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羅斯福和民意向背
在美國廢止禁酒法【廢止了美國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廢止”（repeal）這個詞隻指廢止禁酒法。】之前，本尼托·墨索裏尼公開說過，“美國的事情，兩句話就說完了：一是酒禁問題，一是林白事件【指林白的嬰兒被綁票並且遭殺害事件。——譯者】。”這是極權主義者定下的教條：美國是走私犯和綁匪橫行的國家。接著人家問他，美國的外交政策怎麽樣。他回答說，“美國沒有外交政策可言。”這回可惜“領袖”的話倒是近乎事實。羅斯福在首次當選總統發表就職演說的時候，根本沒有提到國外的事情。他不準官方提出任何參加國際聯盟的主張，而且第一回在國際舞台出現，就把1933年的國際貨幣和經濟會議（這是旨在使金本位國家團結一致的會議）搞垮。在經濟學家中，隻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一人為此高興，他以為管理通貨製比金本位製好，所以說羅斯福“做得對極了”。可是總統這樣做，並不是由於受到凱恩斯的理論的影響。他要先把國內事情整理就緒，再去對付海外的威脅。他這是有意識地先處理國內急待解決的問題，而不顧對國際友好關係有無妨礙。
五年之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上揮舞鐵拳，羅斯福就改變做法了。可是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早已顯而易見。在羅斯福競選第二任總統之前，墨素裏尼已經強占衣索比亞；西班牙已經戰火熊熊；德國已經重整軍備，占領來因區，而且盡管赫爾安慰美國人，說德國政府不再迫害猶太人了，猶太人在那裏還是活不下去，1935年逃住美國的有八萬之多。在東京，好戰的少壯派軍官加緊促使昭和天皇政府走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道路；有個日本小兵溜過蘆溝橋去逛中國窯子，日軍司令就硬說中國人把他綁架，發動對北京和天津的進攻。阿米莉亞·埃爾哈特當時是美國最有名的女飛行員，她大概在飛行途中發現了日軍在委任統治地馬裏亞納群島構築工事；至於日軍逼她降落，把她殺害，這看來幾乎是毫無疑問了。她的慘死當時無人知道，可是各報首頁屢次登載過日本人挑釁的新聞，所有這些挑釁行為的目的似乎都是想試探一下美國是否怕戰爭。
果然，美國是怕戰爭的。國務院也曾向日本提過抗議，並且不著邊際地談過什麽“道義上的製裁”。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都表示，他們對“世界輿論”的作用具有信心，好象世界上真的有這麽一種神秘的東西，獨裁者們一碰到它就不敢動了。國會通過了幾個保持中立的法案和決議，總統頗為勉強地一個個簽署了。他之所以感到勉強，是因為不願自己的權力受到任何限製，其實總統的外交方針和國會的意見很少出入。羅斯福的新政對外國沒打什麽主意。美國跟二十一個拉丁美洲國家簽訂了中立協約，在簽訂協約時，赫爾說得一清二楚：美國最希望的是不受幹擾。前任總統胡佛的決定，羅斯福贊成的雖然不多，但是拒絕與英國聯名譴責日本侵略滿洲卻是其中之一。
在大蕭條時期，這樣做基本上是對的，因為國內問題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1934年的“詹森拖欠戰債處理法”（禁止貸款給戰債未清的國家）和1935年的“皮特曼中立決議”（明白告訴世界各國，美國決不幫助被侵略的國家）可就毫無道理了。這些法案隻能使德意兩國獨裁者橫行無忌，卻把美國總統的手腳綁住了。因為總統發表過意見，說上述辦法有毛病，又說應該支持世界法庭，孤立主義的高級吹鼓手就大為生氣。查爾斯·a.比爾德寫道：“羅斯福總統相信自己有責任幫助解決歐亞兩洲年深月久的爭執，所以每逢美國國會和人民要限製他幹預外國事務的權力，他都要抗拒。要是歐亞兩洲發生大戰，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國拖進去。可是結果會如何呢？無論美國戰敗也好，戰勝也好，在和平會議上，美國總要上當吃虧。”
事實上，即使美國當時想立即幹涉國外事務，也不可能。在羅斯福總統首任期間，美國軍事建製繼續削減，以致全國兵員還少於福特汽車廠的工人。正如艾森豪後來所說，美軍當時的真正敵人是“經費問題，或者說，經費不足的問題”。1934年總統出巡夏威夷瓦胡島，駐軍司令為他舉行軍事演習。這場演習本來想搞得宏偉壯觀，結果卻變成了笑話：軍用卡車半數發生故障，十二輛舊坦克（第一次大戰遺物）也有七輛在總司令【美國總統是三軍總司令。——譯者】麵前突然拋錨，叫他大吃一驚。據1935年《幸福》月刊的報導，雖然美國步兵決定採用m－1式加侖德半自動步槍，可是總數還不夠裝備一個團。這個月刊估計，“照現在的採購速度，單是把這種新式步槍裝備美國常備軍，就大約要三十年。到了那時，這種槍早已過時了。”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美軍中都是些什麽樣的人？”文內說，在現役軍人中，竟有一個四十七歲的中尉，一個六十五歲的中士班長。上尉平均是四十三歲。
那時好多美國人竟然覺得，軍隊大可不設。學者們一般認為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是上了歐洲那些壞傢夥的當，普通群眾（據蓋洛普民意測臉占百分之七十一）這回居然也贊成這些教授的看法了。他們以為美國經濟蕭條咎在歐洲，因為歐洲人拖欠了美國的戰債。在“三個軍人”【約翰·多斯帕索斯的反戰小說。——譯者】、《告別幹戈》【海明威的反戰小說。——譯者】，乃至《勝利的榮譽值幾個錢？》【馬克斯威爾·安德森的反戰小說。——譯者】裏，知識分子們都竭力主張，為了和平，付出什麽代價都值得。要是阿米莉亞·埃爾哈特慘遭日軍殺害的事傳了出來，當時也無人相信，因為大戰時有過關於德軍慘殺比利時人的誇大宣傳，美國人再也不聽這一套了。有個抱理想主義的中學公民科教師對學生說，“我們有的是‘戰爭部’【美國的陸軍部原文為“戰爭部”（the war department）。——譯者】。孩子們，要是我們也有個‘和平部’，豈不是好？”這句話中學生理察·h.羅維爾【後曾任《新群眾》副主編，《民族》周刊副主編等。——譯者】記住了，好幾百萬別的中學生也記住丁。1934年，主教派教會主教會議決議，“‘和平時期要備戰’，這是不值一錢的愛國主義者所提出的口號，教會決不響應。”對於這個決議，教徒們全部贊成。（希特勒也贊成，因為他說，“贊成和平主義的理想的人，到頭來必然贊成徹底征服世界的事業。”）這位德國新元首，美國人誰也沒注意；甚至對外戰爭退伍軍人會也開展徵集二千五百萬人簽名運動，要說服國會必須製訂更多的中立法案。不過對於北達科他州參儀員傑拉爾德·p.納埃以及不少同事，呼籲倒是用不著的。這位先生是參議院軍備調查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顧問就是阿爾傑·希斯；納埃是最善於歸罪於無辜的人，他竟說，美國參戰，是由該死的華爾街銀行老闆和外國戰爭販子一吹一唱造成的。他到全國各地演講，大聲疾呼說，“上次大戰，我們的參戰目標半點也沒達到。我們做到的隻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犧性，讓銀行老闆不愁收不回債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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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廢止禁酒法【廢止了美國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廢止”（repeal）這個詞隻指廢止禁酒法。】之前，本尼托·墨索裏尼公開說過，“美國的事情，兩句話就說完了：一是酒禁問題，一是林白事件【指林白的嬰兒被綁票並且遭殺害事件。——譯者】。”這是極權主義者定下的教條：美國是走私犯和綁匪橫行的國家。接著人家問他，美國的外交政策怎麽樣。他回答說，“美國沒有外交政策可言。”這回可惜“領袖”的話倒是近乎事實。羅斯福在首次當選總統發表就職演說的時候，根本沒有提到國外的事情。他不準官方提出任何參加國際聯盟的主張，而且第一回在國際舞台出現，就把1933年的國際貨幣和經濟會議（這是旨在使金本位國家團結一致的會議）搞垮。在經濟學家中，隻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一人為此高興，他以為管理通貨製比金本位製好，所以說羅斯福“做得對極了”。可是總統這樣做，並不是由於受到凱恩斯的理論的影響。他要先把國內事情整理就緒，再去對付海外的威脅。他這是有意識地先處理國內急待解決的問題，而不顧對國際友好關係有無妨礙。
五年之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上揮舞鐵拳，羅斯福就改變做法了。可是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早已顯而易見。在羅斯福競選第二任總統之前，墨素裏尼已經強占衣索比亞；西班牙已經戰火熊熊；德國已經重整軍備，占領來因區，而且盡管赫爾安慰美國人，說德國政府不再迫害猶太人了，猶太人在那裏還是活不下去，1935年逃住美國的有八萬之多。在東京，好戰的少壯派軍官加緊促使昭和天皇政府走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道路；有個日本小兵溜過蘆溝橋去逛中國窯子，日軍司令就硬說中國人把他綁架，發動對北京和天津的進攻。阿米莉亞·埃爾哈特當時是美國最有名的女飛行員，她大概在飛行途中發現了日軍在委任統治地馬裏亞納群島構築工事；至於日軍逼她降落，把她殺害，這看來幾乎是毫無疑問了。她的慘死當時無人知道，可是各報首頁屢次登載過日本人挑釁的新聞，所有這些挑釁行為的目的似乎都是想試探一下美國是否怕戰爭。
果然，美國是怕戰爭的。國務院也曾向日本提過抗議，並且不著邊際地談過什麽“道義上的製裁”。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都表示，他們對“世界輿論”的作用具有信心，好象世界上真的有這麽一種神秘的東西，獨裁者們一碰到它就不敢動了。國會通過了幾個保持中立的法案和決議，總統頗為勉強地一個個簽署了。他之所以感到勉強，是因為不願自己的權力受到任何限製，其實總統的外交方針和國會的意見很少出入。羅斯福的新政對外國沒打什麽主意。美國跟二十一個拉丁美洲國家簽訂了中立協約，在簽訂協約時，赫爾說得一清二楚：美國最希望的是不受幹擾。前任總統胡佛的決定，羅斯福贊成的雖然不多，但是拒絕與英國聯名譴責日本侵略滿洲卻是其中之一。
在大蕭條時期，這樣做基本上是對的，因為國內問題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1934年的“詹森拖欠戰債處理法”（禁止貸款給戰債未清的國家）和1935年的“皮特曼中立決議”（明白告訴世界各國，美國決不幫助被侵略的國家）可就毫無道理了。這些法案隻能使德意兩國獨裁者橫行無忌，卻把美國總統的手腳綁住了。因為總統發表過意見，說上述辦法有毛病，又說應該支持世界法庭，孤立主義的高級吹鼓手就大為生氣。查爾斯·a.比爾德寫道：“羅斯福總統相信自己有責任幫助解決歐亞兩洲年深月久的爭執，所以每逢美國國會和人民要限製他幹預外國事務的權力，他都要抗拒。要是歐亞兩洲發生大戰，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國拖進去。可是結果會如何呢？無論美國戰敗也好，戰勝也好，在和平會議上，美國總要上當吃虧。”
事實上，即使美國當時想立即幹涉國外事務，也不可能。在羅斯福總統首任期間，美國軍事建製繼續削減，以致全國兵員還少於福特汽車廠的工人。正如艾森豪後來所說，美軍當時的真正敵人是“經費問題，或者說，經費不足的問題”。1934年總統出巡夏威夷瓦胡島，駐軍司令為他舉行軍事演習。這場演習本來想搞得宏偉壯觀，結果卻變成了笑話：軍用卡車半數發生故障，十二輛舊坦克（第一次大戰遺物）也有七輛在總司令【美國總統是三軍總司令。——譯者】麵前突然拋錨，叫他大吃一驚。據1935年《幸福》月刊的報導，雖然美國步兵決定採用m－1式加侖德半自動步槍，可是總數還不夠裝備一個團。這個月刊估計，“照現在的採購速度，單是把這種新式步槍裝備美國常備軍，就大約要三十年。到了那時，這種槍早已過時了。”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美軍中都是些什麽樣的人？”文內說，在現役軍人中，竟有一個四十七歲的中尉，一個六十五歲的中士班長。上尉平均是四十三歲。
那時好多美國人竟然覺得，軍隊大可不設。學者們一般認為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是上了歐洲那些壞傢夥的當，普通群眾（據蓋洛普民意測臉占百分之七十一）這回居然也贊成這些教授的看法了。他們以為美國經濟蕭條咎在歐洲，因為歐洲人拖欠了美國的戰債。在“三個軍人”【約翰·多斯帕索斯的反戰小說。——譯者】、《告別幹戈》【海明威的反戰小說。——譯者】，乃至《勝利的榮譽值幾個錢？》【馬克斯威爾·安德森的反戰小說。——譯者】裏，知識分子們都竭力主張，為了和平，付出什麽代價都值得。要是阿米莉亞·埃爾哈特慘遭日軍殺害的事傳了出來，當時也無人相信，因為大戰時有過關於德軍慘殺比利時人的誇大宣傳，美國人再也不聽這一套了。有個抱理想主義的中學公民科教師對學生說，“我們有的是‘戰爭部’【美國的陸軍部原文為“戰爭部”（the war department）。——譯者】。孩子們，要是我們也有個‘和平部’，豈不是好？”這句話中學生理察·h.羅維爾【後曾任《新群眾》副主編，《民族》周刊副主編等。——譯者】記住了，好幾百萬別的中學生也記住丁。1934年，主教派教會主教會議決議，“‘和平時期要備戰’，這是不值一錢的愛國主義者所提出的口號，教會決不響應。”對於這個決議，教徒們全部贊成。（希特勒也贊成，因為他說，“贊成和平主義的理想的人，到頭來必然贊成徹底征服世界的事業。”）這位德國新元首，美國人誰也沒注意；甚至對外戰爭退伍軍人會也開展徵集二千五百萬人簽名運動，要說服國會必須製訂更多的中立法案。不過對於北達科他州參儀員傑拉爾德·p.納埃以及不少同事，呼籲倒是用不著的。這位先生是參議院軍備調查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顧問就是阿爾傑·希斯；納埃是最善於歸罪於無辜的人，他竟說，美國參戰，是由該死的華爾街銀行老闆和外國戰爭販子一吹一唱造成的。他到全國各地演講，大聲疾呼說，“上次大戰，我們的參戰目標半點也沒達到。我們做到的隻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犧性，讓銀行老闆不愁收不回債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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