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襲珍珠港後，迫害就開始了，1942年日本取得一連串的勝利，在美國的白種人中激起了一種盲目的報復情緒——有些人就是這樣辯解的。要是紐倫堡的法官們當初沒有作出這樣的裁決：戰爭狂熱不得作為辯解的理由，那種說法也許就會有說服力一些。德國人以種族藉口懲罰老百姓，美國人也是一樣。當然美籍日人還沒有被拷打，被毒氣殺害，被焚化或用來作殘忍的醫學實臉。但是美國當局朝著暴行的方向走上了這條黑暗的道路。他們同時代的人沒有判決他們；歷史必須判決。
為什麽西海岸對美籍日人會特別不能容忍，這是極為費解的。在夏威夷，東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軍隊迅速採取了行動，處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們跟軍事情報處和聯邦調查局緊密合作，隻有少數幾個嫌疑分子受到了偵訊。但沒有發生種族政視的情況，連這類謠言也沒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亞州，“一世”和“二世”隻占人口百分之一，卻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開始出事。州長卡伯特·奧爾森和州檢察長厄爾·沃倫，同各縣的法警長和各地的檢察官一起，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一世，二世都被開除公職，被吊銷了律師和醫生的開業執照，有些地區什麽生意也不讓他們做，有些原來以捕魚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檢察長沃倫滿口歪理，說什麽美國國內沒有出現日裔的破壞活動，正好說明他們是詭計多端，陰險隱蔽。後來當他當了最高法院院長，人們也用同樣的推理來對付他。他還向華盛頓匯報說：“本州執法官員的意見，都認為這裏土生土長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僑民更為危險。”
政府官員這樣掀起了人們對黃禍的仇視，並且經報界進一步煽動以後，這場仇視運動就越演越劇。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個報業辛迪加的專欄作家寫道：“我們這兒為什麽要對這些日本鬼那麽好呢？他們把我們停車的位置占了；郵局排隊買郵票他們站在你前頭；在公共汽車和電車上，他們占了座位。能讓他們去受苦挨餓罷！讓他們去碰釘子吧！我個人就恨日本人，一個也不例外。”他主張把全部美籍日裔（不管是嬰兒或是年老體弱的）都要逐到內地去，一個不留。他還說：我的意思也不是讓他們到內地的好地方去，而是把他們趕在一起，攆到窮山惡水的深處。”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說，加州每個日本人都應管起來，“什麽人身保護！到了危險過去以後再說。”專欄作家達蒙·魯克恩和亨利·麥克利莫都表示贊同這個意見。
羊群是跟著牧羊人走的。於是保臉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險單註銷。送牛奶的就拒絕給他們送牛奶，雜貨店商人就不賣食物給他們。沃倫把他們的存款都凍結，銀行就拒絕兌付他們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時期內，加利福尼亞的白人對美籍日人愈來愈擔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們是不是願意搬到內地去。接著三個星期裏，接受這個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們處境之困窘，可見一斑。
這並不解決問題。這隻是將問題往別處轉移了一部分。種族主義的病菌繼續擴散。內華達州律師協會通過決議，說：“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市是危險的話，那末他們來到內華達州同樣也是危險的。”愛達荷州州長蔡斯·克拉克對新聞界說：“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長霍默·艾金斯跟著也宣布“我們州的人民對日本人的風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懷疑。”堪薩斯州州長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車往州內開來，他解釋說“堪薩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歡迎日本鬼。”
這八千人背鄉離井，生活愈來愈困苦不堪。在理髮店窗子掛的牌子上寫著：“日本鬼來刮鬍子，發生意外事故概不負責。”飯店櫥窗掛的牌子上寫著：“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殺無誤。”加油站不肯賣汽油給他們。他們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廁所也不讓他們進去。有五個二世到了新澤西州，一個農民把他們雇用了，當地治保委員會就把這個農民的穀倉付諸一炬，還聲稱要把他的幼兒殺掉。一個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個職業，想到教堂做禮拜。誰知牧師親自在門口擋駕，他說：“你去你們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嗎？”陸軍中將約翰·德威特是美國西部防務司令部司令，也是個菲律賓問題的老手，他認為讓美籍日人在農村裏到處流浪，這辦法不管怎樣說也是很蠢的。“日本鬼總是日本鬼呀，”他說，“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沒有什麽兩樣！”
加利福尼亞州催促聯邦政府採取行動。羅斯福給這個問題弄得厭煩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著各個戰場的戰況，就把這事交陸軍部長史汀生和當時陸軍部長助理麥克洛伊去處理。他隻提出一條，就是要他們盡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著他自己的作戰地圖和戰局進退，因此便把處理權交給麥克洛伊，後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積極策劃者。按照德威特將軍的指示，陸軍部外僑處處長卡爾·本德森少校，本來擬好了一個疏散計劃。他在舊金山對這個計劃進行最後修改的時候，麥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電話給他說：“我們想怎樣辦就可以怎樣辦，總統方麵是不成問題的。”德威特本來已經簽署了本德森的草案，聽見這樣就立即把計劃寄到華盛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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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西海岸對美籍日人會特別不能容忍，這是極為費解的。在夏威夷，東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軍隊迅速採取了行動，處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們跟軍事情報處和聯邦調查局緊密合作，隻有少數幾個嫌疑分子受到了偵訊。但沒有發生種族政視的情況，連這類謠言也沒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亞州，“一世”和“二世”隻占人口百分之一，卻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開始出事。州長卡伯特·奧爾森和州檢察長厄爾·沃倫，同各縣的法警長和各地的檢察官一起，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一世，二世都被開除公職，被吊銷了律師和醫生的開業執照，有些地區什麽生意也不讓他們做，有些原來以捕魚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檢察長沃倫滿口歪理，說什麽美國國內沒有出現日裔的破壞活動，正好說明他們是詭計多端，陰險隱蔽。後來當他當了最高法院院長，人們也用同樣的推理來對付他。他還向華盛頓匯報說：“本州執法官員的意見，都認為這裏土生土長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僑民更為危險。”
政府官員這樣掀起了人們對黃禍的仇視，並且經報界進一步煽動以後，這場仇視運動就越演越劇。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個報業辛迪加的專欄作家寫道：“我們這兒為什麽要對這些日本鬼那麽好呢？他們把我們停車的位置占了；郵局排隊買郵票他們站在你前頭；在公共汽車和電車上，他們占了座位。能讓他們去受苦挨餓罷！讓他們去碰釘子吧！我個人就恨日本人，一個也不例外。”他主張把全部美籍日裔（不管是嬰兒或是年老體弱的）都要逐到內地去，一個不留。他還說：我的意思也不是讓他們到內地的好地方去，而是把他們趕在一起，攆到窮山惡水的深處。”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說，加州每個日本人都應管起來，“什麽人身保護！到了危險過去以後再說。”專欄作家達蒙·魯克恩和亨利·麥克利莫都表示贊同這個意見。
羊群是跟著牧羊人走的。於是保臉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險單註銷。送牛奶的就拒絕給他們送牛奶，雜貨店商人就不賣食物給他們。沃倫把他們的存款都凍結，銀行就拒絕兌付他們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時期內，加利福尼亞的白人對美籍日人愈來愈擔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們是不是願意搬到內地去。接著三個星期裏，接受這個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們處境之困窘，可見一斑。
這並不解決問題。這隻是將問題往別處轉移了一部分。種族主義的病菌繼續擴散。內華達州律師協會通過決議，說：“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市是危險的話，那末他們來到內華達州同樣也是危險的。”愛達荷州州長蔡斯·克拉克對新聞界說：“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長霍默·艾金斯跟著也宣布“我們州的人民對日本人的風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懷疑。”堪薩斯州州長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車往州內開來，他解釋說“堪薩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歡迎日本鬼。”
這八千人背鄉離井，生活愈來愈困苦不堪。在理髮店窗子掛的牌子上寫著：“日本鬼來刮鬍子，發生意外事故概不負責。”飯店櫥窗掛的牌子上寫著：“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殺無誤。”加油站不肯賣汽油給他們。他們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廁所也不讓他們進去。有五個二世到了新澤西州，一個農民把他們雇用了，當地治保委員會就把這個農民的穀倉付諸一炬，還聲稱要把他的幼兒殺掉。一個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個職業，想到教堂做禮拜。誰知牧師親自在門口擋駕，他說：“你去你們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嗎？”陸軍中將約翰·德威特是美國西部防務司令部司令，也是個菲律賓問題的老手，他認為讓美籍日人在農村裏到處流浪，這辦法不管怎樣說也是很蠢的。“日本鬼總是日本鬼呀，”他說，“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沒有什麽兩樣！”
加利福尼亞州催促聯邦政府採取行動。羅斯福給這個問題弄得厭煩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著各個戰場的戰況，就把這事交陸軍部長史汀生和當時陸軍部長助理麥克洛伊去處理。他隻提出一條，就是要他們盡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著他自己的作戰地圖和戰局進退，因此便把處理權交給麥克洛伊，後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積極策劃者。按照德威特將軍的指示，陸軍部外僑處處長卡爾·本德森少校，本來擬好了一個疏散計劃。他在舊金山對這個計劃進行最後修改的時候，麥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電話給他說：“我們想怎樣辦就可以怎樣辦，總統方麵是不成問題的。”德威特本來已經簽署了本德森的草案，聽見這樣就立即把計劃寄到華盛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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