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克林區的“血汗工廠”裏，15歲左右的童工每周隻掙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乃狄克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裏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時，而工資隻有六角。紐約市是紐約州裏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內那個雇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凶又冠於全市。《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僱主”已經“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製帽工人鉤織一打帽子，隻得工資四角，一星期隻能織兩打。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隻能掙兩角。給拖鞋加襯裏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鍾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裏的也隻有一元零五分。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並用海綿揩幹淨，隻得工資半分。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鍾，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哪個僱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爭。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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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隻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麽？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麵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麵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隻占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隻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隻好向銀行借貸。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這一招在麻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財產條件。西維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將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別的醫院治療。——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德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準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準領取救濟的也隻是極少數人。而且，據《財富》雜誌報導，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製農場裏，“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城市裏應得救濟的人家，隻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隻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救濟金頂多隻夠買糧食和燃料。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著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著之襤褸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後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裏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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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隻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麽？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麵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麵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隻占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隻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隻好向銀行借貸。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這一招在麻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財產條件。西維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將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別的醫院治療。——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德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準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準領取救濟的也隻是極少數人。而且，據《財富》雜誌報導，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製農場裏，“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城市裏應得救濟的人家，隻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隻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救濟金頂多隻夠買糧食和燃料。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著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著之襤褸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後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裏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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