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曾經考慮過節約白宮的膳食，可是後來認為，總統也節衣縮食，這對美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領結走進飯廳——他是最後一個堅持穿上禮服進晚餐的總統——向他那七道菜奮勇進攻。1928年共和黨競選總統時，有個記者曾經為他想出這麽個競選口號：“每家鍋裏有一隻雞，每家車房裏有兩輛車。”這位記者現在已經窮得要命，靠貸款來養活他那三個孩子了，但是胡佛還是認為，如果總統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國會恢復繁榮，那全國人民更將陷於絕望了。
總統所吃的東西，往往是不合時令，難於找到的，桌上擺的鮮花也是這樣。一個特製的保濕煙盒裝著又長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規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製的，總統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進餐時，有好些人在周圍侍候著：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僕役（身材都要一樣高）。他們筆直地立正，鴉雀無聲，主子不出聲，他們就不得動一動。每個門口都有海軍陸戰隊派來的值日官，穿著藍色禮服，威鳳凜凜地站在那裏。還有些穿著童話世界裏的製服的號手，總統每次吃晚飯，那怕隻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時，號手們照例都要吹響那光閃閃的喇叭。胡佛覺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暢地講五種語言，還是美國女童子軍的司令。她的食譜據說是白宮歷史上最講究的。不過胡佛吃飯總是那麽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時懷疑總統是否會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執政到第四個年頭的時候，全國都覺得他是個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個德克薩斯州人寫信給一位到首都請願的退伍軍人，他這樣挖苦胡佛說：“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發放救濟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沒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確是那樣的人。他拯救過大批比利時饑民的功勞，直至現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國人道主義史上最光輝的篇章之一。馬克西姆·高爾基寫過這樣的信給他：“你把三百五十萬兒童、五百五十萬成年人救活了。”芬蘭語新添了“胡佛”這個動詞，它的意思是“幫助”。
可是現在一切都變了。全國人民越來越惱火，臉色越來越難看，傳說也越來越多：有人說胡佛在比利時辦救濟事業發了大財；有人說連狗都本能地討厭胡佛；還有人說他是1932年3月把查爾斯·林白的兒子綁架並加以殺害的主謀。用破鐵罐、紙板和粗麻布搭起來的棚戶叫做“胡佛村”（紐約市曼哈頓區就有兩個大胡佛村，一個在河邊車路下方，另一個在中央公園的尖頂方碑附近）；“失業的”（原來是個形容詞，這些年變成了名詞）手裏提著的裝破爛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羅來納州，鄉下的貧民把破汽車前部鋸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騾子，叫做“胡佛車”（政府想改名為“不景氣車”，但沒人買帳）。在公園長凳上躺著過夜的人用舊報紙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過來，一個錢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飢餓的農民抓來吃，叫做“胡佛豬”。雜耍演員插科打渾說：“什麽？你說生意好起來了嗎？你的意思是說胡佛死了吧？”有的還說：胡佛向財政部長梅隆要五分錢給一個朋友打電話，梅隆回答說：“這裏是一角錢，你把兩個都掛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標準，胡佛本來算得是一個自由派政治家；現在讓人這樣挖苦，這可真是命運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當商業部長的時候，柯立芝總統取笑過他，說他這人是“奇蹟創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規定商營廣播由官方管理，無線電波不能由私人壟斷，共和黨內那些保守派對他沒有什麽好感。在宣誓就職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個偉大的社會工程師。他想控製各種工業，為公眾謀利益。這種政策，共和黨並不太贊成。他的就職演說開頭幾段剛由記者用電報打到《芝加哥論壇報》社，社長麥考密克上校就拍電給華盛頓分社說：“胡佛這個人不行呀。”胡佛嚴厲批評過柯立芝總統和梅隆部長決定的低利貨款政策，他斷言這對經濟不利。他繼任總統以後，第一步就是說服聯邦儲備委員會收縮信貨，以免美國經濟遭受太大的打擊。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時，就可以看出他畢竟不是那麽離經叛道的。原來他的所謂“控製工業”，不過是指由政府加以監管和協調。他說，政府這樣做，是為了創造“一種有助於私人企業健康發展的條件”。他還說，擺脫經濟蕭條的唯一“正當”做祛是各人自己想辦法：美國人民看到“各大廠商、各鐵路公司、各公用事業、各商號和各公務人員”那麽盡忠竭力，應該振奮起來。但是廣大民眾從1932年起就看請楚，那些大工廠主和跟他們同惡相濟的人都是一夥騙子，所以出現了信用差距，而且這差距還越來越大了。
可是對這一點總統裝作不知道。他是一個竭力鼓吹後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08－？）。】所謂“傳統的聰明辦法”的人。他認為金本位製是神聖的，甚至在十八個國家（由英國帶頭）已廢除了金本位製之後，他的看祛還是不變。他相信平衡預算是“必不可少的”，“絕對必需的”，“經濟復甦的最基本的因素”，“國家的無上需要”，“一切公私財務獲得穩定的基礎”。雖然1932年他已經弄得聯邦預算出現了四十億元赤字，他仍然堅持這種意見。到了最後，他不得不承認政府必煩想點辦法了，便創立復興金融公司來支撐那些岌岌可危的銀行，並且還同意支出兩千五百萬元給農民買家畜飼料，不過有個附帶條件，那就是撥款十二萬元救濟饑民的議案，國會必須把它擱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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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所吃的東西，往往是不合時令，難於找到的，桌上擺的鮮花也是這樣。一個特製的保濕煙盒裝著又長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規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製的，總統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進餐時，有好些人在周圍侍候著：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僕役（身材都要一樣高）。他們筆直地立正，鴉雀無聲，主子不出聲，他們就不得動一動。每個門口都有海軍陸戰隊派來的值日官，穿著藍色禮服，威鳳凜凜地站在那裏。還有些穿著童話世界裏的製服的號手，總統每次吃晚飯，那怕隻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時，號手們照例都要吹響那光閃閃的喇叭。胡佛覺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暢地講五種語言，還是美國女童子軍的司令。她的食譜據說是白宮歷史上最講究的。不過胡佛吃飯總是那麽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時懷疑總統是否會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執政到第四個年頭的時候，全國都覺得他是個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個德克薩斯州人寫信給一位到首都請願的退伍軍人，他這樣挖苦胡佛說：“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發放救濟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沒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確是那樣的人。他拯救過大批比利時饑民的功勞，直至現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國人道主義史上最光輝的篇章之一。馬克西姆·高爾基寫過這樣的信給他：“你把三百五十萬兒童、五百五十萬成年人救活了。”芬蘭語新添了“胡佛”這個動詞，它的意思是“幫助”。
可是現在一切都變了。全國人民越來越惱火，臉色越來越難看，傳說也越來越多：有人說胡佛在比利時辦救濟事業發了大財；有人說連狗都本能地討厭胡佛；還有人說他是1932年3月把查爾斯·林白的兒子綁架並加以殺害的主謀。用破鐵罐、紙板和粗麻布搭起來的棚戶叫做“胡佛村”（紐約市曼哈頓區就有兩個大胡佛村，一個在河邊車路下方，另一個在中央公園的尖頂方碑附近）；“失業的”（原來是個形容詞，這些年變成了名詞）手裏提著的裝破爛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羅來納州，鄉下的貧民把破汽車前部鋸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騾子，叫做“胡佛車”（政府想改名為“不景氣車”，但沒人買帳）。在公園長凳上躺著過夜的人用舊報紙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過來，一個錢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飢餓的農民抓來吃，叫做“胡佛豬”。雜耍演員插科打渾說：“什麽？你說生意好起來了嗎？你的意思是說胡佛死了吧？”有的還說：胡佛向財政部長梅隆要五分錢給一個朋友打電話，梅隆回答說：“這裏是一角錢，你把兩個都掛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標準，胡佛本來算得是一個自由派政治家；現在讓人這樣挖苦，這可真是命運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當商業部長的時候，柯立芝總統取笑過他，說他這人是“奇蹟創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規定商營廣播由官方管理，無線電波不能由私人壟斷，共和黨內那些保守派對他沒有什麽好感。在宣誓就職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個偉大的社會工程師。他想控製各種工業，為公眾謀利益。這種政策，共和黨並不太贊成。他的就職演說開頭幾段剛由記者用電報打到《芝加哥論壇報》社，社長麥考密克上校就拍電給華盛頓分社說：“胡佛這個人不行呀。”胡佛嚴厲批評過柯立芝總統和梅隆部長決定的低利貨款政策，他斷言這對經濟不利。他繼任總統以後，第一步就是說服聯邦儲備委員會收縮信貨，以免美國經濟遭受太大的打擊。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時，就可以看出他畢竟不是那麽離經叛道的。原來他的所謂“控製工業”，不過是指由政府加以監管和協調。他說，政府這樣做，是為了創造“一種有助於私人企業健康發展的條件”。他還說，擺脫經濟蕭條的唯一“正當”做祛是各人自己想辦法：美國人民看到“各大廠商、各鐵路公司、各公用事業、各商號和各公務人員”那麽盡忠竭力，應該振奮起來。但是廣大民眾從1932年起就看請楚，那些大工廠主和跟他們同惡相濟的人都是一夥騙子，所以出現了信用差距，而且這差距還越來越大了。
可是對這一點總統裝作不知道。他是一個竭力鼓吹後來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08－？）。】所謂“傳統的聰明辦法”的人。他認為金本位製是神聖的，甚至在十八個國家（由英國帶頭）已廢除了金本位製之後，他的看祛還是不變。他相信平衡預算是“必不可少的”，“絕對必需的”，“經濟復甦的最基本的因素”，“國家的無上需要”，“一切公私財務獲得穩定的基礎”。雖然1932年他已經弄得聯邦預算出現了四十億元赤字，他仍然堅持這種意見。到了最後，他不得不承認政府必煩想點辦法了，便創立復興金融公司來支撐那些岌岌可危的銀行，並且還同意支出兩千五百萬元給農民買家畜飼料，不過有個附帶條件，那就是撥款十二萬元救濟饑民的議案，國會必須把它擱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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