競爭。以研究競選趨向為職業的人們，認為所有的跡象都指著同一方向。凡是在野黨控製了國會，兩年後肯定就會贏得總統職位。民主黨在1930年控製了國會，後來羅斯福就當選。而且，共和黨人早就該重新上台了。羅斯福連任四屆，隻能歸因於他個人的魅力，艾爾索普兄弟和皮爾遜都是這樣看的，而杜魯門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黨候選人有的是錢，絕大多數的報紙又支持——當然記者們認為這點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測驗也都預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測驗分析完全落空以來見【第四章。——譯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黨在選舉中占壓倒優勢，頗使共和黨人難堪，再也不相信那種預測性投票。但是後來他們發現，當時喬治·蓋洛普和埃爾莫·羅珀雖然沒有《文摘》那些民意測驗者那麽有名氣，但都不靠寄來信件而採取典型統計分析，竟而預測到羅斯福大勝。那次以後，每次選舉又都證明，這些人的預測是正確的。大城市報紙，都訂閱他們的資料。相反《紐約時報》花許多錢自己進行調查，人們反而覺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權威反對他們的意見，人們就會說他是傻瓜。於是就開始了這樣的循環：民意測驗預測共和黨大獲全勝，專欄作家和社論作者就作為福音來傳播。甚至有這種可能：那些原準備投民主黨票的男女，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於是哄騙了民意測驗人員。於是，將錯就錯；再加上民意測驗人員已變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這樣就錯上又加錯了。
埃爾莫·羅珀是夠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專欄文章裏，在選舉前差不多還有八個星期，就宣稱他已對美國選舉人作了最後一次調查。他寫道：“托馬斯·杜威實際上幾乎已經當選了……既然是這樣，我認為如果還要像電台人員報導體育比賽實況那樣，硬要說兩隊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單調不過，智力上再貧乏不過了。”羅珀也和許多職業的選舉分析家一樣，相信當時所謂的“法利法則”。法利在1936年的選舉預言一鳴驚人以後，說過，根據他的看法，選民在兩黨舉行代表大會時就已決定選舉誰了。他意思是說，以後的競選運動，不過是熱鬧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羅珀以自己的聲譽押寶，所根據的是他的工作人員在8月份所搜集的數字。可笑的是，他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周，確實又作了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是杜魯門的形勢略有好轉。但是，杜威還是遙遙領先，因此他決定不採取兩邊下注。
三個全國性的民意測驗——羅珀，蓋洛普和克羅斯利——都錯在沒有問清調查對象是否真會投票和沒有把隻受過小學教育的選民包括在他們的典型調查之內，而這些人則多半是杜魯門的支持者。但是他們最大的失誤，還在於對杜魯門的巨大努力的最後影響，竟然視而不見。杜魯門專用列車還沒有從聯邦車站開出，羅珀就已下了結論。克羅斯利的最後報導，預計杜威獲49.9％選票，杜魯門44.8％，其餘的選票則為瑟蒙德和華萊士。這是將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時間來自各州的典型統計混在一起進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認真的是蓋洛普，他是應該意識到國內發生什麽變化的。他9月24日的報導，估計杜威獲46.5％的選票，杜魯門則有38％。但他在選舉前兩天登載在星期日報紙上的最後一篇專欄中，說明杜魯門聲勢猛增，達到44％，而這數字還是依據兩周前進行採訪得來的。克利福德說得對，美國人的態度每天都在變化，幾乎是每個小時都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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