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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特·魯瑟的得力助手艾米爾·梅齊，那年冬天不在汽車工會。他甚至連底特律的情況都一無所知。這位梅齊中士是應徵入伍的。由於他是馬尼位士兵鬧復員的騷動的頭子，就被日夕監視，不準對外通訊，也不讓接見來客。可是這樣監視製止不了騷動。示威遊行風起雲湧，蔓延到東京、關島、中國、加爾各答、夏威夷、倫敦和維也納。勒阿弗爾、巴黎和法蘭克福也出現遊行示威。到了春季，美軍士氣大受削弱，美國在國外威信也下降。美國陸軍都受到嚴重打擊。
士氣本來已經到了珍珠港事件以來的最低點。因此士兵們很容易聽信手腕巧妙的煽動者。原有的計分復員製在戰勝日本以後就告凍結。從那時起，服役就不算分數，不能以此爭取早日復員。本來計分製就已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夠公平之處，後來太平洋戰事又出乎意外地提前結束，這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天，陸軍部發現把服役分數高的國外部隊運送回國，不如讓從未出國的服役分數低的部隊先復員方便得多。其實那時最尖銳的問題還不是復員。最尖銳的問題是士兵普遍不滿，他們感到上級存心虐待他們。
二十世紀美國最有力的一股社會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軍隊裏的等級製度是與此背道而馳的。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士兵們也還是反對專斷獨裁。現在已經和平，士兵從戰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間的鴻溝擴大了。《紐約時報》的軍事編輯漢森·鮑德溫，談不上是反對特權的人，他後來也得出結論說，“確實有理由使人不滿。”他指出，將軍們吃的是魚子醬，喝的是香檳酒，確是一點不假，而士兵們吃的卻是c級軍用幹糧。一般下級軍官認為自己理應住最舒適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紅十字會女郎來往，在最好的電影院裏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給他們做俱樂部，有士兵在那裏的酒吧間裏給他們端美酒，又有當司機的士兵把他們安頓上床睡覺。有些指揮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員，僅僅是為了要推遲放棄他們在戰時的臨時軍銜所享受的待遇。正當的不滿日積月累，更由於最高當局特別是陸軍部長羅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諒地不明下情和輕易動火而達到了爆發點。
但話得說回來，1946年陸軍鬧出近乎譁變的事來確實是有點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復員近一百萬人，復員分數起點亦已從五十降為三十八。海軍士兵意見本來更大，卻沒有發生那麽多使人難堪的事情。海軍陸戰隊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它幹脆下令禁止這種行動。如果陸軍裏鬧復員的都是曾在前線浴血奮戰過的戰士，那還不至太不光彩。但鬧復員的又不是這些人。到了1945年聖誕節，比爾·莫爾丁筆下的威利和喬那樣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脫下軍裝了。
頭一個使人對陸軍復員方針感到懷疑的人，竟然是麥克阿瑟將軍。他沒向華盛頓任何人請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駐日占領軍將在六個月內從四十萬減至二十萬。記者們向杜魯門總統問到這問題，杜魯門軟弱無力地回答說，他事前雖然沒有接到報告，但麥克阿瑟既然認為不需要他原來設想的那麽多部隊，他聽了倒是很高興的。迪安·艾奇遜則說：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究竟要多少，應該由政府的決策人來決定，不是由那位將軍來決定。這一來，他就立即和國會裏擁護麥克阿瑟的人發生衝突。（後來艾奇遜就這事這樣寫道，要是當初政府能夠預見未來的話，“我們本來可以看到，這場交鋒不過是後來導致麥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職的一場大鬥爭的開鑼戲而已”）那些等復員等得不耐煩的士兵就認為，如果一位五星上將可以把駐軍減少一半的話，那麽軍階低一些的將軍，應該也可以這麽做。
誰知情況的發展卻剛剛相反。1946年1月6日軍人報紙《太平人日報》報導說，陸軍復員計劃每月將從八十萬人減為三十萬人，原因是兵員補充困難。《太平人日報》在頭版向杜魯門總統提出的呼籲中指出，這種困難是陸軍自己造成的，因為赫爾希將軍把每月徵兵額從八萬八千人減為二萬一千人。在馬尼拉維持這樣大量部隊，特別惹人生氣。按照《太平人日報》的看法，和平時期的和平軍人的唯一合法用途就是要占領被征服的國家，但是菲律賓人並非敵人，他們就要在1946年7月1日宣布獨立。為了使士兵減少點煩惱，軍官們就讓他們進行戰鬥訓練，但這反而使他們更加擔心。有些謠言說，要用他們去追剿菲律賓或者中國大陸上的共黨遊擊隊。最後還火上加油的是，陸軍部長帕特森在關島接見一個記者時竟然說，他聽到戰勝日本日凍結分數復員製感到“驚異”。其實這個凍結已經實行了五個月了。
和梅齊在一起的，還有產聯幾百名工人。這些人都在三十年代後期有過參加底特律罷工糾察隊的經驗。在幾個小時內他們就把傳單油印好，分發出去，組成一支有十五部卡車和吉普車的車隊。他們把車上喇叭按響著，揮動著標語前進。上麵寫道，“我們什麽時候回家？”“我們不歡喜這樣搞”。他們經過一個兵營就停下來，讓那些要參加示威的士兵上車。這是第一次遊行，參加的一共約有一百五十人。有幾個人講了話以後，便在街上幕款，準備在《紐約時報》登個抗議廣告。然後他們就散了，看來火氣也消了。但這件事引起了報界注意，他們當了士兵不滿的傳聲筒。於是一夜之間，呂宋島上的兵營，成了造反的據點。第二天晚上，聚集在馬尼拉市政府前麵開會的，已多達二千五百人，群情激昂，事態不妙。這次籌款所得，除刊登抗議廣告外，還夠錢再給德魯·皮爾遜和沃爾特·溫切爾發個電報。人們輾轉相告，一下子整個呂宋島就有句話傳開來：“向你的選區眾議員寫信”。他們有的是時間，而且又沒有別的事可做，所以寫信的就有一萬八千人。這時西太平洋美軍總司令斯泰爾中將犯了一個重大戰略性錯誤。他竟然認為，安定軍心的最好辦法是讓這批人在馬尼拉巨型的裏紮爾運動場聽他在擴音機上講些安慰的話。其結果恰恰相反，群眾愈聚愈眾，多達十倍。《紐約時報》把這條消息刊登在第一版上：“馬尼拉二萬士兵把將軍噓下台——教促國會從速運送復員軍人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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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特·魯瑟的得力助手艾米爾·梅齊，那年冬天不在汽車工會。他甚至連底特律的情況都一無所知。這位梅齊中士是應徵入伍的。由於他是馬尼位士兵鬧復員的騷動的頭子，就被日夕監視，不準對外通訊，也不讓接見來客。可是這樣監視製止不了騷動。示威遊行風起雲湧，蔓延到東京、關島、中國、加爾各答、夏威夷、倫敦和維也納。勒阿弗爾、巴黎和法蘭克福也出現遊行示威。到了春季，美軍士氣大受削弱，美國在國外威信也下降。美國陸軍都受到嚴重打擊。
士氣本來已經到了珍珠港事件以來的最低點。因此士兵們很容易聽信手腕巧妙的煽動者。原有的計分復員製在戰勝日本以後就告凍結。從那時起，服役就不算分數，不能以此爭取早日復員。本來計分製就已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夠公平之處，後來太平洋戰事又出乎意外地提前結束，這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天，陸軍部發現把服役分數高的國外部隊運送回國，不如讓從未出國的服役分數低的部隊先復員方便得多。其實那時最尖銳的問題還不是復員。最尖銳的問題是士兵普遍不滿，他們感到上級存心虐待他們。
二十世紀美國最有力的一股社會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軍隊裏的等級製度是與此背道而馳的。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士兵們也還是反對專斷獨裁。現在已經和平，士兵從戰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間的鴻溝擴大了。《紐約時報》的軍事編輯漢森·鮑德溫，談不上是反對特權的人，他後來也得出結論說，“確實有理由使人不滿。”他指出，將軍們吃的是魚子醬，喝的是香檳酒，確是一點不假，而士兵們吃的卻是c級軍用幹糧。一般下級軍官認為自己理應住最舒適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紅十字會女郎來往，在最好的電影院裏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給他們做俱樂部，有士兵在那裏的酒吧間裏給他們端美酒，又有當司機的士兵把他們安頓上床睡覺。有些指揮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員，僅僅是為了要推遲放棄他們在戰時的臨時軍銜所享受的待遇。正當的不滿日積月累，更由於最高當局特別是陸軍部長羅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諒地不明下情和輕易動火而達到了爆發點。
但話得說回來，1946年陸軍鬧出近乎譁變的事來確實是有點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復員近一百萬人，復員分數起點亦已從五十降為三十八。海軍士兵意見本來更大，卻沒有發生那麽多使人難堪的事情。海軍陸戰隊沒有示威遊行，因為它幹脆下令禁止這種行動。如果陸軍裏鬧復員的都是曾在前線浴血奮戰過的戰士，那還不至太不光彩。但鬧復員的又不是這些人。到了1945年聖誕節，比爾·莫爾丁筆下的威利和喬那樣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脫下軍裝了。
頭一個使人對陸軍復員方針感到懷疑的人，竟然是麥克阿瑟將軍。他沒向華盛頓任何人請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駐日占領軍將在六個月內從四十萬減至二十萬。記者們向杜魯門總統問到這問題，杜魯門軟弱無力地回答說，他事前雖然沒有接到報告，但麥克阿瑟既然認為不需要他原來設想的那麽多部隊，他聽了倒是很高興的。迪安·艾奇遜則說：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究竟要多少，應該由政府的決策人來決定，不是由那位將軍來決定。這一來，他就立即和國會裏擁護麥克阿瑟的人發生衝突。（後來艾奇遜就這事這樣寫道，要是當初政府能夠預見未來的話，“我們本來可以看到，這場交鋒不過是後來導致麥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職的一場大鬥爭的開鑼戲而已”）那些等復員等得不耐煩的士兵就認為，如果一位五星上將可以把駐軍減少一半的話，那麽軍階低一些的將軍，應該也可以這麽做。
誰知情況的發展卻剛剛相反。1946年1月6日軍人報紙《太平人日報》報導說，陸軍復員計劃每月將從八十萬人減為三十萬人，原因是兵員補充困難。《太平人日報》在頭版向杜魯門總統提出的呼籲中指出，這種困難是陸軍自己造成的，因為赫爾希將軍把每月徵兵額從八萬八千人減為二萬一千人。在馬尼拉維持這樣大量部隊，特別惹人生氣。按照《太平人日報》的看法，和平時期的和平軍人的唯一合法用途就是要占領被征服的國家，但是菲律賓人並非敵人，他們就要在1946年7月1日宣布獨立。為了使士兵減少點煩惱，軍官們就讓他們進行戰鬥訓練，但這反而使他們更加擔心。有些謠言說，要用他們去追剿菲律賓或者中國大陸上的共黨遊擊隊。最後還火上加油的是，陸軍部長帕特森在關島接見一個記者時竟然說，他聽到戰勝日本日凍結分數復員製感到“驚異”。其實這個凍結已經實行了五個月了。
和梅齊在一起的，還有產聯幾百名工人。這些人都在三十年代後期有過參加底特律罷工糾察隊的經驗。在幾個小時內他們就把傳單油印好，分發出去，組成一支有十五部卡車和吉普車的車隊。他們把車上喇叭按響著，揮動著標語前進。上麵寫道，“我們什麽時候回家？”“我們不歡喜這樣搞”。他們經過一個兵營就停下來，讓那些要參加示威的士兵上車。這是第一次遊行，參加的一共約有一百五十人。有幾個人講了話以後，便在街上幕款，準備在《紐約時報》登個抗議廣告。然後他們就散了，看來火氣也消了。但這件事引起了報界注意，他們當了士兵不滿的傳聲筒。於是一夜之間，呂宋島上的兵營，成了造反的據點。第二天晚上，聚集在馬尼拉市政府前麵開會的，已多達二千五百人，群情激昂，事態不妙。這次籌款所得，除刊登抗議廣告外，還夠錢再給德魯·皮爾遜和沃爾特·溫切爾發個電報。人們輾轉相告，一下子整個呂宋島就有句話傳開來：“向你的選區眾議員寫信”。他們有的是時間，而且又沒有別的事可做，所以寫信的就有一萬八千人。這時西太平洋美軍總司令斯泰爾中將犯了一個重大戰略性錯誤。他竟然認為，安定軍心的最好辦法是讓這批人在馬尼拉巨型的裏紮爾運動場聽他在擴音機上講些安慰的話。其結果恰恰相反，群眾愈聚愈眾，多達十倍。《紐約時報》把這條消息刊登在第一版上：“馬尼拉二萬士兵把將軍噓下台——教促國會從速運送復員軍人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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