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成員中，隻有商務部長華萊士還對蘇聯存有幻想。他是個幻想家、空想家，長期以來就不相信美國的沙文主義者。亨利·盧斯稱未來世界為“美國世紀”，華萊士對之反駁說，戰後“隻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世紀”。現在他坐在內閣會議席上，冷眼觀察杜魯門，就得出一個結論：這位總統是個地地道道的戰爭販子。他認為絕不能聽之任之。必須向人民提出警告，而這要由他來提出。
現在回過頭看，奇怪的倒不是華菜士公開反對美國外交政策，而是他怎會在內閣裏呆得那麽久。由貝爾納斯和華萊士分別主持國務院和商務部，杜魯門的內閣中就有兩個人認為總統的寶座本該是他們的。如果杜魯門能象羅斯福那樣有魅力，他也許能克服兩個性格倔強的人之間的分歧。可是他全無策略，當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個個地鬧翻。貝爾納斯早就和他發生衝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開完會後，就去電白宮，說他一返國內，就準備以爐邊談話的廣播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一次詳盡匯報。杜魯門提醒他說，按職責他首先是要向總統匯報。如果有發表爐邊談話的必要，那應由總統來發表。過後不久，杜魯門又和哈羅德·伊克斯在用人問題上發生糾紛。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辭呈，建議於3月31日生效。杜魯門毫不留情批覆，於2月15日就生效。於是伊克斯公開攻擊他在白宮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記者們議論說，總統和一位內閣閣員發生這樣尖銳對罵，在華盛頓極其少見。
但是，這一年還沒有過完，又發生一次這樣的爭吵。邱吉爾為了對杜魯門表示敬意，在密蘇裏州富爾頓市的小小的威斯敏斯特學院內發表“鐵幕”演說。他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批評並未得到好評。這個人總是走在時代前頭，這次也是如此。但聽了這次講話後，在華盛頓暴跳知雷的，首推商務部長。他下定決心，隻要時機一到，就要使所有這些恐蘇病患者都俯首貼耳。9月，時機到了。貝爾納斯那時正在巴黎參加一次重要外長會議，9月10日華萊士把他在美蘇友協的群眾大會上準備發表的講話稿呈報總統。杜魯門沒時間看，他一邊翻著講稿，一邊聽華菜士將內容講給他聽。華萊土說，他這次會對蘇聯會採取比過去更加批判的態度。總統心裏惦念著別的事，隨便點了一下頭，並說他希望這篇演說，會使參加國會競選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和參加紐約州州長競選的民主黨有利。記者們在外麵走廊等候，問華萊士和總統談了些什麽。他請他們好好聽聽他的演說。
華萊士的確批評了克裏姆林宮，在這點上他是信守諾言的。但他也同樣嚴厲地批評英國外交部，接著還激烈攻擊杜魯門和貝爾納斯的外交政策。他說，華盛頓根本不應幹涉蘇聯在東歐駐軍，那是史達林的勢力範圍。接著他說美國應將原子彈計劃通知各國政府，不管它們的政治製度如何。最後，他要美國裁軍，不管其他各國採取什麽態度。他認為同英國和西歐國家簽訂集體安全條約，這種想法就顯然存心不良。“在我看來，把英國作為我們外交政策的樞紐，真是愚不可及。”他說，“可以肯定，光是英國在近東的帝國主義政策，和俄國的報復行動，就會直接把美國引向戰爭。”接著那兩句話，是他離開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以後才加進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親英；既不反俄，也不親俄。兩天前總統看到這幾句話時就說，這代表我們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講稿的記者在下午4時、也就是在演說前三個小時就來到白宮，參加總統記者招持會。有人向總統是否已同意商務部長的講話，他點點頭。它準確地反映政府政策麽？他也說是的。接著他就去克拉克·克裏福德家裏參加一個隻有男賓參加的宴會，滿以為華萊士會支持既定的政策。閃電發作的時候，他還在那裏。第一陣隆隆雷聲是下午6時傳來的。當時華萊士的一份預發的發言稿傳到了代理國務卿威爾·克萊頓那裏。他立即用直通電話線和白宮的查爾斯·羅斯接話，提出抗議說“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會議上處境困難。”他要求總統公開否認。但羅斯說杜魯門已經批準了華萊士發言，否認已經太遲了，第二天，報紙出現令人驚惶的特大標題，說美國政策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在巴黎的參議員範登堡對記者說，“我不能同時和兩個國務卿一起工作。”貝爾納斯從一位英國記者那裏聽到這個晴天霹靂。他憋了一肚子氣有四天之久，然後打電報給總統說，“華萊士先生是您內閣的一位成員，如果您為了某種原因不能製止他在外交問題發言的話……我就隻能請您立即同意我辭職。”
迪安·艾奇遜認為“杜魯門總統簡直是幼稚。這樣說並非過分責難。首先，對於美國總統的繁重責任，他當時還不十分熟悉。在他看來，亨利·華萊士是個經驗豐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負責官員，講稿又經認真準備，為什麽不能讓他公開發表呢？”如果杜魯門這麽說了，人們就會對他諒解。可是，他卻想用“一個笨拙的謊言”（《時代》周刊語）來使事件平息。他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聲稱要把這次來得很“自然的誤解”“澄清”一下。他解釋說，他一點也沒有贊成這篇演說的意思，他隻是想維護華萊士發表意見的權利而已。特別是，他並沒有把這篇演說當作是一篇“代表我國外交政策的聲明”而予以批準過。接著就是一場尖銳的提問。記者們提醒杜魯門，說華萊士事實上等於對聽眾說，他對英俄兩國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態度，是經過總統的讚許，認為是“現政府的政策”。接著的一段對答，真是狼狽異常。
</br>
現在回過頭看，奇怪的倒不是華菜士公開反對美國外交政策，而是他怎會在內閣裏呆得那麽久。由貝爾納斯和華萊士分別主持國務院和商務部，杜魯門的內閣中就有兩個人認為總統的寶座本該是他們的。如果杜魯門能象羅斯福那樣有魅力，他也許能克服兩個性格倔強的人之間的分歧。可是他全無策略，當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個個地鬧翻。貝爾納斯早就和他發生衝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開完會後，就去電白宮，說他一返國內，就準備以爐邊談話的廣播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一次詳盡匯報。杜魯門提醒他說，按職責他首先是要向總統匯報。如果有發表爐邊談話的必要，那應由總統來發表。過後不久，杜魯門又和哈羅德·伊克斯在用人問題上發生糾紛。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辭呈，建議於3月31日生效。杜魯門毫不留情批覆，於2月15日就生效。於是伊克斯公開攻擊他在白宮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記者們議論說，總統和一位內閣閣員發生這樣尖銳對罵，在華盛頓極其少見。
但是，這一年還沒有過完，又發生一次這樣的爭吵。邱吉爾為了對杜魯門表示敬意，在密蘇裏州富爾頓市的小小的威斯敏斯特學院內發表“鐵幕”演說。他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批評並未得到好評。這個人總是走在時代前頭，這次也是如此。但聽了這次講話後，在華盛頓暴跳知雷的，首推商務部長。他下定決心，隻要時機一到，就要使所有這些恐蘇病患者都俯首貼耳。9月，時機到了。貝爾納斯那時正在巴黎參加一次重要外長會議，9月10日華萊士把他在美蘇友協的群眾大會上準備發表的講話稿呈報總統。杜魯門沒時間看，他一邊翻著講稿，一邊聽華菜士將內容講給他聽。華萊土說，他這次會對蘇聯會採取比過去更加批判的態度。總統心裏惦念著別的事，隨便點了一下頭，並說他希望這篇演說，會使參加國會競選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和參加紐約州州長競選的民主黨有利。記者們在外麵走廊等候，問華萊士和總統談了些什麽。他請他們好好聽聽他的演說。
華萊士的確批評了克裏姆林宮，在這點上他是信守諾言的。但他也同樣嚴厲地批評英國外交部，接著還激烈攻擊杜魯門和貝爾納斯的外交政策。他說，華盛頓根本不應幹涉蘇聯在東歐駐軍，那是史達林的勢力範圍。接著他說美國應將原子彈計劃通知各國政府，不管它們的政治製度如何。最後，他要美國裁軍，不管其他各國採取什麽態度。他認為同英國和西歐國家簽訂集體安全條約，這種想法就顯然存心不良。“在我看來，把英國作為我們外交政策的樞紐，真是愚不可及。”他說，“可以肯定，光是英國在近東的帝國主義政策，和俄國的報復行動，就會直接把美國引向戰爭。”接著那兩句話，是他離開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以後才加進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親英；既不反俄，也不親俄。兩天前總統看到這幾句話時就說，這代表我們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講稿的記者在下午4時、也就是在演說前三個小時就來到白宮，參加總統記者招持會。有人向總統是否已同意商務部長的講話，他點點頭。它準確地反映政府政策麽？他也說是的。接著他就去克拉克·克裏福德家裏參加一個隻有男賓參加的宴會，滿以為華萊士會支持既定的政策。閃電發作的時候，他還在那裏。第一陣隆隆雷聲是下午6時傳來的。當時華萊士的一份預發的發言稿傳到了代理國務卿威爾·克萊頓那裏。他立即用直通電話線和白宮的查爾斯·羅斯接話，提出抗議說“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會議上處境困難。”他要求總統公開否認。但羅斯說杜魯門已經批準了華萊士發言，否認已經太遲了，第二天，報紙出現令人驚惶的特大標題，說美國政策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在巴黎的參議員範登堡對記者說，“我不能同時和兩個國務卿一起工作。”貝爾納斯從一位英國記者那裏聽到這個晴天霹靂。他憋了一肚子氣有四天之久，然後打電報給總統說，“華萊士先生是您內閣的一位成員，如果您為了某種原因不能製止他在外交問題發言的話……我就隻能請您立即同意我辭職。”
迪安·艾奇遜認為“杜魯門總統簡直是幼稚。這樣說並非過分責難。首先，對於美國總統的繁重責任，他當時還不十分熟悉。在他看來，亨利·華萊士是個經驗豐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負責官員，講稿又經認真準備，為什麽不能讓他公開發表呢？”如果杜魯門這麽說了，人們就會對他諒解。可是，他卻想用“一個笨拙的謊言”（《時代》周刊語）來使事件平息。他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聲稱要把這次來得很“自然的誤解”“澄清”一下。他解釋說，他一點也沒有贊成這篇演說的意思，他隻是想維護華萊士發表意見的權利而已。特別是，他並沒有把這篇演說當作是一篇“代表我國外交政策的聲明”而予以批準過。接著就是一場尖銳的提問。記者們提醒杜魯門，說華萊士事實上等於對聽眾說，他對英俄兩國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態度，是經過總統的讚許，認為是“現政府的政策”。接著的一段對答，真是狼狽異常。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