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不行,但白宮裏這位人民利益的衛士勁兒已經上來,準備一試。劉易斯是在自找麻煩。杜魯門不怕破壞罷工這個罪名,他後來把反工會的凱斯法案和塔夫脫-哈特利法案加以否決,就重新取得工人的好感。他現在受不了的是這位礦工領導人驕橫狂妄,愈來愈不擇手段。他說劉易斯“在戰時發動兩次罷工,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自大狂”,這話衡近乎事實。劉易斯命令四十萬煤礦工人始而罷工,繼而復工,始終沒有考慮到海外作戰的士兵的利益。他們對他也是心中有數的;1943年,《星條報》中東版有一篇社論在結尾指出:“我們代表美國士兵說話——約翰·劉易斯,你的煤炭一樣黑的靈魂該進地獄!”民主黨不欠這個老戲子什麽人情。他沒有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已有十年了。因此,這兩個怒氣沖沖的領導人進行較量的條件已經成熟。煤礦縣工,聯邦政府有必要出頭幹預,因為美國經濟還是以煤為主要動力。它供應全國電力百分之六十二,工業百分之五十五的燃料。如果煤礦工人不上班,鐵路工人上班也無濟於事。因為美國每二十部機車有十九部是燒煤的。


    杜魯門已下定決心要把劉易斯壓倒,所以沒有等鐵路工會低頭就範就已開始行動。在他們在斯塔特勒飯店讓步之前五天,他就簽署一個行政命令,把煤礦接管過來。那時劉易斯領導的罷工已進入第六周,當初看來,總統這種威脅手段註定要失敗,過去歷次都是如此。“杜魯門認為我們的要求不合法?”他對一個記者咆哮說,“他在哪個問題上懂得什麽叫合法?”可是這次總統卻懂得要小心一些。他一邊讓內政部長接管資方的權力,一邊和煤礦工人聯合會達成妥協,使他們的要求大部得到滿足(但付錢的是資方,他們暴跳如雷,可毫無辦法。在這場鬥爭裏,是否理直理虧,是否合乎憲法,似乎都沒多大關係)。然後總統就等待煤礦工人聯合會的這個頭子採取下一步行動。劉易斯虛聲張勢,大叫大嚷,肯定是要找個空子,空子找不到,他就製造一個。他把假期工資這個問題小題大做,10月份就拒絕執行集體合同,並宣稱合同內所有條款都要重新談判。他要求付給工人“從口到口”的工資(即從礦場門口到礦井口的走路時間也算工資)。杜魯門要內政部頂住,他和劉易斯一樣,也想找個藉口採取行動。使他手下崇奉新政的律師們感到狼狽的是,他們發現除了動用為人所不齒的反工會的法院禁令而外,找不出任何別的辦法,而這禁令的法律效力早被諾裏斯-拉瓜迪亞法和華格納法否定了。


    但這難不倒杜魯門。他認為上述立法隻對私營企業的僱主有效,對政府無效。這種解釋真是別出心裁。但既然雙方決戰已公開化,誰要退讓就必然丟臉。甚至當法院文件送到劉易斯在第十五街和i街轉角的聯合礦工會大廈時,劉易斯的助手們還是往礦裏傳達他的指示:“不訂合同,就不開工。”他本人躲在亞歷山德裏亞的寓邸裏,而煤礦卻一個接一個地停產。不到十天,各城市又縮短供電時間,工廠又再關門,機車和空煤車又在支軌上閑放。到了這個時候,這場鬥爭快已達到高潮。聯合礦工會的律師已智窮力竭。11月21日星期四,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艾倫·戈爾茨巴勒指責劉易斯藐視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爾茨巴勒宣判,“被告約翰·劉易斯和美國聯合礦工會無疑已犯有並繼續違犯民事性質與刑事性質的藐視本法庭罪。”所處罰金達三百五十一萬元。


    劉易斯當場目瞪口呆,頹然坐下。在美國勞工史上,從沒有人被處罰過這樣大的金額。他知道他沒有更多的其他辦法。他不能象德布斯和岡珀斯那樣寧可坐牢,因為政府已撤回對他刑事性質的藐視法庭的指控。他也可以與法官為敵,當他嘶啞地說“先生,既然我已被判決為藐視你的法庭……”時,看來就是打算這樣做的。但是他說到這裏就停下來。他的律師把他拉回來坐下。這樣一個敢於課罰為數幾百萬元的法官是不好惹的。提出上訴是不可免的了,但看來也隻能是使判決緩期執行而已。而在這個期間,被告卻糾纏在一大堆法院的命令、傳票、訴狀、限令等等的法律文件中間。他暈頭轉向,放過了他的對手。哈裏·杜魯門到哪裏去了?


    杜魯門見劉易斯不準備再鬥,就非常明智地暫時不再說什麽話。但他是否贏得勝利還是個未知數。主動權仍在劉易斯手上,要把他的主動權奪過來,隻有一個穩妥辦法,就是消滅或者威脅他的力量基礎。如果兩人都保緘默,讓劉易斯的律師搞些新的法律行動來掩飾真相,那麽這場全國危機,就不隻是難於理解,而且變得無法忍受。煤礦工人也許並不喜歡劉易斯,有些人可能還恨他,但他們幾乎一致認為他們需要他的保護。他要是不命令他們上班,那麽礦井和坑道還會是空蕩蕩的,除非有個有同樣號召力的人發出上班的命令。也許總統有足夠的號召力吧!哈裏·杜魯門決心試試。在珍珠港事件五周年的星期六早上,查爾斯·羅斯向記者宣布,總統將於當晚發表廣播,直接向煤礦工人呼籲,要求他們不要再理會他們的頭頭,馬上回去上班,把國家從危機中拯救出來。


    這場賭博使人屏息凝神,總統以自己威信孤注一擲。但是,他成功了。劉易斯招架不住。清晨4時,他在聯合礦工會大廈召開記者招待會。他一方麵聲稱最高法院的審議,“不應因為人們對經濟危機驚惶失措,而受到公眾壓力的影響”,另方麵,他又說,“各地區的各個礦井,要立即恢復生產。……每個會員均應上班。工資與雇用條件,還是按1946年11月或這以前的規定。”說完這幾句話,他就蹣跚下台,以後就寂寂無聞,他再也不能對全國人民進行勒索了。他的失敗也就是杜魯門的勝利,使得總統覺得自己當了名副其實的總統,這大概還是他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克拉克·克利福德後來對《紐約時報》的卡貝爾·菲利普斯說:“我可以告訴你,從那時起,老頭子大不一樣了,他終於自己當家作主了。”另一位總統助手說得更直接了當,“他大搖大擺回到白宮去的時候,你可以聽到他的兩個睪丸碰得叮鐺的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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