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由於日本本土開始進入戰國時期，將軍和天皇已經不能對各地大名甚至土豪有實質上的控製，因此，部分大名和土豪乃至寺院，都開始悄悄在兩國間進行走私活動。由於明朝的海禁政策，故其船隊多有帶武器以防備官軍抓捕，因此這其實是武裝走私。但是，其中也有部分失去了藩主的日本浪人，甚至一些比較貧困及勢力弱小的大名、土豪、寺院派出的船隊成員，見明朝海防鬆懈也開始乘機掠奪財物船貨，成為了海盜，也就是倭寇，不過這是一種主體是貿易，間雜搶掠行為的倭寇，因此規模不大，也沒有形成職業集團，。
說到明朝海防鬆懈倭寇乘機掠奪沿海這個問題，如果從根本上來看，這還得說明朝政府的不是，至少是因處理不當而導致。
在明洪武十九年時，朱元璋下令廢昌國縣，二十年又強行把舟山群島等四十六島（山）的居民全部遷入內地，但據明範表的《玩鹿亭稿》道，當時浙東沿海向無海盜，漁民們也遵紀守法以出洋打魚樵柴為生，還沒有進行海外貿易。
而明政府這一強行遷徙計劃，雖然先不過四十六島（山），但由於這些大島嶼承擔著交通樞紐和市場、補給等作用，在失去了這些重要生活補給場所後，導致舟山群島大小數百島嶼相繼被棄，可這些島上房屋、道路、水利等生活甚至軍事設施卻都一應俱全，放棄這些島嶼客觀上給走私集團以及海盜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極好的溫床，所以即使沒有倭寇，也遲早會有安南寇、滿剌加寇、佛郎機寇等等海盜出現。事實也證明，最後倭寇之亂的頂峰時期倭寇們在東南沿海落腳的據點，正是這些被明政府強行廢棄的島嶼。如果這些島嶼當初不被廢棄，居住著大量百姓並部隊駐紮，倭寇們要想在沿海地區找個隱蔽而可靠的落腳點，可以說是很困難的。而現在隨便找個島嶼就可以馬上入住，連建設都不需要，又由於完全沒有明軍和百姓存在，所以相對很隱蔽，幾乎沒有情報外泄的擔憂，這又怎麽不叫他們欣喜若狂呢。
事實上後來明軍在剿滅倭寇時，一直對倭寇的動向掌握困難，在沿海地區疲於奔命，是與此有著直接關係的。
為了“海禁”這個“片板不許入海”愚蠢的閉關鎖國政策，朱明皇帝和政府以及那些所謂的國家精英、清流大臣們，強行毀掉了本國數以十萬計的百姓家園，花費莫大的費用，百姓們被迫背井離鄉損失慘重遷入內地，可結果卻是給海盜和倭寇造就了便利條件，這可真是狠狠地自己抽了自己一個脆響的大嘴巴。
眾所周知，在明嘉靖、萬曆年間的中國南方，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當時主要的工商業，是絲織業、棉紡織業、陶瓷業、冶金工業，另外則是茶葉和藥材等行業，可類似絲織業這樣的高、中檔消費品國內市場並不是非常大。在一定的生產力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市場，生產方式是不可能改變的，因此江南之所以早早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和當時民間海外貿易的大規模興起有著極大的關係。
我們知道，正是十五世紀後歐洲各國新航路的開闢，才導致了它們的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譬如當白銀通過國際貿易渠道流動時，它所經過的地方必然發生下述現象：物價迅速上漲，貨幣貶值，投機活躍。傳統的經濟關係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而這卻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的國家階級關係的變化，因為在價格革命中，受損害較大的有兩部分人：一是按傳統方式收取定額貨幣地租的封建地主，他們的實際收入因貨幣貶值而減少，陷於貧困破產；二是城鄉僱傭工人，由於他們處於被雇用的地位，而國家為保護僱主的利益，則一再頒布限製提高工資的法令，致使工資的增長幅度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
因此，在價格革命中獲利最大的是商品生產的經營者，如手工工場主、資本主義農場主、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農牧場的新貴族，還有繳納定額貨幣地租的富裕佃農。
對英法等國家來說，價格革命還替他們初步理順了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時期的價格體係。因此，在英法等國內經濟體係能夠較順利地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國家裏，價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製度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所以，恩格斯才在《論封建製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中這樣說道：“航海事業根本是與封建製度格格不入的”，而當時的朱明王朝，雖然擁有鄭和下西洋那樣強大的航海能力，卻在此後反其道而行之，嚴厲打擊中國本土海洋經濟的發展，固執地繼續著“重陸輕海”、“重農抑商”的祖訓，就此扼殺了中國走向海洋、發現新世界的可能。
在一個嶄新的“大航海時代”麵前，麵對海洋經濟，中國歷史在朱明王朝手上被強行扭轉船頭轉了個u字彎。
二，“巨寇”汪直
汪直（又作王直），正是那時亞洲最大的民間航海貿易集團首領，同時與其並稱的還有許棟、徐海等人。
汪直是徽州歙縣柘林人，又稱王直、汪五峰，號五峰船主。《明史》稱汪直，黃宗羲則稱其母為汪嫗：“直，歙人，母汪嫗”，而汪直之侄與義子也均姓汪，因此汪直似應該姓汪不姓王。
汪直出身應該比較窮苦，《籌海圖編》說他“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則道其成年後，先與徐惟學等人做鹽販，但後來以為“國中法製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逍遙哉”，於是和葉宗滿等人南下廣東，“造巨艦，收帶硝黃、絲棉等違禁之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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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明朝海防鬆懈倭寇乘機掠奪沿海這個問題，如果從根本上來看，這還得說明朝政府的不是，至少是因處理不當而導致。
在明洪武十九年時，朱元璋下令廢昌國縣，二十年又強行把舟山群島等四十六島（山）的居民全部遷入內地，但據明範表的《玩鹿亭稿》道，當時浙東沿海向無海盜，漁民們也遵紀守法以出洋打魚樵柴為生，還沒有進行海外貿易。
而明政府這一強行遷徙計劃，雖然先不過四十六島（山），但由於這些大島嶼承擔著交通樞紐和市場、補給等作用，在失去了這些重要生活補給場所後，導致舟山群島大小數百島嶼相繼被棄，可這些島上房屋、道路、水利等生活甚至軍事設施卻都一應俱全，放棄這些島嶼客觀上給走私集團以及海盜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極好的溫床，所以即使沒有倭寇，也遲早會有安南寇、滿剌加寇、佛郎機寇等等海盜出現。事實也證明，最後倭寇之亂的頂峰時期倭寇們在東南沿海落腳的據點，正是這些被明政府強行廢棄的島嶼。如果這些島嶼當初不被廢棄，居住著大量百姓並部隊駐紮，倭寇們要想在沿海地區找個隱蔽而可靠的落腳點，可以說是很困難的。而現在隨便找個島嶼就可以馬上入住，連建設都不需要，又由於完全沒有明軍和百姓存在，所以相對很隱蔽，幾乎沒有情報外泄的擔憂，這又怎麽不叫他們欣喜若狂呢。
事實上後來明軍在剿滅倭寇時，一直對倭寇的動向掌握困難，在沿海地區疲於奔命，是與此有著直接關係的。
為了“海禁”這個“片板不許入海”愚蠢的閉關鎖國政策，朱明皇帝和政府以及那些所謂的國家精英、清流大臣們，強行毀掉了本國數以十萬計的百姓家園，花費莫大的費用，百姓們被迫背井離鄉損失慘重遷入內地，可結果卻是給海盜和倭寇造就了便利條件，這可真是狠狠地自己抽了自己一個脆響的大嘴巴。
眾所周知，在明嘉靖、萬曆年間的中國南方，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當時主要的工商業，是絲織業、棉紡織業、陶瓷業、冶金工業，另外則是茶葉和藥材等行業，可類似絲織業這樣的高、中檔消費品國內市場並不是非常大。在一定的生產力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市場，生產方式是不可能改變的，因此江南之所以早早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和當時民間海外貿易的大規模興起有著極大的關係。
我們知道，正是十五世紀後歐洲各國新航路的開闢，才導致了它們的商業革命和價格革命，譬如當白銀通過國際貿易渠道流動時，它所經過的地方必然發生下述現象：物價迅速上漲，貨幣貶值，投機活躍。傳統的經濟關係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而這卻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的國家階級關係的變化，因為在價格革命中，受損害較大的有兩部分人：一是按傳統方式收取定額貨幣地租的封建地主，他們的實際收入因貨幣貶值而減少，陷於貧困破產；二是城鄉僱傭工人，由於他們處於被雇用的地位，而國家為保護僱主的利益，則一再頒布限製提高工資的法令，致使工資的增長幅度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
因此，在價格革命中獲利最大的是商品生產的經營者，如手工工場主、資本主義農場主、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農牧場的新貴族，還有繳納定額貨幣地租的富裕佃農。
對英法等國家來說，價格革命還替他們初步理順了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時期的價格體係。因此，在英法等國內經濟體係能夠較順利地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國家裏，價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製度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所以，恩格斯才在《論封建製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中這樣說道：“航海事業根本是與封建製度格格不入的”，而當時的朱明王朝，雖然擁有鄭和下西洋那樣強大的航海能力，卻在此後反其道而行之，嚴厲打擊中國本土海洋經濟的發展，固執地繼續著“重陸輕海”、“重農抑商”的祖訓，就此扼殺了中國走向海洋、發現新世界的可能。
在一個嶄新的“大航海時代”麵前，麵對海洋經濟，中國歷史在朱明王朝手上被強行扭轉船頭轉了個u字彎。
二，“巨寇”汪直
汪直（又作王直），正是那時亞洲最大的民間航海貿易集團首領，同時與其並稱的還有許棟、徐海等人。
汪直是徽州歙縣柘林人，又稱王直、汪五峰，號五峰船主。《明史》稱汪直，黃宗羲則稱其母為汪嫗：“直，歙人，母汪嫗”，而汪直之侄與義子也均姓汪，因此汪直似應該姓汪不姓王。
汪直出身應該比較窮苦，《籌海圖編》說他“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則道其成年後，先與徐惟學等人做鹽販，但後來以為“國中法製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逍遙哉”，於是和葉宗滿等人南下廣東，“造巨艦，收帶硝黃、絲棉等違禁之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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