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機往往是起居室裏最顯眼的一種設備。無論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飛歌”牌也好，“銀星”牌也好，“豪華”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經不時興的那種“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機。安排廣播節目的人，考慮到家庭的生活情況，所以在白天播送讓母親們聽的分段連播節目，晚上播送新聞、滑稽劇和歌舞雜耍，其間穿插一小時的兒童節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節，中產階級的少年幾乎個個頭戴毛線帽，身穿羊皮襯裏的黃褐布上衣和燈心絨燈籠褲，腳穿係帶子的高筒靴，靴邊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褲和“克茲”牌籃球鞋）。如果他走運的話，還有一部“護林”牌28英寸自行車，配上腳剎和防漏的墊式輪胎。車子閑著時，就用一元五角的掛鎖鎖住。在那樣的年頭，他不會不明白錢是多麽有用，能買到多少東西。五分錢可以買到一塊三色冰磚，一個“霍爾頓”牌的紙杯冰淇淋，一根棍兒糖，或者一長條麵包；也可以在市內打一次電話，要一杯咖啡，買一份《星期六晚郵報》、《柯裏爾》雜誌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錢可以買到一些糖果，一支鉛筆，一張明信片，一疊紙，一顆玻璃彈子，甚至可以讓你的好朋友說出心裏話。
如果爸爸給零用錢（譬如說，逢星期天給五分），或者幫人家鏟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資兩角五分）掙得幾個錢的話，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藥房【這種街頭小藥房，兼營冷飲、小吃、香菸、書報之類。——譯者】。在那裏，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麵、金屬腿子的桌子旁邊，喝一瓶可口可樂。不過俄亥俄州揚斯敦市的孩子們最喜歡從一個糖果商那裏買冰棍吃，這人開著白色卡車，搖著鈴，慢慢通過郊區，自稱“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攢下五角錢，可以買到最近一期的《湯姆·斯威夫特》連環畫。正如戴維·裏斯曼所指出的，兒童文學作品裏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這些英雄有奮鬥的目標，讀者認為自己也同他們一樣，因此極力模仿他們……英雄們獲得勝利，常常是由於有善於控製自己的美德，譬如說，臨危不懼。”意味深長的是，中產家庭最愛讀的書是查爾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從紐約飛渡大西洋，到達巴黎，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30年代時傾向納粹。——譯者】的《我輩》。
孩子們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羅·埃爾默·莫爾當時說的，有“內心的製衡”），總想有所作為，雖然大蕭條時期情況不好，不可能有太遠大的誌向。1931年，《文摘》雜誌調查了孩子們喜歡的職業：八歲的男孩希望長大以後到西部做牧牛騎士，當飛行員或者做軍官；女孩希望當電影明星。到了18歲，男孩便希望當律師，電氣工程師或者建築師了；女孩想學速記，當秘書。到了青春時期，孩子們逐漸清醒起來了，可是這並不是有趣的事。多蘿西·迪克斯這樣解釋青年的處境：“童年時代那麽短，童年以後那一段生命又那麽長。做母親的最多隻能讓孩子們舒舒服服過幾年，以後就得麵對現實了。如果她不把孩子們培養成為堅強的人，卻把他們弄得軟弱無能，無法對付各種困難，那就要鑄成大錯。由於父母的錯誤，孩子們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價。”
孩子首先要學的是講究儀容舉止，因為這在將來找工作時大有用處。爸爸告訴他，“坐要坐得筆直”，“這裏有一角五分錢，拿去理個髮吧。”他心裏想買的大概是“輕靈”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機，可是最先到手的卻是一套價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嗶嘰服裝，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條燈籠褲、外加一雙兩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開學日，就穿上這身服裝。做母親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個上士班長在舉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閱兵禮之前逐個檢查班裏的士兵一樣（不知怎麽，孩子總是忘了帶白手絹）。母親想讓孩子給新老師一個好印象，可是孩子卻不懂得這個。
上學時，孩子帶個“傑作”牌紙本子（封麵印著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畫），在上麵吃力地抄寫作業，所用的是筆畫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式字體。課室裏的座位常常是按學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學校裏至少有一間課室的牆上有龐貝古城【義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毀。——譯者】遺蹟蝕刻畫或者古羅馬愷撒的半身塑像。正如裏斯曼所說的，這些東西“表明學校的裝飾對於兒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幹的。”課本中有些課文，今天讀起來倒挺有意思。少年時代的林登·詹森在地理課本裏讀過這些話：
『法屬印度支那的氣候和居民的特性都類似暹羅。森林覆蓋的山上盛產貴重的柚木和硬木，河穀則遍種稻穀。其他產品有蠶絲、棉花、茶葉和香料，還有綿延的地下煤層。』
公民課有個課本這樣說：
『一個孩子如果不聽話，一輩子都要吃虧。小時在家裏不聽話，長大後就不會遵守國家的法律，雖然他也參加選舉，選出了製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國政體的男女青年很快就會發現：在民主國家裏，服從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國家一樣，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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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節，中產階級的少年幾乎個個頭戴毛線帽，身穿羊皮襯裏的黃褐布上衣和燈心絨燈籠褲，腳穿係帶子的高筒靴，靴邊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褲和“克茲”牌籃球鞋）。如果他走運的話，還有一部“護林”牌28英寸自行車，配上腳剎和防漏的墊式輪胎。車子閑著時，就用一元五角的掛鎖鎖住。在那樣的年頭，他不會不明白錢是多麽有用，能買到多少東西。五分錢可以買到一塊三色冰磚，一個“霍爾頓”牌的紙杯冰淇淋，一根棍兒糖，或者一長條麵包；也可以在市內打一次電話，要一杯咖啡，買一份《星期六晚郵報》、《柯裏爾》雜誌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錢可以買到一些糖果，一支鉛筆，一張明信片，一疊紙，一顆玻璃彈子，甚至可以讓你的好朋友說出心裏話。
如果爸爸給零用錢（譬如說，逢星期天給五分），或者幫人家鏟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資兩角五分）掙得幾個錢的話，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藥房【這種街頭小藥房，兼營冷飲、小吃、香菸、書報之類。——譯者】。在那裏，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麵、金屬腿子的桌子旁邊，喝一瓶可口可樂。不過俄亥俄州揚斯敦市的孩子們最喜歡從一個糖果商那裏買冰棍吃，這人開著白色卡車，搖著鈴，慢慢通過郊區，自稱“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攢下五角錢，可以買到最近一期的《湯姆·斯威夫特》連環畫。正如戴維·裏斯曼所指出的，兒童文學作品裏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這些英雄有奮鬥的目標，讀者認為自己也同他們一樣，因此極力模仿他們……英雄們獲得勝利，常常是由於有善於控製自己的美德，譬如說，臨危不懼。”意味深長的是，中產家庭最愛讀的書是查爾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從紐約飛渡大西洋，到達巴黎，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30年代時傾向納粹。——譯者】的《我輩》。
孩子們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羅·埃爾默·莫爾當時說的，有“內心的製衡”），總想有所作為，雖然大蕭條時期情況不好，不可能有太遠大的誌向。1931年，《文摘》雜誌調查了孩子們喜歡的職業：八歲的男孩希望長大以後到西部做牧牛騎士，當飛行員或者做軍官；女孩希望當電影明星。到了18歲，男孩便希望當律師，電氣工程師或者建築師了；女孩想學速記，當秘書。到了青春時期，孩子們逐漸清醒起來了，可是這並不是有趣的事。多蘿西·迪克斯這樣解釋青年的處境：“童年時代那麽短，童年以後那一段生命又那麽長。做母親的最多隻能讓孩子們舒舒服服過幾年，以後就得麵對現實了。如果她不把孩子們培養成為堅強的人，卻把他們弄得軟弱無能，無法對付各種困難，那就要鑄成大錯。由於父母的錯誤，孩子們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價。”
孩子首先要學的是講究儀容舉止，因為這在將來找工作時大有用處。爸爸告訴他，“坐要坐得筆直”，“這裏有一角五分錢，拿去理個髮吧。”他心裏想買的大概是“輕靈”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機，可是最先到手的卻是一套價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嗶嘰服裝，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條燈籠褲、外加一雙兩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開學日，就穿上這身服裝。做母親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個上士班長在舉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閱兵禮之前逐個檢查班裏的士兵一樣（不知怎麽，孩子總是忘了帶白手絹）。母親想讓孩子給新老師一個好印象，可是孩子卻不懂得這個。
上學時，孩子帶個“傑作”牌紙本子（封麵印著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畫），在上麵吃力地抄寫作業，所用的是筆畫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式字體。課室裏的座位常常是按學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學校裏至少有一間課室的牆上有龐貝古城【義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毀。——譯者】遺蹟蝕刻畫或者古羅馬愷撒的半身塑像。正如裏斯曼所說的，這些東西“表明學校的裝飾對於兒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幹的。”課本中有些課文，今天讀起來倒挺有意思。少年時代的林登·詹森在地理課本裏讀過這些話：
『法屬印度支那的氣候和居民的特性都類似暹羅。森林覆蓋的山上盛產貴重的柚木和硬木，河穀則遍種稻穀。其他產品有蠶絲、棉花、茶葉和香料，還有綿延的地下煤層。』
公民課有個課本這樣說：
『一個孩子如果不聽話，一輩子都要吃虧。小時在家裏不聽話，長大後就不會遵守國家的法律，雖然他也參加選舉，選出了製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國政體的男女青年很快就會發現：在民主國家裏，服從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國家一樣，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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