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人沉不住氣了。各公司招工部門人員態度越來越粗暴無禮，銀行出納員們神經緊張，民選的市長縣長動不動就出動警察，警察動不動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動嘴不動手的，現在也隨身帶槍了。維吉尼亞州裏奇蒙市有一個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在感恩節過後幾天拜訪市長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吩咐警長：“給我揪住他們的領子、褲襠，把他們扔出去。”賓夕法尼亞州費耶特縣礦務公司的私雇警衛慌慌張張，開槍打死了四個礦工。紐約市禁止蘋果販子在人行道上擺攤子。新任市長約翰·奧布賴恩還對市民誇口說：“你們的新市長是條硬漢子，赤黨隊伍休想侵入紐約市。”便衣警察揮舞著警棍衝進聯邦廣場的集會，據《紐約時報》報導說：“婦女尖聲喊叫，男子頭破血流。”俄克拉何馬市的警察用催淚彈驅散開會的人。有人占據了西雅圖市的市政大樓，警察就用救火水龍把他們趕走。芝加哥的執勤警察用警棍對付那些要求發工資的教師。兩個警察抓住一個中年女教師，另一個劈頭蓋臉打將下去。
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院某委員會作證，談到“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他說：“鬧事的人大多數並不懂得什麽叫共產主義，他們隻是要麵包。”可是在有產階級看來，要實行共產主義和要麵包有什麽區別，無須研究。羅伯特·舍伍德寫得對：“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發幾陣不祥的閃光，讓人們看見令人惴惴不安的情況。”既然政府不能維持秩序，各人就隻好力求自保了。許多城市裏的商人們生怕鐵路切斷，電話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組織起自衛委員會來。不少人囤積蠟燭和罐頭食品。好萊塢有個導演隨身帶著一身舊衣服，準備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裝“擠進人群去”。紐約市各大飯店發現，那些平時一到冷天就來市內租房過冬的闊氣客人，現在都在鄉村別墅裏躲著了。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
此輩並非神經過敏。從各種事實來看，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爾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個。這位哈佛大學商業學院院長說：“資本主義正在經受考驗，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決於這次考驗的結果。”《耶魯評論》、《斯克裏布納》雜誌、《哈潑斯》月刊、《美國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好些文章，對叛亂是否迫在眉睫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諾曼·托馬斯後來談到“由普選結束到新總統就職”這個期間的情況說：“無論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沒聽到過那麽多公開挖苦民主政體和美國製度的話。”
美國應該採取什麽樣的政體，這是當時人們意見很分歧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還隻不過是中間道路。約翰·多斯帕索斯輕視社會主義，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開擁護共產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產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裏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為“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每月新書俱樂部選上了《新俄羅斯簡介》介紹給讀者，書中把美國的混亂透頂和俄國的秩序井然作了對比。威爾·羅傑斯說：“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國佬……他們的辦法真了不起啊……國內人人有工做，想一想這多好。”埃爾默·戴維斯說，為利潤而生產的製度已經失靈了。甚至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都在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並且寫道：“為了要革命，也許參加共產黨是必要的。”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中問道：“為什麽隻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政府裏同左派人士眉來眼去的人可不止一兩個。密西西比州州長西奧多·比爾博承認：“我自己也染上一點紅色了。”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更是直截了當，竟對一位華盛頓政府官員說：“告訴他們吧，奧爾森正在給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招募隊員，誰要不是共產黨，他就不收。”為了讓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補充一句：“明尼蘇達州是一個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險卻在於政治上的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比爾博和奧爾森也不過是政界的兩個怪人。有錢有勢的人以及陸軍部長赫爾利都屬於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減軍備，因為這樣做勢必“削弱維持國內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美國法西斯協會和黑衣社”在亞特蘭大市成立了，雖然它們名聲不好。（有人問休伊·朗格，美國會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他回答說：“肯定會，但是在這裏不叫做法西斯主義，要叫做‘反法西斯主義’。”）可是繼黑衣社之後，又出現了什麽銀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團”、美國民族主義黨等等組織。據說有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作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就動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對國會作證說，紐約某債券掮客出價1.8萬元，想收買他為右派工作。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裏·巴特勒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製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製度培養出來的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倘若說有什麽人能代表美國的統治集團的意見，這位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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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院某委員會作證，談到“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他說：“鬧事的人大多數並不懂得什麽叫共產主義，他們隻是要麵包。”可是在有產階級看來，要實行共產主義和要麵包有什麽區別，無須研究。羅伯特·舍伍德寫得對：“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發幾陣不祥的閃光，讓人們看見令人惴惴不安的情況。”既然政府不能維持秩序，各人就隻好力求自保了。許多城市裏的商人們生怕鐵路切斷，電話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組織起自衛委員會來。不少人囤積蠟燭和罐頭食品。好萊塢有個導演隨身帶著一身舊衣服，準備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裝“擠進人群去”。紐約市各大飯店發現，那些平時一到冷天就來市內租房過冬的闊氣客人，現在都在鄉村別墅裏躲著了。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
此輩並非神經過敏。從各種事實來看，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爾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個。這位哈佛大學商業學院院長說：“資本主義正在經受考驗，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決於這次考驗的結果。”《耶魯評論》、《斯克裏布納》雜誌、《哈潑斯》月刊、《美國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好些文章，對叛亂是否迫在眉睫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諾曼·托馬斯後來談到“由普選結束到新總統就職”這個期間的情況說：“無論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沒聽到過那麽多公開挖苦民主政體和美國製度的話。”
美國應該採取什麽樣的政體，這是當時人們意見很分歧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還隻不過是中間道路。約翰·多斯帕索斯輕視社會主義，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開擁護共產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產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裏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為“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每月新書俱樂部選上了《新俄羅斯簡介》介紹給讀者，書中把美國的混亂透頂和俄國的秩序井然作了對比。威爾·羅傑斯說：“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國佬……他們的辦法真了不起啊……國內人人有工做，想一想這多好。”埃爾默·戴維斯說，為利潤而生產的製度已經失靈了。甚至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都在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並且寫道：“為了要革命，也許參加共產黨是必要的。”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中問道：“為什麽隻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政府裏同左派人士眉來眼去的人可不止一兩個。密西西比州州長西奧多·比爾博承認：“我自己也染上一點紅色了。”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更是直截了當，竟對一位華盛頓政府官員說：“告訴他們吧，奧爾森正在給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招募隊員，誰要不是共產黨，他就不收。”為了讓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補充一句：“明尼蘇達州是一個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險卻在於政治上的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比爾博和奧爾森也不過是政界的兩個怪人。有錢有勢的人以及陸軍部長赫爾利都屬於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減軍備，因為這樣做勢必“削弱維持國內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美國法西斯協會和黑衣社”在亞特蘭大市成立了，雖然它們名聲不好。（有人問休伊·朗格，美國會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他回答說：“肯定會，但是在這裏不叫做法西斯主義，要叫做‘反法西斯主義’。”）可是繼黑衣社之後，又出現了什麽銀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團”、美國民族主義黨等等組織。據說有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作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就動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對國會作證說，紐約某債券掮客出價1.8萬元，想收買他為右派工作。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裏·巴特勒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製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製度培養出來的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倘若說有什麽人能代表美國的統治集團的意見，這位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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