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別，因為他們的財源相同。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製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於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別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裏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裏，有爐子的活動房子裏，甚至洋鐵皮棚子裏。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汙損，字跡模糊，殘缺不全。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
到1932年為止，隻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阿拉巴馬州的教員，隻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裏去“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隻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隻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隻有35元，一年又隻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隻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隻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幹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隻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盡管自己挨飢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幹癟的腰包裏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飢餓遊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裏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悽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裏。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維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症狀是“思睡、發懶、睏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麻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隻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麵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麽辦呢？”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麽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幹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的事例，《財富》雜誌、《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裏，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隻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裏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麽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裏，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衝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幹瘦憔悴、老態龍鍾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裏邊掏東西”。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淨。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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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2年為止，隻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阿拉巴馬州的教員，隻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裏去“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隻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隻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隻有35元，一年又隻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隻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隻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幹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隻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盡管自己挨飢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幹癟的腰包裏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飢餓遊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裏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悽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裏。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維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症狀是“思睡、發懶、睏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麻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隻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麵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麽辦呢？”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麽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幹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的事例，《財富》雜誌、《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裏，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隻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裏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麽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裏，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衝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幹瘦憔悴、老態龍鍾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裏邊掏東西”。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淨。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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