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樣，當時從歐洲來的遊客還是嘲笑美國的物質文明。當然，今天的歐洲青年就不會說戰前的美國人太舒服了。當時雖然農村電氣化不斷進展，但是3/4的農家仍然用煤油燈照明。就全國來說，七個人才有一部電話機，五個人才有一輛汽車；1/4的家庭沒有自來水，1/3的家庭沒有衛生間。隻要念完八年級，一般美國人就不上學了。參議員華格納在華盛頓提出了健康保險法案，但是由於美國醫師協會在國會是大肆活動的結果，提案沒有通過。其時，5～15歲的兒童死於風濕性心髒病的最多。
全國人口是1.32億。人口統計學家一致認為不會再有很大增長了。30年代中，職業婦女人數不知不覺地增長了50萬，但是，已婚婦女就業的仍然隻占17％。家庭主婦還是一麵幹家務活，一麵收聽電台播放推銷肥皂的傷感的日間廣播劇（最受歡迎的是《維克和薩德》）和推銷商品的新歌曲節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調，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時國民生產總值隻有900億元，道·瓊斯的工業股票指數徘徊在150左右。總之，美國的經濟依然蕭條。《紐約晚報》惟一的經濟新聞記者西爾維婭·波特對通貨緊縮的情況作過如下的生動描述：單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腸麵包每個五分；電影入場券每張兩角；雜誌大多每份一角；一頓客飯四角五分；手錶修理費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賣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賭隻下五分錢的賭注。
工商界依然把問題歸咎於政府的插手，工會不合作，聯邦政府開支太大，工人偷懶，以及羅斯福之拒不採納胡佛的主張，對工資和物價始終不肯進行“合理的調整”等等。但是卡羅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種看法，認為30年代的工商界並不真懂生意經，因為他們以為繁榮隻靠華爾街的金融家和鋼鐵之類的所謂基礎工業，而忽視了關鍵問題，即消費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檔商品和各種勞務。她指出，對“鞋子、藥品、食物、肥皂、香菸、衣服，以及破汽車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長的；汽車、卡車、汽油、電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這些行業，總是有生意可做的”。《財富》月刊在戰前的幾個月裏，以驚異的口氣指出，有一類工業自股票市場大崩潰以來一直都很興旺，這就是那些專門製造一用即扔的東西，如紙餐巾、紙杯、紙碟子、不能退錢的瓶子、月經帶、保險套等等工業。當時男人花在保險套上的錢，多於理髮。
有些商品沒有放手生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企業家仿佛覺得，它們對人沒什麽好處。洗碟子原是婦女的本分，不能讓她們一扔了事嘛。服務到汽車上的營業【例如服務到車上的路旁食館、銀行等。——譯者】是不對頭的，因為這使得幹什麽事都太方便了。由於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遠見是其一），有錢人不願意投資到超級商場、郵資總付計數器、空氣調節設備、滑雪場、霓虹燈、半導體收音機、膠合板以及汽車遊客旅館這些方麵。分期付款的購貨方法，隻有有錢人才可以用。小額帳單大多數是用現金付款的，銀行限製開支票來往帳戶，辦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較大的結餘額。當時如果竟有銀行為儲戶保守秘密，墊款給他們度假（“先走人，再還錢”），那就會嚇壞人的，好比社會上的頭麵人物在大庭廣眾公開出醜一樣。
許多到戰後使美國改變麵貌的新發明，本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當時不但雷達眼看要在工程師手裏完成，電視機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國廣播公司在紐約萬國博覽會試播電視，雖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電視機，屏麵很小，但曼哈頓區的人們還是接收到了圖像。不過哈佛大學查爾斯·道斯教授認為電視將來不可能盛行，因為“隻能在一個半黑的房間裏收看，而且機器老是要有人管著。”這時螢光燈已開始使用了。正如尼龍和滌綸問世不久後紡織品就起很大變化，各種塑料很快也將代替鋼、鋁、鋅、鎳成為工業原料，製造出大至駕駛盤，小至自來水筆（後來還有原子筆）之類的東西。1940年春，伊戈爾·西科爾斯基【伊戈爾·西科爾斯基，美國航空工程師，因研製直升機而聞名。——譯者】在康乃狄克州布裏奇波特市機場首次駕駛直升機，有個記者說它是“稀奇古怪、狀如紡錘的機器”。某雜誌預測，西科爾斯基的直升機在戰場上可能有用。
美國的汽車當時還沒有成為後來某社會評論家所說的“令人顧盼自豪的東西”，但也離此不遠了。“俄爾茲”牌車商大事宣傳，說裝上一個價值57元的“液壓離合器”，就可以不用換擋；“林肯·澤菲”牌敞篷車宣傳說，裝一個奇妙的按鈕，一按就可以起落篷頂。但是底特律市那些思想保守的車廠老闆對這些新玩意兒卻隻是聳聳肩，一笑置之，正如戰前最後那幾個月的出版界瞧不起袖珍書店的出版計劃一樣。該書店的第一冊平裝本袖珍讀物是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了的地平線》，隻能擺在一些日用雜貨店賣，每本兩角五分。
這些新鮮事物，不管哪一項，誰隻要能預測到它的發展前途，誰就能發大財。但是新的未必都好，有時缺乏先見之明倒也不是壞事。那時希特勒橫行歐洲，華盛頓卻在製定計劃，要更廣泛應用預扣稅款的原則，從社會保險費到聯邦所得稅都在各人進款裏先行扣除。1939年9月2日的《紐約時報》在第20頁登出消息，說有一位名叫a·h·羅浮的研究人員向國際腫瘤會議作了報告，說把香菸裏的焦油塗在小白鼠身上就會引起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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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口是1.32億。人口統計學家一致認為不會再有很大增長了。30年代中，職業婦女人數不知不覺地增長了50萬，但是，已婚婦女就業的仍然隻占17％。家庭主婦還是一麵幹家務活，一麵收聽電台播放推銷肥皂的傷感的日間廣播劇（最受歡迎的是《維克和薩德》）和推銷商品的新歌曲節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調，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時國民生產總值隻有900億元，道·瓊斯的工業股票指數徘徊在150左右。總之，美國的經濟依然蕭條。《紐約晚報》惟一的經濟新聞記者西爾維婭·波特對通貨緊縮的情況作過如下的生動描述：單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腸麵包每個五分；電影入場券每張兩角；雜誌大多每份一角；一頓客飯四角五分；手錶修理費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賣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賭隻下五分錢的賭注。
工商界依然把問題歸咎於政府的插手，工會不合作，聯邦政府開支太大，工人偷懶，以及羅斯福之拒不採納胡佛的主張，對工資和物價始終不肯進行“合理的調整”等等。但是卡羅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種看法，認為30年代的工商界並不真懂生意經，因為他們以為繁榮隻靠華爾街的金融家和鋼鐵之類的所謂基礎工業，而忽視了關鍵問題，即消費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檔商品和各種勞務。她指出，對“鞋子、藥品、食物、肥皂、香菸、衣服，以及破汽車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長的；汽車、卡車、汽油、電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這些行業，總是有生意可做的”。《財富》月刊在戰前的幾個月裏，以驚異的口氣指出，有一類工業自股票市場大崩潰以來一直都很興旺，這就是那些專門製造一用即扔的東西，如紙餐巾、紙杯、紙碟子、不能退錢的瓶子、月經帶、保險套等等工業。當時男人花在保險套上的錢，多於理髮。
有些商品沒有放手生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企業家仿佛覺得，它們對人沒什麽好處。洗碟子原是婦女的本分，不能讓她們一扔了事嘛。服務到汽車上的營業【例如服務到車上的路旁食館、銀行等。——譯者】是不對頭的，因為這使得幹什麽事都太方便了。由於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遠見是其一），有錢人不願意投資到超級商場、郵資總付計數器、空氣調節設備、滑雪場、霓虹燈、半導體收音機、膠合板以及汽車遊客旅館這些方麵。分期付款的購貨方法，隻有有錢人才可以用。小額帳單大多數是用現金付款的，銀行限製開支票來往帳戶，辦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較大的結餘額。當時如果竟有銀行為儲戶保守秘密，墊款給他們度假（“先走人，再還錢”），那就會嚇壞人的，好比社會上的頭麵人物在大庭廣眾公開出醜一樣。
許多到戰後使美國改變麵貌的新發明，本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當時不但雷達眼看要在工程師手裏完成，電視機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國廣播公司在紐約萬國博覽會試播電視，雖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電視機，屏麵很小，但曼哈頓區的人們還是接收到了圖像。不過哈佛大學查爾斯·道斯教授認為電視將來不可能盛行，因為“隻能在一個半黑的房間裏收看，而且機器老是要有人管著。”這時螢光燈已開始使用了。正如尼龍和滌綸問世不久後紡織品就起很大變化，各種塑料很快也將代替鋼、鋁、鋅、鎳成為工業原料，製造出大至駕駛盤，小至自來水筆（後來還有原子筆）之類的東西。1940年春，伊戈爾·西科爾斯基【伊戈爾·西科爾斯基，美國航空工程師，因研製直升機而聞名。——譯者】在康乃狄克州布裏奇波特市機場首次駕駛直升機，有個記者說它是“稀奇古怪、狀如紡錘的機器”。某雜誌預測，西科爾斯基的直升機在戰場上可能有用。
美國的汽車當時還沒有成為後來某社會評論家所說的“令人顧盼自豪的東西”，但也離此不遠了。“俄爾茲”牌車商大事宣傳，說裝上一個價值57元的“液壓離合器”，就可以不用換擋；“林肯·澤菲”牌敞篷車宣傳說，裝一個奇妙的按鈕，一按就可以起落篷頂。但是底特律市那些思想保守的車廠老闆對這些新玩意兒卻隻是聳聳肩，一笑置之，正如戰前最後那幾個月的出版界瞧不起袖珍書店的出版計劃一樣。該書店的第一冊平裝本袖珍讀物是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了的地平線》，隻能擺在一些日用雜貨店賣，每本兩角五分。
這些新鮮事物，不管哪一項，誰隻要能預測到它的發展前途，誰就能發大財。但是新的未必都好，有時缺乏先見之明倒也不是壞事。那時希特勒橫行歐洲，華盛頓卻在製定計劃，要更廣泛應用預扣稅款的原則，從社會保險費到聯邦所得稅都在各人進款裏先行扣除。1939年9月2日的《紐約時報》在第20頁登出消息，說有一位名叫a·h·羅浮的研究人員向國際腫瘤會議作了報告，說把香菸裏的焦油塗在小白鼠身上就會引起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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