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杜魯門』


    瑪格麗特對此感到羞愧。她對報界說,“我絕對肯定我父親不會使用這樣的語言的,”接著就含淚跑回樓上去。休姆在他第二篇音樂評論裏,劈頭就說“假如我可以鬥膽發表意見的話……”於是,杜魯門低聲下氣地承認:“我感情脆弱,有時控製不了自己。”這件事大家從此也就認為了結了。但共和黨人,包括眾議員理察.m.尼克森在內,卻不肯罷休,他們說當總統的應該言行十分莊重。


    反對杜魯門的人,把他看成是個笑柄,而且是個蹩腳的笑柄。羅斯福的舉止,至少總象個國家元首。他總不會忘掉自己的身份去嚴厲指責一個音樂評論家,也不會象杜魯門在一封怒氣沖沖的文件裏說海軍陸戰隊的“宣傳機器,幾乎可以和史達林的比美”。在華盛頓以外的地方,他的舉止就象一個美國退伍軍人團成員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那樣。在佛羅裏達州,他頭戴白帽,身穿花色怪異的夏威夷襯衫,手裏拿著特大號的手杖。他和溫斯頓·邱吉爾一起去密蘇裏州富爾頓市的途中,頭上戴著火車司機帽,快樂地開著機車。在堪薩斯城,他走進弗蘭克·斯平拿的理髮店,對弗蘭克說,“別用什麽名貴的東西,什麽帶香味的我都不要”。報界把這一切都照登出來,還刊登了他登上“聖牛”號前對他母親吻別,他母親最後說的話:“要做個好人,又要有點剛強勁兒”。


    在富蘭克林·羅斯福下葬在海德公園後的若幹天乃至若幹周內,並沒有人對新總統寄予多大的期望,隻有少數的人慢慢地得出結論:認為哈裏·杜魯門按某種標準還算得上是個好人,而且是有點剛強勁的。馬歇爾和李海發現,在白宮作戰室裏,他們向他匯報,從來不必重複再說一遍。都隊番號、軍艦艦名、作戰計劃、敵人部署、後勤供應的數字——他都記得住,而且進行扼要分析時也都能引用。就任的第一周還未結束,他已著手處理棘手的巴勒斯坦問題,為在舊金山召開的第一屆聯合國會議作準備,改組了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並變動了三個內閣成員。他差一點否決了艾森豪的意見,而主張命令美軍攻入柏林和布拉格。他一生中隻有少數幾次沒有憑直覺預感辦事,這是其中的一次。要是他當時按直覺預感辦了,戰後歐洲的歷史就會大不相同。在莫斯科的艾夫裏爾·哈裏曼大使,由於對新總統幾乎全不了解,坐著大使館飛機,橫渡亞洲、歐洲和大西洋回國匯報(當時是創紀錄的了),以免杜魯門會被史達林的欺詐行為所欺騙。4月23日星期一,哈裏曼被帶進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晉謁新總統:


    『我和杜魯門先生隻談了幾分鍾,就發現這個人對形勢是真正了解的。我感到多麽驚奇和寬慰啊!他把我和國務院之間所有來往電報和報告都看了,幾個月以來的都看了。他了解當前實況,也了解發展過程,並能敏銳地領會這些事態的意義。』


    羅斯福試圖博取俄國人的歡心。杜魯門卻對他們直言不諱。當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羅米柯走進橢圓形辦公室時,總統直接了當地指出,美國和聯合王國對雅爾達協定的每一規定都已履行,但是,信守諾言不能是單方麵的。莫洛托夫回答說,蘇聯也同樣一直是守約不渝的。杜魯門反駁說,在波蘭問題上就不是。他當場立即向莫洛托夫說清楚,隻要紅色傀儡還在東歐當權,波蘭就不會被接納進聯合國。而且,他希望莫洛托夫一字不漏地將這意見轉告史達林。莫洛托夫憤怒地回答說,“我有生以來,從沒有人對我這樣講過話。”杜魯門冷冰冰地說,“如果你們履行協議,就沒有人對你這樣說話了。”當時哈裏曼陪同會見,後來他追述說,“他對莫洛托夫很粗暴,粗暴到連我都有點擔心。但是,我確實為新總統感到很自豪。”


    從海德公園回來,杜魯門就邀請貝爾納斯參加新閣,當國務卿。用總統的話來說,貝爾納斯當時“幾乎跳起來表示不同意。”新的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4月30日去信給他兒子時說:“新總統幹得十分出色。”接著他說,在羅斯福死前兩天,他偶然有機會和杜魯門詳談過,“從此就對他有個明確的印象。他為人坦率、果斷、單純、非常老實,……我想他會很快掌握總統工作,取得人們信任。由他當總統而不是亨利·華萊士,我認為是天賜之福。”


    馬歇爾、李海、哈裏曼和艾奇遜等人是第一批改變看法的人。其他的人經過較長的時間才佩服他,而有些人則幾乎要在他們腦袋上猛擊之後才轉過來,而杜魯門剛巧又長於此道。他己決定任命密蘇裏州一位老朋友約翰·斯奈德為聯邦貸款局長。於是,他把前任局長傑西·瓊斯召來,把決定告訴他,瓊斯感到突然。他原以為事前會和他商量一下的。他問,“總統逝世前,就決定這個任命嗎?”


    “不”,杜魯門回答說,“總統是剛剛決定這個任命的”。


    4月底,《日內瓦論壇報》一條標題說:局勢發展迅速,大事似乎接踵而來。確實是這樣。5月1日公布了德國元首的死訊。公布那天晚上朱莉·安德魯斯第二次看到倫敦入夜後燈火通明。5月2日攻占柏林。同一天晚一些時候,在義大利的德軍投降。兩天後,在荷蘭,丹麥和德國西北部的德國國防軍司令官們宣布投降。然後,5月7日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當時德國最高統帥部參謀長。——譯者】及其屬下人員在蘭斯市簽署無條件投降的文件,而德國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當時德國最高統帥部長官。——譯者】則在柏林蘇聯元帥格奧爾基·朱可夫麵前舉行同樣的很不好受的投降儀式。那時是晚上11時半。在現代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國家的全部武裝力量,包括陸、海、空三軍全體官兵,都同時成了戰俘。接著那一周,各軍的指揮官都把部隊移動到指定位置,取消戰鬥命令,把手錶校準,以便同時實行停火。一下子歐洲勝利日到來了——1945年5月8日,正好是杜魯門六十一歲生日。上午9時總統發表廣播演說。(同一時刻,邱吉爾在倫敦,史達林在莫斯科也向他們的人民公布這個消息。)他第一句話是:“盟軍在上帝的幫助下經過犧牲和全力以赴之後……”這句以後,幾乎再沒有人還記得他講了什麽。人們走上街頭,走到《時代》廣場,從華爾街上大樓窗口拋出無數整卷的彩帶,他們在芝加哥市的盧普中心區,在波士頓公園,在好萊塢和文蘭城,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的戰士紀念碑周圍,在華盛頓公園,在校園、在兵工廠到處跳起舞來。隻要有地方跳舞,就跳起舞來;有時沒有空地方也跳,連百貨公司的櫥窗,公共電話間和電梯裏也有人在跳。男人想找女的接吻,女人們也想人們來吻她。人們覺得有權利暫時忘記還有一場更傷腦筋的戰爭。那個帝國比之德意誌帝國還大,更有決心繼續戰鬥,甚至誰備不惜毀滅自己民族每一個成員,以便迫使敵人付出盡可能高的代價。歐洲勝利日並沒有使東京的土氣受挫。天皇仍然是神聖的:為天皇而犧牲,仍然是不朽的保證。東京對任何和平試探都作這同一的回答:不投降,將來也永遠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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